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文气论与桐城传承

摘 要：文气论是桐城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文论的发起，始于刘大提出“神气音节”说。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的文章要义之后，曾国藩在咸同之世增加“经济”一条，桐城文论已经几于完备。作为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在其指点之下继承桐城派文气说，提出为文以“自然”为最终的美学追求。在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过程中，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的影响不可小觑。两人在河北期间的书信往来，促进了张裕钊对行文技法的思考。在教授生徒时，张裕钊从文气论的角度，影响着后期桐城派的古文创作趋向，直接反映了张裕钊在后期桐城派传承中的作用。

关键词：张裕钊；吴汝纶；文气论；桐城派

“气”原本为上古哲学概念的一种，由自然之节气变化引申至人的精神状态和理想追求。魏晋以降，“气”逐渐进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之内，从而形成文气论之说。孟子所论之“气”，如“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仍集中于思想层面。《典论・论文》称“文以气为主”，将文章分为“清”、“浊”两体，作为批评的准绳。{1}延及清代，桐城派承继唐代韩柳及明代唐宋派归有光之余绪，将“气”列为古文要素，从古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两个层面，深化文气说的演绎和影响。

一、桐城文论对张裕钊的影响

早年张裕钊喜爱南宋曾巩之古文，不好为时文。《清史稿》本传称其“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2}。故而，在应礼部试时深受曾国藩赏识。③由于学曾巩文易伤于柔弱，因此曾国藩建议其从桐城姚鼐之说出发，多读扬雄、韩愈等人文章，参以两汉古赋，以增加文章雄健阳刚之气：

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4}

关于古文分阴阳刚柔之说，姚鼐于《复鲁非书》中所论甚详：“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1}阴阳为天地之气，由此自然之道出发，姚氏继而论文章之阳刚与阴柔须判然两端，方可言文。事实上，桐城派诸人的文章自方苞、刘大以来均偏于阴柔，这也是深受当时文人批评之处。

刘大和姚鼐均从学习曾巩文章入门，故其文章气势较为柔缓。刘大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的主张{2}，这与朱熹主张的“理”为本体、“气”为显现自身媒介的哲学思想颇有契合。刘大所宣称的“气”，仍集中于文章作者的创作动机。为了更好地表现“气”，刘氏强调音节的作用：“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③音节虽是文章细节之处，但可由此见出作品神气之高下，因而有“因声求气”之说。“声”和“气”成为桐城义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乾隆中，姚鼐承继刘大的文学主张，论文亦强调神气和音节，同时细化并加入新的论文语汇，认为“意”与“气”之结合，因而才有文辞音节之高下，故而有“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哉？”{4}“神”与“意”是文章之根本，音节声律虽为文章末节，但却是“神”赖以存在的载体。两者虽有精粗之别，但均是古文不可或缺的要素。

曾国藩在姚鼐的基础上主张调和阴阳之气，以古赋、诸子、韩柳文法补救桐城文阴柔之不足。咸丰九年（1859）八月，在书信中曾国藩建议张裕钊多读古赋、韩柳之文以救文章气体之后，张裕钊又亲至黄州曾国藩行署中请教文辞。此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张裕钊与曾国藩还多次以面谈或书信往还的方式，研讨文章之法。{5}在彼此论文的过程中，曾国藩极为重视文章之“气”：“张廉卿来，与之论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6}如要寻找工于古文的途经，“气”是最关键处。对于张裕钊古文的精进曾国藩亦以“气”之流畅许之：“廉卿之真气流转，奖许之过，期待之厚，诸无以副之。”{7}由此可见，在曾国藩教授和评价古文时，文章之“气”尤为重要。

曾国藩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影响甚巨。经曾国藩指点，张裕钊由唐宋文上溯先秦两汉古文，学习汉赋、《史记》中的文字和风格，以增加文章雄直之“气”。《濂亭文集》中读《史记》而作的《书外戚世家后》、《书越世家后》等文章，对于司马迁的辞藻、行文风格及章法有所探究。在论及《史记・萧相国世家》“以帝尝繇咸阳”二句时，张裕钊认为其“紧接上文，一气直下，便随手宕出奇致”{8}。亦以字句为文章行文之“气”的关键。

二、吴汝纶与张裕钊文气论

吴汝纶{9}曾评价张裕钊的文章有恢诡廉劲之风，能继曾国藩而有所扩者：

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伟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1}

桐城吴汝纶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四弟子”，二人均为晚清桐城古文大家，被时人并称“张吴”{2}。在接受曾国藩指点之后，张吴二人二十余年间以谈话和书信的方式讨论古文章法，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同治七年（1868）秋，张裕钊与吴汝纶结识于江宁曾国藩两江总督府，两人对彼此的古文均十分推崇。张裕钊认为吴汝纶的古文“诚辨博英伟，气逸发不可衔控”③，吴汝纶则谓张裕钊之文“多劲悍生炼，无恬俗之病，近今能手也”{4}。十月，张裕钊与吴汝纶促膝长谈，共同商讨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其谓气脉即主意贯注处，言最切当，又谓为文大要四事――意、格、辞、气而已。”{5}十月十五日，张裕钊与吴汝纶、方宗诚在深夜畅论经史文章。{6}在友朋来往之际，张裕钊已然提出自己的古文主张。张裕钊所论为文要事之“意”、“格”、“辞”、“气”，最终达到平淡阔远的文风。张裕钊对于四者关系的界定在同治九年（1870）与吴汝纶的论文书中表述得以彰显：

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7}

在文法上，文章须以“意”为主，“词”、“气”、“法”都用来辅助“意”，而文章最终追求的仍是“自然”的风格。“词”是“意”的载体，要想文义畅通，须因声求“气”，有“气”为助，才能行文通畅，一意贯通。“法”即是“格”，是文章字句组织的准绳。文章之“意”是主体，“词”能表达“意”，“气”运转文章之中，是“词”带来的效果。这一切运转文章之“法”，皆一概出于“自然”。

姚鼐论古文有八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统摄“理”，张裕钊将其总括为“意”；“气”、“味”即文章中纵贯的作者才气和字句周折之间体现出的行文之气；“格”、“律”，是为古文之法度；“声”、“色”更是细化到文章中所用的“辞”的作用。故而，张裕钊所提出的文章四事，实际上是姚鼐古文说的总结。

在坚持义理、考据、词章并重的桐城宗旨的同时{8}，张裕钊又提出学习古文的门径――“为文之要，其始在熟读古人之文”，在读书时参究其“声气”，能够更好地追寻作者的“精神命脉”。{9}因声求气，通过熟读古人之文，可以深刻体会到古文章法和酝酿其中的作者之气。“读”不仅是阅读，还有朗读的方法，“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10}这一方法源自桐城方、姚，张裕钊将其作为独得之秘传诸弟子。

三、古文之“气”的讨论和影响

晚年，张裕钊的文论更加成熟，这在与吴汝纶的通信中有诸多反映。为了更好表现文章之“气”，张裕钊对于“声音之道”的重视远过方、姚等人：

裕钊近看《惜抱文集》及《古文辞类纂》，似姚氏于声音之道，尚未能究极其妙。昔朱子谓韩退之用尽一生精力，全在声响上着工夫。匪独退之，自六经、诸子、《史》、《汉》，以至唐、宋诸大家，无不皆然。近惟我文正师深识此秘耳。{1}

程朱理学是桐城派的思想根源，朱熹论文的主张也是桐城派诸家学习接受的典范。曾氏教导古文，认为应从“气”字入手。张裕钊继承这一主张后，进一步强调发详更细处之“声”，将文章“声音”的重要性由唐宋古文上升至六经。吴汝纶对此说法表示赞赏：

承示姚氏于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为抗队、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申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机势之自然，非必有意于其间，而故无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气之未充者也，执事以为然乎？{2}

作者才气必须通过文章行文来展现时，以往被视为细枝末节的“声音”和由此形成的文章之“气”就成了写作者必须重视的要素。为了文章行文通畅，则须强调声音节奏变化对于气体昌健的重要性。这一要求以唐宋古文的行文技巧为标准和模仿对象，“然果尽得古人音节抗坠抑扬之妙，则其气亦未有不昌者也”③。

在评点吴汝纶著作时，张裕钊均以“气”为文章成败之关键。在张氏看来，文章之“气”不外乎雄奇与平淡，而张裕钊欣赏的古文境界是“平淡”、“自然”。想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降心下气，遏抑雄怪，归之平淡，一意务为顺成和动之音，则与道大适矣{4}。”平抑文章之“气”，排除“雄怪”，以“平淡”为和顺之“音”，方能成文之大道。由于吴汝纶行文之气稍显躁进，张裕钊认为吴氏未能调和“雄奇”与“平淡”之关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而言之，曰声调而已矣，熟读而已矣{5}。”熟读前辈诸家之文，将前人运筹文字的方法熟稔于心，方能在创作中体会到音节不协调处，才能有所改进。

在张裕钊看来，吴汝纶的文章偏于雄奇之气，在音节上则不甚协调。其文章之立意固然甚高，“所微不足者，音节、气韵未能顺成和动，自然入妙耳”。音节不协，则气韵不顺，如此就会影响文章之“意”的表现。“鄙意宜取欧阳公、苏子瞻及姚惜抱、曾文正诸家最高之文，降心求之，寻其自然之妙”{6}。解决的途径自然是通过熟读欧、苏、姚、曾等人的文章，平抑心中雄奇之气，力求在文章中彰显自然平淡的风格，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为文之“意”与“道”。

对于生徒，张裕钊同样重视文章之“气”。通州范当世是张裕钊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初遇范当世，张裕钊便惊讶其文章“辞气诚盛昌不可御”{7}。这在写作古文的实践中是难能可贵的。在张裕钊的文气论中，“气”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范当世将张裕钊“评以为气格逼近昌黎”{8}的评语录于文末，这更显示了张裕钊文气论对生徒的影响。

光绪十三年（1887）秋末，施补华《复张廉卿书》云：“大著《濂亭文钞》，华于去岁读之，以柔笔运刚气，旋折顿挫，自达其深湛之思，并以经术辅之。此于归、方作家所谓造其堂、哜其者也，无任佩服。”{9}“气”已不是单纯的对作者才气的描述，而是细化到字句转折中所显露的文章之气。刚柔并济是曾国藩以来桐城文人的追求，一切关于文章“意”、“法”、“气”、“声”等的讨论，均是为了达到文章浑融自然的理想境界。

作者简介：孙莹莹，香港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