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卫生运动背后承载的爱国主题

想起那段小时候打苍蝇的往事

每个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人大概都有过一段小学时代打苍蝇的经历。打苍蝇，也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之一，还有数量要求，有时是30只、有时是40只，完成这道作业的地点自然是在苍蝇的聚集地——垃圾堆和公厕了。通常同学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学校里的公厕聚首，那时的校园多数都是平房建筑，厕所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旱厕，没有水冲设施，干净的也就是洒一些石灰或者滴滴畏一类的东西，味道很是呛人。

每个人的书包里是一定要有一个火柴盒的，还要有两根冰棍棒。自然，火柴盒要用来装苍蝇尸体，冰棍棒被用来把打死的苍蝇夹进火柴盒。所以，打苍蝇，这看似简单的活却是需要技巧的，既要置其于死地又要保留其完整尸身，因为班里的卫生委员要逐个点数，其实卫生委员点数之前，我们都已经数了好几遍。

现在的孩子听了这段打完苍蝇还要按数量上交的历史一定觉得匪夷所思，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可是一件国家布置的伟大任务。还有拣废铁、拾粪便，都是当年我们的作业，也都是为国家而做的光荣的作业。

现在想来，当年的那场运动，那些个光荣的作业，就叫“爱国卫生运动”。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职务高低，从城市到乡村，当真是一片火热。

“百度百科”对“爱国卫生运动”的描述是：在1952年由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倡导和发动的一种卫生工作形式，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反映了中国卫生工作的鲜明特色。世界卫生组织也曾经对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不仅是中国卫生工作的瑰宝，更是创造了新中国卫生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

保存战斗力的“锦囊”和粉碎敌人细菌战的“秘密武器”

其实爱国卫生运动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组织军民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搞好卫生防病工作，当作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来抓。全国爱卫办副主任白呼群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1933年，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开展全区卫生运动列为施政纲领。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了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

1949年至1952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卫生状况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现实，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卫生运动。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美援朝的历史时刻，为了粉碎美帝细菌战，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各地迅速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收效之显著，都是空前的。仅半年里，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共200多万斤，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可能不为人知的、远去的岁月。

1952年2月29日，美国飞机共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安东，也就是现在的丹东及抚顺等地，投掷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跳蚤、蝗虫等带菌昆虫30多种，投放老鼠、青蛙、死狐狸、猪肉、烂鱼等媒介物多种，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

为了抵抗美国的细菌战，当年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并发出号令：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

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杀灭其它病媒昆虫的工作。

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号召，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当时，有一篇《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和美好——记湖北浠水县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文章中写道：

城关镇发动了男女老少两千多人，从室内到室外，把地面打扫的干干净净。阴湿的角落里洒上了石灰和砂土，厕所加上了木盖。在街道上，洋砂石片的路面，像水冲洗过一样洁净……入夏以后，全县的卫生工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它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被切实执行的中心任务。全县各乡普遍开展了爱国卫生竞赛。盘龙乡在3天内发动群众300多人，捕捉老鼠1400多只……

一个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卫生运动在全国城市和乡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因为运动的目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保卫祖国，是在炽热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所以，中共中央就将此次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从此，“爱国卫生运动”在我国落地生根，蓬勃发展起来。

回到当年的“爱国卫生样板地”看看

山西省爱卫会专职副主任、省爱卫办主任高生华，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大姐，也是我国爱国卫生领域里非常有声望有影响的部级创卫专家，她曾经讲这项工作为什么叫爱国卫生工作？每个人讲卫生，就是爱国的表现，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国，首先就要从卫生工作抓起、做好，做一个讲卫生的公民，就是爱国的公民。

回顾爱国卫生运动6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从1953年至1966年，中国社会进入改造和建设时期，当时政务院发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以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劳动力为主要任务，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

主席特别重视和关怀爱国卫生运动的进展情况。他到各地视察工作时，经常要查问卫生工作。他曾在1958年来到杭州小营巷查看爱国卫生工作，当他信步走入61号大院后就查看那里像刚洗过一样的干净的饭桌和菜橱，随后又回头问聚集在屋里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当大家自豪地回答“没有苍蝇，也没有蚊子”后，微笑着点头。

在1958年7月1日，看到《人民日报》关于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后，作七律诗《送瘟神》二首来称赞这个时期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巨大成绩。在这里录此诗如下：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期间，全国范围内涌现出许多先进的典型。如杭州的小营巷、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南翔镇、无锡的浦镇、山西稷山县的太阳村和晋城市东四义村等等。一些大城市还因无蚊蝇而驰名中外。

山西省稷山县的太阳村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卫生模范村。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村内整洁平坦和绿树成荫的街道，不仅在于村内经过改良并符合卫生要求的厕所、畜圈和禽屋，也不仅在于村内的保健站、幼儿园以及理发馆和洗澡堂，更在于村内深入人心的卫生习惯。这里无论大人或小孩，一旦发现街道上有纸屑、烟头、柴草，就会自动把它拾到垃圾箱里；如果有人随地吐痰就会受到劝告或批评；这里从10岁到60岁的人都懂得不少科学卫生知识。因为该村宣传卫生知识的方法多样灵活：学校、团校、民校和小学都增设了卫生课；召开社员大会，或是演戏看电影，都会抽出前十分钟来宣传。

山西另外一个样板村东四义村座落在太行山脚下、王屋山北麓，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2007年中国政府纪念爱国卫生55周年的现场会就选择在这里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女士、卫生部部长陈竺、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都亲自来到这个如今早已现代化的小村庄。

这个靠一把扫帚名扬全国的小村庄如今成为全国爱卫战线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本刊记者曾数次前往东四义村采访。

解放前的东四义村是处处残垣断壁，破败不堪，垃圾粪便遍地，一条300多米的臭水沟横陈村南，成了蚊蝇繁衍的“乐园”。加之旱灾、蝗灾不断，猩红热、天花、麻疹等疫病肆虐，村民人均寿命只有37岁。从1943年至1946年，霍乱流行，村里共有360多口人被瘟疫夺走生命，60余户绝了户。当时东四义村几乎人人患有一种怪病，土话叫“疙痨”，先是胯间奇痒难忍，随后染遍全身，越痒越抓，越抓越烂。周围村庄的人把东四义称为“瘟疫村”。

新中国成立后，东四义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以“家净、院净、街道净、个人净”、灭“臭虫、蚊子、老鼠、苍蝇、跳蚤”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东四义人打扫庭院街道，粉刷墙壁，清理垃圾堆，改造污水沟，修建“新生澡堂”、村保健站、妇产室，有效预防了各种传染病，爱国卫生运动初见成效，生存条件得到根本改善。1952年初冬，东四义被评为全国十大卫生模范村之一。当时的村支书刘克明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后，骑着骡子冒雪下河南，辗转太原到北京，12月4日在怀仁堂参加了全国第二届卫生工作会议，接过了亲自颁发的奖旗，奖旗上有主席为全国卫生模范村的亲笔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会议结束后，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东四义村支书刘克明正好被安排与共坐一桌，举杯提议“为全国人民的健康干杯”，并叮嘱刘克明：“你们是全国的典型，既要巩固，也要发展！”

靠扫帚起家，靠扫帚扬名，东四义村里至今流传着很多顺口溜：“一天不扫不显眼，三天不扫很明显”、“小扫天天有，大扫三六九”、“早起十分钟，扫完再上工”、“自扫门前地，自栽门前树，自铺门前路”，全村用过的扫帚足够拉50节火车皮。解放前，这里是“不扫不讲究”，解放后是“穷扫穷讲究”，改革开放后是“富扫富讲究”，如今是“会扫会讲究”。可以说，一把扫帚扫出新天地。

东四义村的“12名村委和11把扫帚”的故事，经过《人民日报》报道后，传遍了全国。这是东四义村的一个“专利”。按照村里的签到制度，所有两委成员冬天早上6时，夏天早上5点半，都要到村委报道，迟到一次，罚款20元。报道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但村委会只准备了11把扫帚，这样，12名村委就有一位拿不到扫帚，在大伙热火朝天地打扫卫生时，自己只能尴尬地站在旁边看。

即使在“”期间，东四义人开展爱国卫生工作都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改良厕所、猪圈，铺设自来水管，改善村容村貌，改造村民住宅。1972年，他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城市卫生工作烟台现场会。1979年的全省卫生现场会也在东四义召开。

改革开放后，东四义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以改善生产条件为重点，大力开展“两管五改”，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内容。1982年9月，全国农村爱国卫生运动晋城现场会隆重召开，借这次会议的东风，他们又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一方面坚持和完善卫生清洁制度，建章立制，明确职责，定期检查，奖优惩劣，使村容村貌得以长期保持，促进群众养成了健康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投资数十万元，设计建设了棚式厕所、三层楼式鸡窝、消烟无尘灶房、简易三格化粪池、洞式猪圈等一大批既合乎卫生标准、又适合实际需要的卫生基础设施；打通村中400米长的东西大街和200米长的抽北街两条主街，用沥青铺设路面和广场，整个东门外的旧城墙土墙改石墙，并大面积栽树养花，美化绿化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四义村以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爱国卫生事业又迈向新阶段。他们专门聘请了省规划设计研究院对新村建设进行新一轮规划，新建、改建了一批符合群众需求的公益设施，累计投资2亿元，先后硬化、绿化、亮化了所有大街小巷，建起了全国首家农民公园——东四义生态公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栽植了数千亩的生态林地，使全村荒山荒坡得到绿化，村里山清水秀、树茂草绿，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环境优美新农村的典型。

目前，东四义人生活观念已经实现了从追求干净整洁向讲究生活质量的转变，村容村貌由农家式院落向城镇化现代化迈进，群众行为方式由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历史性跨越。

2007年在晋城召开的全国爱国卫生现场会上，与会人员还到东四义村进行参观，给东四义人以巨大鼓励和鞭策。

创建部级卫生城市：爱国卫生工作在新时期里的新任务

随着社会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内涵更为丰富。基于一些新发传染病也是通过有害生物媒介来传播，防治有害生物仍需一如既往地坚持。除此之外，比如农村的改水改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镇、传染病防治、健康教育、环境保护、垃圾无害化处理等等都成为“爱国卫生运动”的新内容。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现代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灾难性的城市疾患：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空气污染、交通拥挤、基础设施陈旧等等。1990年以前，我国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在总体上呈恶化趋势。大多数城市存在着上厕所难的问题，连北京王府井大街也要排队上厕所；人们的卫生素质低下，乱吐乱扔现象比比皆是……城市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也致使一些传染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疾病的发病率日益上升，严重威胁着城市居民的健康。

自1989年全国爱卫会组织开展了全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以来，我国城市“爱国卫生运动”步入新的发展历程，更加有序地展开。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城市10条标准，我国一直坚持把“人人拥有健康环境，人人具有健康意识，人人享有健康生活”的理念贯穿于建设卫生城市、健康城市的活动中，致力于建设健康社会，营造健康环境，提供健康食品，倡导健康行为，弘扬健康道德，关注健康心理，优化健康服务，打造人群社会和谐健康氛围，打造一流的国家卫生城市。

山东省烟台地区是“”后爱国卫生运动取得较大成绩的先进地区。从1976年11月起，烟台在全区17个县市，1万1千多个大队，928万人口的范围内，开展了大搞卫生基本建设，大搞除害灭病的群众运动。

首都北京也在该项活动中，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以卫生为突破口，利用星期日义务劳动时间，党政军民，男女老幼，一起出动，清扫垃圾污物80多万吨，植树1700多万株，铺草坪50多万平方米，使整个市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各省市紧紧抓住创建卫生城市的契机，在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上下大手笔，做大文章，不断强化环境治理，纷纷实施“蓝天计划”和“碧水工程”等项目。目前，全国爱卫会已经累计命名了近200个部级卫生城市，30多个国家卫生区，国家卫生城市中地级以上的城市有100余个，基本覆盖全国，为广大居民创造了一个宜居的环境。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对我国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我们的“城市健康设施的便民、益民、可及性，健康功能整合的多样性，健康传播材料的自创性”等工作经验，可提供给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学习、推广”。

改厕改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

“一个土坑两块砖，几捆秫结围四边；鸡叼猪哄剩一点，一到下雨流满院”。这是广大农村旧式厕所的真实写照。厕所，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也是大家避而不谈的对象，因为它似乎总与脏臭有关。但是，人人都需要它。农村厕所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每年因粪便传播的疾病有伤寒、痢疾、腹泻、甲型肝炎、戊型肝炎和寄生虫病等；同时也关系到积肥、保肥、提高粪肥质量增加农业生产的大事。

改善农村环境卫生面貌的重点是厕所，世界卫生组织把农村改厕列为初级卫生保健的要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厕所革命”蓬勃兴起。国家组织编制《农村卫生户厕标准》、《血吸虫流行区卫生厕所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开展农村改厕粪便无害化检测试点工作。1993年全国第一次农村环境卫生调查显示，全国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7.5%。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2004年开始的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农村改厕项目的实施，对进一步推进农村改厕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农村改厕作为疾病预防控制的治本措施，在源头上控制了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流行，保护了农民的健康，提高了农民文明卫生意识，是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控制措施。改厕本身也是农民移风易俗、提高素养的一个过程。 农民世世代代饮用江、湖、河、渠、塘等地面水和土井水，饮水卫生条件极差，肠道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很高，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抓好农村水改工作也成为各级爱国卫生运动会的重要任务。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计划规定：“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1990年争取使80%的农村人口饮用安全卫生水。”

2000年以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农村安全供水的投入力度。2002年开始实施的防氟改水项目，投入资金8.5亿元，重点解决西部地区地方性氟中毒病区群众安全饮水问题。2005～2006年，国家投入约40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建设。到2007年底统计，全国农村改水累计受益人口达8.79亿人，受益率92.05%；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62.17%。

农村改水工作的有效开展，不仅控制了疾病的传播，降低了发病率，提高了农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而且解决了农民“吃水难”的问题，支持了农业生产；也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

回眸60载的旅程，我国“爱国卫生运动” 的足迹从青涩到成熟，从蹒跚到坚稳，扬鞭奋蹄，风雨兼程，走出了一条卫生领域内以人为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之路，为广大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相信在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民身心健康”精神的指引下，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同心协力、奋发进取下，“爱国卫生运动”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和弘扬扎根于群众的优良传统，为促进人民身心健康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谱写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