解决全球化问题需要全球伦理

时间:2022-09-12 07:58:26

解决全球化问题需要全球伦理

【摘 要】 随着时展,世界正兴起全球化浪潮,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融入这一巨浪之中。全球化有利也有弊,它既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全球化问题,例如文明冲突、贸易摩擦、环境污染、削弱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寻求全球伦理。本文首次对全球化问题与全球问题作了区分,初步提出了在国际法与全球伦理的前提下,构建德法并用的国际社会这一新的思想。

【关键词】 全球化 全球伦理 全球化问题 全球问题 德治 法治

1. 全球化带来哪些问题

伴随现代高科技飞速发展,尤其是电子通讯,交通工具,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国家间的交往已打破原有的时间与空间障碍,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言:“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地球村”。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世界正兴起全球化浪潮,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这一时代潮流之中。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促进了世界和平,其有利的方面有目共睹。但任何事情都有利则有弊。全球化也不例外,伴随它的兴起,引起了一系列全球化问题。

在此,笔者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全球化问题与全球问题的区别。全球问题主要指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在同一时期,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同该问题困扰,具有全球性、综合性,挑战性、超意识形态性。例如,“四P”问题,即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污染(Pollution)、核扩散(Proliferation);腐败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原料问题等等都属于全球问题。全球化问题主要指由于各国间相互来往、交流、互动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演变成全球普遍性问题。例如环境问题,南北问题,问题,文明冲突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等。全球化问题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性,强调多国间的融合与碰撞;而有些全球问题则可以不强调互动性。例如艾滋病问题属于全球问题,但不属于全球化问题。全球化问题与全球问题既有差异也有相同之处。例如,环境问题就属于二者共同问题。可见,全球化问题不等于全球问题,全球问题包含全球化问题,后者属于前者。以下仅四方面谈谈全球化问题。

1.1文明冲突

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来已久,而伴随全球化的兴起,文明冲突问题将更显突出。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国家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冲突。他也说: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1]。 文明冲突其实是文化全球化的负效应。

最近,美国拍摄的一部涉嫌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影片《穆斯林的无知》引爆了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地穆斯林民众的反美示威及袭击美国使馆的行为。穆斯林民众反西方的示威越演越烈,9月11日在利比亚班加西袭击美使馆事件最为严重,事件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和3名外教人员身亡。反美暴力袭击只是中东危机转向新危险的开端。13日,伊拉克多地举行数百人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这部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的影片。示威者走上各地街头,呼喊反美口号,高举反美标语,一些标语上写有号召伊斯兰国家关闭美国使馆、抵制美国和以色列产品的字样,部分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这次发生在9-11纪念日的袭击一定会深深触动美国,也触动整个西方。美国西方同阿拉伯世界的文明冲突并未因革命而淡化。相反,阿拉伯民众对西方的不满,两个文明发生尖锐冲突的几率在增加。

文明冲突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显得尤为突出,如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文明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国家冲突的主因。

1.2环境问题

目前,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环境恶化现象。而伴随全球化的加剧,环境问题在全球事务中也日益突出。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和整体关联性,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通常会涉及多个国家,从而引发国际环境纠纷[2]。例如,1984年发生的印度博帕尔污染事件,90年生的比利时“二恶英”公害事件等导致了重大国际环境纠纷。

全球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土地荒漠化 、水体污染 、海洋污染等。气候变暖主要是源于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气温逐年升高。据科学家预测,21世纪,全球总的温度将升高1.5-4.5摄氏度,随之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南极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假如海平面上升20-140厘米,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海滨城市将面临灭顶之灾,许多地势低洼的岛屿国家或地区,像马尔代夫国家的生存将受到威胁,甚至被海水淹没[3]。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最深远的挑战,哥本哈根会议这么认为“减排不利可能引发全球健康灾难”,减排问题已成为国际环境纠纷争论的焦点。固体废物污染主要来源于生活垃圾,世界许多城市都被生活垃圾污染所困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术无力处理日益严重的垃圾污染,加之不少发达国家为转移污染而将本国含高放射性的电子垃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发达国家为转移污染,通过跨国公司的渠道,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生产,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水体,土壤和大气污染,引发环境纠纷,加深了南北矛盾。

总之,全球环境问题严重困扰着人类,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

1.3削弱

二战后,各类国际组织蓬勃兴起,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地位逐步提高,尤其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政府间组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行为主体角色和行为模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全球化发展促进了当代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多样化。原来认为完全是各国家范围内的国内政策正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成为国际谈判的因素,国内问题日趋国际化。传统的国家观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这一问题俞可平先生在《全球化与国家》书中已有论说。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观,最明显的例子是人权观问题。人权政策本属于每个国家国内事务,随着全球化发展,人权问题已成为全球普遍性问题。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人权法体系,包括了专门用以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人种、移徙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权利的有关标准。为此,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人权理事会,以便保护和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全部人权,联合国秘书长将人权事务视为一个中心任务。可见,传统国家分内的人权政策已受到制约,受到来自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挑战。

1.4贸易摩擦问题

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繁荣;国际贸易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全球化。然而,随着各国国际贸易额连年攀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频频发生。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的贸易战。

贸易摩擦事例层出不穷。 例如,1993年,欧盟开始实施香蕉进口制度,通过许可证制度、配额制度等对香蕉进口进行限制,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了欧美香蕉贸易战。自从中国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逐年增加,而两国间的贸易摩擦次数也逐年加大;美国纺织品特保、轮胎特保案、对华反倾销等问题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内容;美国曾对中国DVD、钢铁等产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并相继在钢铁案败诉;2003年11月18日,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对来自中国产的胸衣、长袍、针织品三大类纺织品设立新的配额限制,以限制进口中国纺织品;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中美间的贸易关系。最近,中欧之间又引发了光伏贸易战。今年9月6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启动对中国出口的所有太阳能光伏组件和部件(包括太阳能电池片、硅片)进行反倾销调查--涉及中国210亿欧元出口、上千家企业存亡和40万人就业。由于欧洲市场占到中国光伏企业销售市场的70%以上,一旦反倾销成立,这起始于2012年7月25日的贸易诉讼将给中国光伏带来毁灭性打击。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公开呼吁欧盟在此问题上应采取公正立场,中国商务部也派出代表团奔赴欧洲,就光伏反倾销事件与德、法两国政府相关部门及欧盟委员会进行交涉;事件正在进展中,这场数额巨大的贸易战将会持续很久。

类似现象还很多。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国际贸易战将越演越烈。贸易摩擦由此成为全球化重大问题。

2. 解决全球化问题需要全球伦理

以上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难题? 传统的途径是依据国际法理论,通过国际会议进行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例如,联合国大会、世界环境大会,世界人权会议,世界卫生组织会议,WTO会议等。应该承认,国际会议对解决全球化问题起到重大作用。然而,光靠国际法以及国际会议不能完全解决全球化问题。这就是为何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了多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问题上仍无法妥协;WTO规则已经完善,WTO会议经常召开,然而贸易摩擦问题仍旧不断,贸易歧视、贸易壁垒等现象依然存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世界宗教会议频频召开,然而文明冲突问题仍然严峻。事实说明国际法不是万能的,依靠国际法而行的法治不能根本解决全球化问题。在全球治理中,不仅需要法治,还需辅以德治,诉诸伦理机制调节并约束国家间行为是更佳途径。这种伦理机制便是全球伦理。

首先提出全球伦理概念的德国学者孔汉思在《寻求全球伦理标准》一书中说:“随着人类文明进入2l世纪,世界也进入了一个可以和工业革命相比的深刻而影响深远的转变时期。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困境也全球化了,此即人口、环境、发展、失业、安全以及道德与文化的堕落问题。”[4]。孔汉思也说:世界正处于这么一个时期,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多地由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术、世界性经济、世界性文明所塑造,它也需要一种世界性伦理.换言之.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各文明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已经进入一种全球化时期,它们也迫切需要一种“全球伦理”。国内一些学者也呼吁通过建立全球伦理来化解全球化矛盾。如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主张:“伦理学必须应用于全球化,我们需要一个伦理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伦理是全球化的伦理也未尝不可”[5]。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认为:全球伦理解决的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应该是跨文化、跨地域的问题[6]。 还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建立一种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要地和可能的”[7]。可见,国内外一些学者主张在伦理道德的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不仅诉诸法制来解决。在和平与发展主题的今天,通过伦理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缓和各种矛盾与冲突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全球伦理的原则是什么呢? 孔汉思认为是东西方道德金规,他说:“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8]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肯定了孔汉思思想,并提出“底线伦理”的概念。“底线伦理”即是全球伦理,其包含的道德原则主要是:“人其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前者意指“每一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后者出自孔子的思想。二位学者观点大同小异。

笔者认为东西方道德金规中的“己”、“人”、“你”即指人与人关系层面,也指国与国的关系层面。道德金规作为全球伦理原则的表述可看着“国所不欲,勿施于国”。拿环境问题来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其实质涉及各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利益,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表现为激烈的国际外交斗争[10]。无论是《京都议定书》、《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还是《哥本哈根协议》等条约如不能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不能达成一致的伦理观念,条约定的再多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碳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大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降低污染;发达国家人均消耗的自然资源要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气候变暖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污染谁治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发达国家将高污染的企业以及高放射性电子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行为都有悖于全球伦理,假如发展中国家也这样对待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会怎么想?“国所不欲,勿施于国”,这是国之常道。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也应如此,在共同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前提下,达成“国所不欲,勿施于国”的伦理共识,才能妥善解决贸易壁垒,贸易歧视,反倾销等贸易问题 。对于削弱问题,任何国家不该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西方有些国家实行双重人权标准,对自己一套,对别国则另一套,以人权为借口,以联合国为旗帜,对他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向别国施压,干涉他国内政,侵犯别国,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你不想别国干涉你国,你也应不干涉别国,国家间只有付诸道德伦理,平等相待,才能和睦共处,才能避免没必要的纷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国家间以诚相待的底线。在这一底线下建立国际秩序属于全球治理中的德治。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国际社会也是如此。为解决全球化问题,除了凭借国际法及相关规则外,还需诉求全球伦理。在国际法与全球伦理的前提下,构建德法并用的国际社会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途径。

参考文献:

[1]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 新华出版社 2010年1月第1版 P161 页.

[2] 《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 蔡拓 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P115.

[3] 同(2)P106-107.

[4] 互动委员会:《寻求全球伦理标准》,

[德]孔汉思、库舍尔编: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

[5] 赵敦华 :“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P14.

[6] 万俊人著:《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页.

[7] 转引《国际政治全球化与国际道德危机》 韦正翔 著 2006年1月第1版 P326.

[8] [德]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9] 何怀宏 著 《伦理学是什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P198.

[10] 同(2) P12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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