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制度均衡的评判标准

时间:2022-09-10 02:55:30

试论制度均衡的评判标准

摘 要:学界关于制度均衡是一种什么样的均衡状态一直存在着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帕累托最优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而根据西蒙有限理性学说,人往往追求的是满意而非最优。那么,究竟用什么来作为制度均衡的评判标准?论文将在对帕累托最优和满意原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制度均衡的评判标准。

关键词:制度均衡;帕累托最优;满意准则

一、引言

制度为人类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一个经济秩序框架,制度均衡是把物理学中均衡的概念扩展到制度的框架中。光(1992)认为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人们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状态,这是一种行为均衡的制度均衡。刘世锦(1993)认为只要满足变量相等和行为最优两个条件中的任一经济状态就可达到均衡。张旭坤(1993)认为制度均衡是一种双适应均衡,在制度均衡状态下,任何两种现存的具体制度之间都不存在互斥关系,制度均衡状态是适合各群体意愿的状态。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现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带给人们的收益大于成本,任何个人偏离已形成的行动规则都将不合算,人们没有改变现行制度的动机和要求时,制度安排达到均衡状态。这就涉及到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说明制度安排已达到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发生制度变革。部分学者用帕累托最优来进行评判,但这个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受到了挑战,林毅夫认为实际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均衡,制度有再分配功能,如果制度均衡是一种帕累托最优,对制度的均衡分析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1]那么,到底我们该用什么来评判制度均衡?

二、“帕累托最优”与经济主体的“逐利性”

帕累托最优是判断经济总体运行效率与社会福利大小的一个重要准则。西方学者探索了实现帕累托最优的途径:完全计划、完全集中调节、完全歧视性垄断经济与完全竞争。[2]但这四个途径实现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在完全计划下,只要存在任何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资源配置就会损失,这种情况要达到帕累托最优要求整个国家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利益完全一致。完全集中调节主要通过对市场进行模拟试错来调整价格,但是模拟市场并不等同于真实市场,试错也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至于歧视性垄断,庇古、罗宾逊夫人等西方学者认为它在实践中困难太多,几乎不存在。完全竞争虽然与帕累托最优高度契合,但现实世界总存在垄断因素,且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等方面存在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来维持经济、社会秩序。帕累托最优的假设条件极为苛刻,严重脱离实际。[3]消费者在年龄、生理、职业等方面的偏好是多元不固定的,帕累托最优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陈述。[4]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总是会不断有新兴事物的出现(如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递方式和速度)。尽管从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单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单个人的知识储量也总是有限的,不可能预先准确知道所有方案的后果,大部分情况下都无法做出最优选择。在实践中,具有“逐利性”的经济主体做决策时往往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知道所有方案以及实施这些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是一旦寻找到符合“欲望”水平的方案,搜寻过程则终止;即使没有搜寻成功,也会随着搜索时间和费用的增多而自觉将“欲望”水平下降到已搜寻到的可行的最佳方案上。

三、“满意原则”与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

西蒙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根据环境不确定、信息不完全、偏好不完全和计算有限性提出了满意原则。

首先,在实际生活中,经济主体面对的环境很少是确定的。如我国的股市,在2014年12月31日上证指数为3234.68,在2015年6月12日迎来了近一年来最高点5166.35,而7月8日则降为3507.19,8月26日又下降到2927.29,判断股市形势大好、在5000多点入市的投资者都遭受了极大经济损失。而当股市跌破3000点,人们认为股市已到抄底的时机时,2016年1月27日股市又跌至2735.56,直至2016年8月31日,股市最高点也只达到3123.13(2016年8月15日)。又如在金融危机前,美国房地产业发展态势极好,但2008年房地产泡沫却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许多人收入减少或者失业,大量企业裁员、倒闭和破产清算,直到现在,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都尚未完全消除。

其次,完全理性通常假定人类具备做出最佳决策所需要的完全信息,但现实生活中经济主体获得信息的途径是受到制约的,获得信息的成本也有可能很高;同时,信息的获得也有可能根本不具备参考价值。例如厂商为是否生产某一样新产品进行市场调查,他会搜集尽可能多的消费者收入、偏好等信息,但不可能去调查每一个消费者的相关情况。又如,生产猫粮的厂商调查了猫主人的偏好,作出了生产某种猫粮的决定,但可能猫主人觉得很好的猫粮而猫根本不喜欢吃,从而猫粮滞销,生产猫粮的厂商利益受损。

第三,完全理性假定选择者有一个可以排序的偏好体系,但这种偏好体系通常是不存在的。比如在进行职位选择时,求职者会考虑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工作前途等,但通常是轻松的工作并不能带来高工资或者不易升迁,而收入较高的工作却可能压力极大、极为忙碌。如建筑工地的泥瓦匠没有双休、没有五险一金,经常顶着烈日工作,尽管其收入并不低,但是工作环境也不尽如人意。

最后,人们知识、信息的存量和更新速度是有限的(计算机运算速度也有极限)。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多种多样,人类无法及时、也不可能获得完全信息;在微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加快速,还伴随着大量谣言、假消息,经济主体从中筛选有用信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人的生理限制、认知限制、运算限制等会影响人对所接触的信息的辨别和运算速度,出于时间和先机的限制,经济主体无法衡量完所有信息后才做出经济决策。毕竟,市场经济时代是讲究“商机”和“优先抢占市场”的。

上述四个因素的存在使得完全理性是不可能严格达到的一个极限。实际上,经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更多的是获得问题的满意解决。如在经济宏观调控中,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经常发生矛盾,很难同时实现,在某一时间段我们通常是以某一个目标为主。西蒙发展了“搜索树”(“搜索方法―目的―手段”)分析法,随着目的――手段分析的展开,越到较低层次,问题的结构将越是趋于优良或者越是呈现程序化或者惯例化的倾向,使我们可能运用运筹学手段解决问题,从而提高问题解决的速度和质量。[5]

但“满意原则”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我们在进行决策时,出发点(或者说动机)往往是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优),最终的效果可能会跟预期有所偏差,但我们并不能因动机与效果的差距而去否定动机上的最优设置。况且,有且只有动机“最优”,我们才有可能使实施效果更好,从而使行为结果让人“满意”。

四、总结与讨论

帕累托最优反映人类不断努力、寻求理想境界的动机,满意原则强调了人类不尽理想的现实条件和状况。如果单以帕累托最优作为标准,其假定性太强,与客观现实并不完全相符。比如我们目前的充分就业率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并不是100%的完全就业,但这并不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而如果放弃帕累托最优,用严格限定了人类理性的满意原则来进行制度均衡与否的评判,我们也会陷入泥潭:我们不会为着更好的决策效率和质量而努力,在一次又一次“满意”的评判之后,我们的决策效率和质量反而下降了。如我们在制定某项制度时,其目标系数为100%,可能经过重重环节以后,其效果为99%,若制度制定之初我们把目标系数定为99%,却很可能其实施效果为(99%)n。显然,99%>(99%)n,目标系数为100%的制度制定要优于后者。

我们假定制度制定之初是以帕累托最优为出发点的,并且在制定制度时至少达到了满意,则我们可以用图1来表示帕累托最优和满意原则在制度均衡的评判中的关系。

图1中,以帕累托最优为出发点的现有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若能使制度接受者(经济主体)获得满意,那么我们就认为达到制度均衡状态。而在满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制度接受者想要实现的经济目的进行方案的再次搜集及优化(技术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用别的手段(比如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达到既有制度下的帕累托最优。但是也有可能尽管经过了方案的再次搜集及手段的优化,既有制度结构仍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只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状态(如外部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既有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尽管是从帕累托最优出发的,但是由于制度接受者并不满意现有制度的实施效果,所以这种制度结构并没有达到均衡状态,从而反馈给既有的制度结构,使制度决定者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或者修改,严重时甚至需要进行制度变迁或变革,直到让制度接受者达到满意状态为止。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的演进,博弈双方不仅会考虑其所带来的利益所得或损失,还会考量该制度演进所带动其关联制度的演进的利益损失或所得。[6]因此,只有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连同客观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的累积定阶段,并由此发生的认知危机”达到临界规模时,制度才能发生实质性变迁。[7]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2] 郑秉文.帕累托最优的实现途径及其困难[J].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3] 张守一.对一般均衡论和帕累托最优的新解释[J].经济问题,2010年第11期.

[4] 宋圭武.“帕累托最优”质疑[J].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3期.

[5] 方齐云.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N?A?西蒙满意决策论介评[J].经济评论,1994第4期.

[6] 黄金升,陈利根.土地产权制度与管制制度的制度均衡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7]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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