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眼中的中国问题

在克氏看来，美国已经不能再承受太大的消费，不能再成为一个举债消费的国家。中国也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于5月上旬到了中国，随即在一周的时间里与中国经济领域的聪明头脑们针锋相对地论战，并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且不局限于经济本身。

“最初《纽约时报》请我撰写专栏时，只是希望我写一些有关新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章，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政治。”克鲁格曼说。

从报道中得知，他以批评者和“毒舌”著称。他曾成功预测出亚洲金融危机，他一直指摘布什政府的错误决策导致美国出现危机，如今奥巴马的救市政策也被他认为远远不够且缺乏直接性。

在克鲁格曼眼中，2009年的经济小幅复苏，只是使世界经济刚刚走出“重症监护室”，经济复苏速度仍然会比较缓慢，很有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那样进入“失落的五年、十年”。

和那些受邀来到中国后高唱赞歌的场面主义者相比，他是那种观点颇为犀利且往往能一语中的的家伙。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或者批评，无论在将来被证明为对或错，都是我们当下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

人民币难成国际货币

“我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了，如果我活得足够长，还是有希望看到的。”克鲁格曼解释说，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时间，需要这种货币被第三方广泛使用，同时，还需要有非常深厚的债券市场。欧元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没能撼动美元的地位，原因便在其没有一个完善的债券市场。

在G20金融峰会召开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连发三文，倡议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提高人民币国际货币的地位，以及建立超货币的构想。此后，得到了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声援和支持。

事实上，中国也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去年底至今，中国央行与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周边8国签订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并相继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签订了总规模达46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这一系列密集动作，迈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分析人士普遍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抱有很大期待。在这时，克鲁格曼给所有对人民币寄予厚望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

除此之外，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人民币也有着升值的必要性。“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资金流动是向内的，但是经济危机发生之后，资金流动是向外的。每年美国财政部都会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国是否在操纵汇率，所以我认为目前我们讨论的并不是汇率是否过高，主要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克鲁格曼说。

中国面临出口危机

“盈余国家不注重内需，将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克鲁格曼说。过去贸易盈余的国家是帮助其他的国家，因为它是向它们提供便宜的产品，但是在如今这个失业率攀升的世界，过去的原则再也没有道理了，盈余的国家成为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带给别人好处。

现在美国的态度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贸易盈余，就会使其他国家非常生气，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将来中国的盈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贸易紧张，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外贸轻内需是和国家政策有重要关系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贸易收支存在不平衡，而中国是贸易盈余最大的国家，这并不是中国高储蓄率单一原因造成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汇率政策。”

所以，盈余国家是不是更加注重内需，将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预言。

“中国经济很独特，很难找到它的走势，但是我可以这么说，中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来自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来减少贸易盈余，并且更加注重国内市场和内需，因为所有国家都深陷困难之中，将来的几年当中，中国贸易盈余将成为世界关切的重点。”克鲁格曼坚信，如果中国没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很多国家都会对中国施加压力。

对外经济依存度颇高的中国经济，长久以来的贸易顺差为经济的飞速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在克鲁格曼看来，这恰恰导致了危机的产生。出口的偏废限制了内需，贸易的盈余又促使美国等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这两点来看，出口危机也并非言过其实。

克鲁格曼还说，他非常希望表达一些乐观的观点，但是每次都失败，现在也很难有一个乐观的观点，虽然整个世界经济没有自由落体式地再崩溃，但是经济危机可能一到两年是很难复苏的。

中国没有钱?怎么救世界

中国的整体富裕程度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而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权人。一定程度上，中国等新兴国家都成为美国的债主，成为美国过度消费的支持者。中国向世界输出商品与劳务，事实上中国更需要这些东西。这是克鲁格曼所表言论中，不能让人质疑的。

在克鲁格曼看来，中国所采取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无异于“逆流而上”：一方面私营资本流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把资本输出到国外。而且这不是自然市场的结果，而是政府政策影响的结果。这对于中国自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尽管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但中国本身并不富裕，钱应该留着自己用。

对于克鲁格曼的批评，我们不仅要思考一下，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虽然有美国政策的诱导和美元强势的诱惑，但没有人强迫我们把产品卖到美国、把盈余换成美国国债。我们自己是不是过于重视顺差、忽视了内需？有没有过于强调GDP的规模扩张和经济指标意义上的增长？

当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之后，当美联储加印美钞应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的错误埋了多少单？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普遍赞誉中国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由中国“海外购房团”等消费群体引领的海外消费浪潮转化成为国外的内需。而我们自己的内需则不温不火，出口也已经一落千丈。我们又不仅要思考，克鲁格曼口中的出口危机不是正在发生吗？相较之下，经济学家们眼中的比较优势已经转化为别国的比较优势，成为我们自己的劣势。

克鲁格曼认为，比较优势决定了大概你是出口什么东西，但不决定你出口量是多少，而且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还处于相对比较贫穷的快速发展的阶段，却成为资源输出国，这是不多见的。

“中国增长快速，内部的需求也会很大，比如医疗体系还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完全可以把钱用在国内，为什么一定要生产那么多产品输出到海外呢？”克鲁格曼的潜在意思是，整体富裕程度远远不能和美国相比的中国，还不算有钱，还口口声声要救世界，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

在对中国内需与出口的批评之后，克鲁格曼并未放过对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而之前的批评恰是对政策批评的一个铺垫。他说这归根结底还是政策问题。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利用了汇率市场的保护来循环它对外部世界的贸易剩余，把流入的私营资本通过外汇的控制输出，中国通常情况就是大量的贸易盈余，大量的资本流入和相当一部分的资本输出，这是中国的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导致的，这个规模很大，相当于中国政府在国内大幅度地举债然后把钱借给国外，这是政策的结果，不是市场自然的结果。

在中美这种关系终结之后，在克氏看来，美国已经不能再承受太大的消费，不能再成为一个举债消费的国家。中国也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