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设备“硬”伤

一开始见到康康血压的创始人刘菁和她的产品时，场面多少有点冷，因为桌子上摆着的“康康血压仪”实在不太像一个可穿戴设备，如果抛开能和手机“沟通”的特性，外观上和传统的血压仪区别不大。

不过刘菁坚持“康康血压仪”属于可穿戴设备的范畴，只是“确实不太便携，因为我们从技术和客户的角度做了一定妥协。我们有个专门的硬件实验室在研究，明年的二期产品在外观结构上一定会有变化”。

妥协的不仅是刘菁。《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走访了数家本土可穿戴设备创业公司，涵盖了智能手环、手表、眼镜乃至医疗设备等多个领域，但丰满的理想难掩骨感的现实。这些创业公司一致觉得，被热炒的大数据概念，甚至产品定价、营销渠道都不是当下最要紧的问题。

最现实和急迫要解决的是：能做出来的可穿戴设备，和理想中的产品仍有不小差距。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的竞争焦点早已经转移到系统和应用层面的今天，研发可穿戴设备的本土公司们仍然在硬件关口徘徊。

IT人之惑

康康血压诞生不过一年多，创始人刘菁此前在IBM负责IT咨询架构，她觉得传统IT业务的模式有点“固化”，业务以稳健为主，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都按部就班，而可穿戴设备作为一个全新的事物，则大有可为。

刘菁如是描述她对康康血压产品的构想：第一个期待是这个产品有足够的便携性，既小又轻，最好能和身体的弧度尽量贴合，甚至可以考虑做成一层薄膜贴到手腕上。刘菁说：“我不想把它弄得和智能终端一样，因为如果想要娱乐，就必须做大显示屏，那么产品的体积就会变大，这个没有必要，我们还是专注在医疗领域。”第二个期待是“无感”。现有的血压仪在采集过程中是加压的，虽然对血管和身体没有直接的破坏性创伤，但人体的感觉并不好。因此最好能在采集数据的时候，让人体没有感觉。在此基础上，通过采集消费者的身体状况数据，返回到康康血压背后的大数据平台，通过分析再衍生出一些增值服务，比如针对个人的健康管理服务和配套服务，这也是刘菁对康康血压商业模式的构想。

但康康血压的第一代产品和刘菁的期待并不吻合。“我们针对现实做了一定妥协。”刘菁承认，第一个层面来自技术，现在一些可穿戴设备热捧的大数据概念，还停留在概念阶段，因为大数据的前提是精准测量，而一些可穿戴设备还未能满足这个要求。特别在医疗领域，现有的血压仪产品零部件无法同时满足体积精巧和测量准确性两个要求，因此只能先牺牲前者。第二个层面来自客户。国内有测量血压需求的人群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刘菁做过调查，尽管购买者的年龄跨度为25岁-55岁，但真正每天使用的集中在55岁左右的年龄段。中老年人的思维和使用习惯与年轻人不同，刘菁说：“其实有的消费者并不一定能接受轻巧的产品，在他们看来，这种医疗设备反而是越大越重越好用。”因此，除了外观上偏保守，康康血压仪还配备了显示屏——使其在脱离手机时依然可以单独使用。

刘菁的故事颇有代表性。环顾其他本土的同类创业公司，Bong智能手环创始人顾大宇此前服务于阿里巴巴、土曼科技（生产智能手表）创始人汪伟曾是一家外资IT公司的工程师——在近年由谷歌眼镜带动的可穿戴设备大潮中，诸多传统IT人和互联网人纷纷投身其中，却发现这个行当比预想中困难得多。

科通芯城执行副总裁朱继志对《21CBR》记者表示：“现在很多可穿戴设备公司都不敢一开始就做太大的量，可能会先放出少部分带有测试性质的产品，因为确实在硬件层面难以达到预期，目前出来的产品还不是特别成熟。”

汪伟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窘境：“有很多同行和我交流过他们的困惑，说是从诺基亚等大公司挖过来的技术大牛，甚至硬件大牛，好像不是那么靠谱，一开始说三个月出来产品，之后五六个月都出不来，现在看来遥遥无期。我说这是每个公司都要经历的过程，一个技术大牛解决不了的，需要全公司上下，重新从如今的软件思维转向硬件思维，而且还是一个全新的硬件领域。”

软硬兼施

汪伟承认，自己当初也低估了做智能手表的难度。

在汪伟看来，目前的可穿戴设备还跟手机不一样，可穿戴设备不是生活必需品，人们的要求会更加苛刻。汪伟的团队在今年9月拿出第一张智能手表的图纸，开始以为图纸出来后，经过分析和改进很快就可以量产。但后来发现由于产品需要佩戴在手腕上，任何一个小瑕疵都有可能导致客户不满。比如团队可能认为0.01毫米的产品缝隙是可以接受的，但客户可能就会投诉。汪伟承认：“这个一点都不比手机简单，我在这上面花的钱都要超过之前研发手机的钱了。”

从图纸到一款产品，土曼科技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汪伟表示：“这都是我们团队没白天没黑夜换来的，而且如果不是富士康帮我们代工，我们可能花六个月时间，产品都出不来。”即使这样，汪伟也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颇有风险的事情：“富士康的磨具和工艺都是一流的，但毕竟是代工厂。代工厂会对新产品提出设计方面的建议，但不可能完全站在你公司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大家都说苹果也是代工，但要知道苹果代工前已经在实验室把所有的环节测试完毕了，再去指导富士康做。”

即使是貌似简单的运动手环，在硬件上也有其复杂性。顾大宇告诉《21CBR》记者，智能手环在硬件工艺上“很难”。做出一个手环，要让使用者觉得戴上和没戴的感觉一样，不需要摘掉，就是一件非常费劲儿的事儿，涉及到手环的宽度、材料以及充电设计。

顾大宇介绍：“如果用一个USB充电，结果是手环一定很宽很厚，带上了很不舒服，比如打字的时候会被硌到，那么打字的一侧要不要薄一些？再如，洗手的时候水溅到手环和手腕之间，如果让使用者觉得粘糊糊怎么办？这意味着如何选择材料，通过工艺让水不在手环的表面停留。同时，手环如果做成一体化设计，使用者感觉会比较好，但是把几样东西联结在一起的话，对工艺的要求就变高了，比如电池没办法耐高温，好的模具成本也会高出很多。”

七鑫易维CEO黄通兵遇到的问题可能更“高大上”：他正在领导研发一款智能眼镜，主打的概念是通过眼球控制的方式实现人机互动，但产业链配套的缺失让这款眼镜目前还处在研发过程。黄通兵回忆：“我们当时找小型高分辨率显示器的时候，几乎全世界的厂家都找了个遍，而大部分是有限制的，比如供给军方不卖给我们，或者是价格非常高昂，最后花了很多时间才在国外找到一家合适的供货商。”

除了零部件供应，更消耗时间的还是技术。黄通兵说：“如何把眼球运动转化成控制电脑的信号是最难的，目前全球研究这项技术的机构不多，很多东西需要靠我们自己的团队去摸索。”

黄通兵遭遇到的问题，汪伟也深有体会，他的智能手表采用曲面可触屏幕，这个成本比普通TFT屏幕高出7倍，比OLED（有机电激光显示）高出三到四倍，而手表的定价为699元。“坦白说，我们的手表不挣钱。”汪伟说。

同时，汪伟认为，目前手机业比较成熟的RAM芯片解决方案和安卓系统都不太适合智能手表，前者面对的是功耗问题，而后者对一些小公司而言，把安卓“移植”到可穿戴设备上还是一个有技术门槛的事情，“安卓本身也不太适合可穿戴设备，我个人认为。”

本土创业公司的挣扎与彷徨，朱继志认为，源于目前整个可穿戴设备的上游配套尚不成熟，“一般来说，上游公司提供解决方案，要在一个新技术和概念可以量产的前提下，比如需要一款走量的明星产品的拉动，才会带动他们花费时间去准备好配套。但目前来看，可穿戴设备本身都是个笼统的概念，终端的形态不明确，或者说终端本来就是五花八门，还没办法在市场和标准方面给上游一个驱动力。”

朱继志把目前国内可穿戴设备遭遇到的问题总结为六个层面：一、可穿戴设备的处理器解决方案还不完备；二、可穿戴设备的传感器大都是过去应用在手机上的，仍是个新课题；三，显示屏幕的创新、突破和成本，比如柔性屏幕；四、电池如何在可穿戴设备上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五、操作系统方案何时成熟；六、材料和设备内部结构的整套生产系统何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