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1 04:55:39
开学了，学校里来了许多送新生的家长。望着一张张紧张、疲惫而又兴奋的脸，听着年轻人的欢声笑语，我的心不由地泛起波澜。40年前自己上大学时的一幕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盼来北大录取通知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刚过，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完全绷紧，我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地完成了高中的学业。闷热的7月里，连续考完5场，神经有点麻木了。大考结束的当晚，学校组织大家看电影，我只记得片名叫《夏伯阳》，耳边不断传来阵阵马蹄声和“乌拉、乌拉”的喊叫声，故事情节一点也没有记住。
第二天一早，我背起铺盖卷儿，离开学校，迈上返乡大道。天刚过午，60里路已走过三分之二，望见潦河了。顾不得饥饿和疲劳，我一边跑，一边甩掉行李和衣服，一头扑进家乡河的怀抱。
到家的次日，我便加入到社员们的劳动队伍中。被太阳晒脱了皮，被边缘带着细齿的玉米叶子划伤了双臂，被秋田残留的麦茬扎破了，脚，都不以为苦。
可是到了8月中旬，仍未等到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心中不免焦躁起来。一天，一位已拿到郑州大学通知书的同学来看我。客人走后，我突然感到无比的落寞和失望。那时连省属学校的招生工作都已结束，而我却不自量力地报了北大、南开、武大这些一类学校，看来必是落榜无疑了。掩了柴扉，一人背倚院中的老枣树在槌衣石上孤坐，又把考试的细节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那时大考不发标准答案，考题也以测试综合理解能力的大题为主，作文更是单设一场，独占120分。想来想去，想不清何处是对，何处是错，躺在家里一动也不想动。娘走过来看了几次，见她端来的晚饭还没有吃，忍不住一把拽起我来，又气又怜地说：“真没出息，莫非考不上大学就不活人了?何况还没有最终定局呢!村里正演戏，你快去散散心吧!少吃一顿不要紧，可别闷坏了身子。”
谁料就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居然喜从天降。那天上午，我趁着凉快刚锄了两垅地，弟弟飞奔着把我从地里叫回去。远远看见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停在家门口，坐在树下的邮递员正把吸过的旱烟袋还给父亲，娘又端了一碗荷包蛋递到他手上。我顾不上打招呼，急忙抓起已打开的信封细看，里边装着入学通知书、新生须知和4张专供托运用的行李签。套红印成的手书“北京大学”4个字跃入眼帘，我只觉得心跳加快，眼睛也湿润了。
卖羊筹集路费北上
那时已是8月下旬，离开学不远了。送走邮递员，父亲就去公社给我办户口及粮油关系的迁转手续，顺便打听到；从家乡到北京，汽车票加火车票，再加上路上花销，大约需要20元。在当时，这对每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一道很难迈过的坎儿。才仅仅半天时间，笼罩着全家的欢乐气氛就被冲淡了许多。
下午，父亲不让我再去锄地。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挎上箩筐，拿起镰刀，出工了。尽管给生产队的牛割10斤草才记一个工分，但多干一点，毕竟会让家里的负担减轻一点。
娘在锅台前吧嗒吧嗒地拉风箱，灶火映红了她的脸，也照出了刻在额头和眼角的皱纹；父亲站在锅台后，吸几口旱烟，用长柄的勺子搅几下锅；我和弟弟倚着门框坐在门槛上，一边煮着红薯稀饭，一边又议起为我筹措路费的事。父亲抬起脚，用鞋底磕掉烟灰，轻咳一声，叹道：“只好卖羊了。”娘点点头，算是表示赞同。我知道，弟弟天天牵着羊去放，心里舍不得，但又别无良策。一家人在星光下默默吃了饭，各自拖着乏了的身子睡去。
隔天就逢集日，我和弟弟牵着羊，父亲跟在后边，天不亮就出了村。走到潦河边，东方刚泛鱼肚白，河面上飘着轻烟般的雾，晨光微曦中的沙滩泛着银色的光，高高架起的独木桥上，已有了剪影一样挑担、挎篮的赶集人。
爷儿仨在潦河镇的大集上蹲了一早上，两只羊才卖了9块钱。多亏在外公社工作的表姐得到消息，骑车走了80多里路，送来10块钱，这才解开了父母愁锁的眉尖。
秋风微凉，该上路了。清晨，我早早地起来，在屋后小河里洗了脚，倚着小石桥的栏杆换上母亲做的鞋，背起浆洗一新的土布被褥，朝城里的方向走。全家人和乡亲们送我到村口，挥手之间，瞥见父母的脸上已经挂了泪，不知是喜悦，还是担忧。
在母校提供的教室里打了一夜地铺，大清早跑到车站，同另外两位考上北大和一位考上南开的同学汇齐，乘上长途汽车离开了故乡。到火车站后，我们心急如火，4个初次离家的毛头小伙子，居然决定只要有北上的火车买票就上，谁知匆忙中挤上去的一辆火车没到北京就停了。出站再去购票，却被告知，因录取通知书上盖过“车票已售”的戳儿，不能再享受半价。
这下我们傻了眼，懊恼了半日，突然想起凭北大的牌子或许可以向当地有关部门求助。几个人一路打听着找到当地教育部门，负责接待的年轻女干部还未听完我们的诉说，便已笑得前俯后仰。她立即给车站打电话，又写了一封信函，十分利落地帮我们度过了难关。
就这样，在夕阳的余晖里，我们重新坐上北去的列车，心里踏实多了。
从此已是北大人
第二天快晌午才到北京。北大只派卡车拉行李，新生由服务人员告知乘车路线，一律坐公交车去学校。于是，出西直门，到动物园，换乘32路汽车，过白石桥、魏公村、黄庄，似乎未费多大劲儿，便进了仰慕已久的燕园。迎接我的是辅导员贾梅仙老师和二年级的同学成汉昌、郑振卿。两位学长一边一个搂住我的肩膀说：“走，先到饭厅吃饭，吃完饭，行李也该到了。”饭后，郑振卿带我到历史系的宿舍三十八斋，打开415房间，我的行李果然摆在那里。下午，铺了床、洗了澡，又和几个新生相约着逛未名湖，登湖心岛，爬了石坊，看着波光粼粼相映下摇曳的柳丝和塔影，心儿一下子醉了。这才猛地意识到，自己已是北大人。
北京的天比家乡凉，已无一丝暑气。在北大的第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日月如梭，转眼40年过去了。当初一起离开家乡的4个人中，有一位早已长眠地下，接我进校的成汉昌学兄则在作了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后病逝在工作岗位上，而贾梅仙老师辗转于床褥和轮椅之间也已有多年。世事的变迁更可谓沧海桑田。看着今天的青年人能有优越的学习条件，我感到欣慰，也忘不了自己那平淡的、带着苦味却苦中有甜的求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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