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水污染”

2月20日早晨六点多，正是盐城市民们做早饭的时候。就在此时，盐城市的许多居民家中传出了这样的惊叫声：“自来水有味，臭了！”

几乎就在同时，6点45分，占全市供水量70%的城西水厂值班人员突然发现水有一股强烈的异味。

“我们很快组织检测人员对原水和出水的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原水已受酚类化合物污染，第一次检测的指标已经达到了0.120mg/l，远远超过国际标准0.002mg/l。为此我们迅速采取了减压处理。”城西水厂一位检测人员对记者说。

7点10分，盐城市政府先后对受到污染的城西、越城两个水厂实施紧急关闭。因为事发突然，停水很快影响到了近30万居民的生活用水，部分宾馆、酒店和企事业单位也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盐城市环保部门迅速调派了4个工作组沿河巡察，海事部门也派出海巡艇加大巡察力度，很快就确认了污染源是城西水厂水源地――新洋港河上游10多公里的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从事件发生到23日凌晨3点盐城市政府正式同意水厂供水，30万市民经历了近三天的“水危机”。停水带来了难以预料的麻烦：用以供水的一辆辆消防车在水厂和小区、学校、医院门前排起了长队；人们纷纷涌入超市抢购瓶装矿泉水、纯净水……

“水污染事件”谁之责？

含酚废水是当今世界上危害大、污染范围较广的工业废水之一，这样的工业废水排进了饮用水源处显然是一起人为因素引起的污染事故。既然是人为引起，那就应该追究肇事者，失职者，以及监管失职者的责任。

奇怪的是，给数十万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水污染事件，现在却还没有任何一位责任人主动承担责任。大家唯一知道的是，责任的主体是名为“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的企业。

不能不说，这俨然已经成了当前很多地方处理突发污染事故的一种潜规则。开始先是以事件过程细节未清楚，要成立所谓的调查组来进行调查，然后慢慢的拖延，等公众舆论焦点逐渐转移到其它新的公共事件上去了。再迅速的出台调查意见，迅速地找一、两个替罪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这种过程中，很多人就可以顺利推卸责任，逃脱问责。

据悉，近年来，盐城曾连续发生了多起水污染事故。几年前，同样是这家企业向蟒蛇河内偷排化工污水，导致了该市自来水出现异味。大大小小的污染事故如此频繁的发生，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为失职？根源就在于这种权责关系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履行应该履行的工作职能，没有真正对公众负责。

最新消息显示，江苏省盐城市对水污染事件责任人作出处分决定，包括盐都区环保局局长在内的七名官员分别受到行政降级或开除公职的处分。但是，如果在这次事件后，政府继续不作为，在工厂违规排放污水的问题上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开除再多的官员也毫无意义。

“水污染事件”之反思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环境形势十分严峻。2006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的相继实施，凸显出党中央“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的意志和决心。六中全会《决定》也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决定》强调，要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

要建设好和谐社会，就必须注重环境问题。只有在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环境里，社会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增加投入和对自然资源的更多索取。为了发展经济提高收入，人们倾向于运用各种手段调动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相对忽视了环境的承受力，这样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通过此次如此严重的水污染事故，可以看出其背后所隐藏的危机。此次事故的肇事企业为节约成本、图谋私利，而不顾后果私自排放污染物，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不少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道德正在下滑，因此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危险。甚至连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受到了威胁，可见社会急需建立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及法律来规范企业的社会行为，使之在合理的约束条件下谋求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不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

何以解忧？

针对此次“水污染事件”以及曾经轰动一时的“太湖蓝藻事件”等，可以借鉴西方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来对我国现行的环境政策进行改革。排污权交易以人们对环境容量实行有偿使用为原则，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环境资源有限性的认识，改变传统的认为环境容量可以无限使用的错误观念，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拥有排污权的单位才有使用环境容量资源的权力，而节约的排污权可以通过出售获得收益，对环境的使用或环境的保护就成为与每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对企业来说，排污权也是一种投入。企业要生产，要产生污染，就必须拥有与之等量的排放污染的权力，获得这种权力必须要花费一定的代价，排放污染就不完全是排污企业的外部成本了，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排污企业必须要考虑要么投资污染治理设备，减少污染的排放，要么为排放的污染购买排污权，如果该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较低，那么他会选择投资污染治理设备，反之，则会购买排污权。如果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足够的低，该企业会有超额治理的动机，以出售排污权取得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出售排污权将成为企业获得利润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减少排污，治理环境将成为企业有意识的行为。企业往往对如何减少污染排放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对传统工艺的技术革新，促进技术进步。

可喜的是，排污权交易方案已经在太湖流域试点施行，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一旦试点成功，国家出台相应政策以推广排污权交易方案，那么即使没有行政处罚这样的“达摩克利斯利剑”，企业也会自觉自愿的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

然而，尽管排污权交易方案“看上去很美”，但是笔者仍想泼一盆冷水，如果执政者依然或是因利益关系而放任企业的违规行为，那么再好的机制也是一场空，排污权指标同样可以通过非正当合法手段来获取，甚至可能出现政商勾结利用排污指标牟利的情况。这次水污染事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我国环境治理机制的缺失，更关键的是，环境治理机制还要得到彻底的贯彻实行。毕竟，环境并不是靠惩治几个“替罪羊”就能治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