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2011)质量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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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2011)质量评述

收稿日期:2013?01?22;修回日期:2013?06?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8JA810022)

作者简介:王奎明(1985?),男,山东青岛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基层治理;谭新雨(1989?,男,山东潍坊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摘要:与2002―2007年的样本相比,2008年之后产生的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更为宽泛,研究方法规范性加强。以McCurdy和Cleary提出的六项指标研究发现,2008―2011年的博士论文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方面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论题的前沿性却出现数据下滑。虽然提高明显,但是行政学博士教育的顽疾依然存在,即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后两者之间产生的张力,这也是未来行政学必须要摆脱的“身份危机”。

关键词: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选题;研究方法;论题的前沿性;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18?08

一、研究基础

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夏书章教授撰写的《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篇文章对于中国行政学①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②。自此,行政学开始创立分支于政治学的独立的学科体系③。三十年来,行政学根植于不断变化的时局,特别是席卷全球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浪潮,得到了迅猛发展。2010年之前,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只有13所高校,行政管理博士点的有6所。但是截止到2012年所有“985”高校都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部分非“985”高校也得到授权;设立“MPA”教育的高校更是突破一百所。在此同时,中国公共行政学近年来开始产生国际影响,自“2007年开始,国内学者行政学论文的国际发表量开始出现飞跃”[1]。

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创立行政学至今,该学科便一直在“身份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合法地位难以确立。”[2]对此行政学大师德怀特・沃尔多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公共行政学家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在学术界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一方面,政治科学家认为,公共行政学家过于关注政府的日常具体的行政事务而对于重大价值判断的学术性问题关注不多;另一方面,政府公务员等公共行政学具体的实践者则认为,公共行政学家的研究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而对于政府实践具体问题并无多大实际指导意义。简言之,公共行政学家既是学术界的技术专家,又是实务界的夸夸其谈者。”[3]就我国行政学而言,存在另外一个“身份危机”,即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后,两者的契合之处在哪里?

对于我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的反思,一直伴随于该学科的发展历程,较早的是张成福(1996)发表的文章《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而后多位学者对中国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并且展望了其未来发展方向,包括薄贵利(1998)、高小平(1998)、乔耀章(2003)、郭济(2004)、马骏(2006)、刘亚平(2006)、张康之(2006)、郭小聪(2007)、何艳玲(2009)、丁煌(2011)等诸多学者。从反思路径上看,主要分为两大路径:一条路径是理论化的价值探讨,该反思路径主要基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学理性探讨,反思中国行政学本身学科构建所存在的先天缺陷及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二条路径是量化的数据分析,该反思路径明显受到西方量化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国内重要学术期刊论文,

根据不同指标进行分析,进而对行政学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比较。

笔者认为,从行政学本身发展趋势来看,量化的分析方法应该成为反思我国行政学发展的主体性路径。而对于分析样本的选取,国内学者大多关注于期刊论文,而对于另外一个重要的样本选取领域关注不多,即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博士教育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学术科目或领域自我繁殖的方式,博士教育的质量――其研究途径的质量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领域的未来发展。”[4](117) 1984年McCurdy和Cleary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解决公共行政中研究的问题”为题,设定了六个指标(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论题的前沿性)考查了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部分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质量不尽如人意[5]。与美国相比,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起步较晚,具有行政管理博士授权的高校也不多,但是对于数量不多的博士论文进行分析比较,依然可以管中窥豹,通过评估行政学的博士论文质量,进而评估行政学在国内的发展状况与未来的发展预期。国内已经有两位学者作了相关研究,陈振明(2009)选取了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和清华大学④,选取了2002―2007年产生的94篇论文,严格按照McCurdy和Cleary设定的六项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博士论文的水平与美国1990年的论文水平相当。另一位学者是敬嘉(2009)选取了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2002―2006年的132篇论文,从研究的问题、合理性、理论相关性、因果性、重要性、创新性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内博士论文水平相当于美国1981年的博士论文水平。

陈振明与敬嘉两位学者的研究时间同为2009年,所选取的样本主体部分都是来自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于2007年之前产生博士论文,但是国内行政管理博士已经于2006年增加到17所,这17所高校遍布全国各地,并且目前已经全部产生毕业生,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扩大样本选取的高校数量,这样才能对行政管理博士论文整体水平进行评估。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学起步远远落后于西方100年,博士教育同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望其项背,所以笔者认为不应一味与西方国家博士论文水平进行比较,毕竟双方短时间内不具备客观的可比性。但是我们可以阶段性地评估国内博士论文质量,进行不同阶段地纵向比较,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博士论文的水平与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我国行政管理博士培养水平进而为提高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水平提供客观依据。而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进入了博士培养的新阶段,具备了进行纵向的阶段性比较的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样本选取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尽可能扩大样本选取高校的数量,选取了16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部分博士论文,力求为系统评估博士论文水平提供充足的分析样本;其次,为了保证可以进行阶段性地纵向比较,本文样本选取避免与前面两位学者样本重叠,样本选取时段为2008―2011年。同时,由于行政管理学科近年来已经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型发展趋势,并且时代特色渐浓,所以,众多非行政管理学科背景的专业同样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近年来不断关注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的项目,并且运用较为完善的量化研究方法。所以准确的说,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并非本学科全部相关论文,但是为了便于量化比较分析,本文假设行政管理博士论文可以整体反映出该学科博士论文质量,如表1所列。

本文选取了16所高校于2008―2011年产生的部分博士论文,共计158篇⑤。

(二) 分析方法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进行阶段性纵向比较的客观性,本文严格按照McCurdy和Cleary1984年提出的六项分析指标,各项指标选取的比较对象是陈振明(2009)《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估与比较分析》[6]中的研究,同时除六项指标外,笔者增加了部分统计数据,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三、核心议题与研究方法

(一) 核心议题

一门学科的创立与发展的基础是立足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即该学科关注的核心议题,这是该学科立足的根本,也是成熟壮大的基石。行政学创立初期作为政治学分支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时至今日,由于行政学“元理论”的缺位,行政学研究的问题过于宽泛和多元,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White & Adams 2005),不利于学科基础理论的构建。McCurdy在考察了美国博士论文之后就认为,学位论文往往没有集中于行政学的核心议题,所以行政学研究不具备积累性,不利于推动行政学深入持久发展。McCurdy重新界定了行政学的核心议题⑥,以期行政学研究领域专注于这些核心议题,逐步积累出深厚的理论根基。

自2006年行政管理博士点增加之后,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博士论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① 最大的变化是对于行政理论研究

的关注度提高,大量论文开始专注于基础性的理论探讨,并且全方位探讨行政学相关理论,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策执行模式、绩效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等等,并且探讨行政理论的选题基本都是与时代步伐紧密相连的,但是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的是,论文中却鲜有探讨例如政治与行政关系等根基性问题的论文。行政学将来的发展要枝繁叶茂的话,必须加强对根基性问题的探讨。②管理科学方面的论文比重大幅下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说明随着行政学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学科本身研究类别在细化,行政学更多注重研究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而管理科学则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的重点。③其他几方面的议题在比重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说明对于这几项核心议题的研究依然欠缺。④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仍然有29.7%的论文不属于McCurdy所界定的核心议题,这一点与2007年之前的32%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例如部分论文关注“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大学拨款”制度研究等等。同时,如前文所提到,近年来的核心议题并不在上述指标之中,例如社区治理、第三部门研究、电子政务等,剔除这部分核心议题,徘徊在核心议题之外的论文比重只有16.5%。

(二) 研究方法

行政学大师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学与任何科学类似,可以提供普适性的基本原理。”[7](57)同时,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认为行政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换句话说行政学有可能也有责任成为一门科学,指导具体的行政行为,但是“一门学科的科学地位及其科学性程度,在其现实性上,取决于方法论的建构。”[8]“如果我们不能给公共行政学以一个恰当的方法论奠基,我们就很难评价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要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不在于它对于某一研究领域的垄断,而在于有自己理解主体领域的独特的方法。”[9]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类旨趣》提出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方法:解释性(实证性)研究、诠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作为新兴的行政学同样如此。“解释性(或实证的)研究通过基于解释的预测尝试控制社会事件;诠释性研究寻求对社会事件和人为事件的理解,努力扩展我们生活的意义;批判性研究则质疑我们的信念和行为的效力,以促使我们自我发展。”[10]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大师杰伊・D・怀特和盖・B・亚当斯结合行政学学科背景对这三种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理性模型进行了补充分析,提出演绎性推理、诠释性推理和批判性推理三种推理模式是上述三种研究方法遵循的推理模式,并指出“研究类型的差异似乎取决于主要采用的推理模 式”[4](16)。

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一直是被政治学等成熟的社会科学所诟病,这也是行政学面临的“身份危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上图的阶段性对比可以欣喜地看到,行政学研究方法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解释性研究即实证研究论文比重大幅提高,占到49.4%,并且这部分论文是整篇论文运用一手资料完成,可以说实证研究正逐渐成为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主流,也代表了未来的研究趋势。同时,部分论文在研究方法里提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但是缺乏系统有效地设计,或者将诠释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混淆,要么就是知识某一部分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主体缺失多种方法的杂糅。当然“一个将主要关注限于其研究的科学严谨程度的专业是过于狭隘的,公共行政学应该实现自己研究方法的重组”。[4](18)另外,笔者认为,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学科,行政学一直面临的一个困扰就是“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所以批判性研究方法对于学科发展同样极为重要,但是很遗憾,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的论文依然寥寥无几。当然,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并无优劣高低之分,关键是符合研究方法的质量标准。

四、基于六项指标的评估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系统地评估分析我国近年来的博士论文质量,我们将借助McCurdy所提出的六项分析指标。从下表的数据比较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与2007年的博士论文相比,近年来行政管理博士整体水平大大提高,绝大部分指标的比重提高。特别是方法有效性这一指标提高最显著;理论检验、因果关系也有明显提高;只是符合论题前沿性这一指标的论文略有下降。

(一)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考察是看整篇文章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问题,McCurdy和Cleary在研究初期使用了价位模糊的概念――“目的性”,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为“明确的研究问题”,即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进行了比较清晰地界定。明确的研究问题是一篇文章的前提和基础,完整可行的研究设计以及研究方法的选定都是建立在清晰明确的研究问题上的。从表4可以看出,与2007年之前的数据相比,研究目的数据略有提高,但是幅度很小,只有3.3%。仍有近30%的论文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如“生态工业园区综合评价研究”“论协同型政府”“政府公信力若干问题研究”等,所研究的问题过于宽泛,聚焦点不明确。

(二) 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这项指标是看整篇博士论文是否具有完善可行的研究计划。通过材料的收集、分析,进而推导和检验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进一步提出针对问题解决的对策。McCurdy和Cleary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的界定是建立在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的,即采用实验或者是准实验的方式,借助统计技术进而推导出命题,而基础材料的获得必须是一手材料,而不是借助史料或者二手资料。笔者认为研究方法有效性是衡量博士论文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行政学成熟程度的试金石。可喜的是,与2007年之前数据相比本项指标是六项指标里提高最明显的,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近年来的博士论文不断注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单纯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论述就花费大量笔墨。如“统筹城乡就业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化”,作者清晰规划了研究步骤与路线图,将理论与调研资料实现了有机结合。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仅占所有论文总数的32.3%,近70%的论文缺乏有效的研究设计,部分论文停留在“文献梳理、唯物辩证研究方法”的初级阶段。

当然,如前文所述,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沿用了McCurdy和Cleary分析指标,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指标就是完全科学的,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而言,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同样可以制定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就我国博士论文而言,进行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的论文本来就不多,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更是无从谈起。

(三) 理论检验

理论检验是指博士论文对现有理论的检验与发展。虽然行政学深陷“身份危机”不能自拔,其中重要方面便是现有理论的不成熟,但同时博士论文的撰写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以理论的运用过程也是对于理论本身的检验过程。当然,一篇博士论文需要多种理论的指导,笔者考察的是该论文对于本文主体性的指导理论的检验,也就是说缺乏主体性指导理论的论文不符合理论检验指标的要求。与2007年之前相比,近年来博士论文理论检验的数据提高了8.9个百分点,进步明显。如一篇题为“倡导联盟框架――解析和应用”,作者对于倡议联盟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并且结合我国近年来医疗卫生政策对倡议联盟模式在我国的适应性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了修正对策。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国内部分博士论文对于部分论文进行了检验,但是并没有遵循“提出假设―材料分析―回归验证”这一规范的研究路径,更多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或者经验层面的演绎推理的检验。

(四) 因果关系

该指标是探讨研究问题结论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规律性,考察博士论文是否运用了因果分析模式,并且准确印证了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因果性的知识是解释现实和设计政策的基础,处在知识类型序列的最高端”[11](46)这一指标的提高同样明显,提高了9.3%。如“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期和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作者构建了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期之间的均衡与非均衡假设,结合经验材料分析了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契合均衡的原因,包括:公民社会成熟度、行政制度的健全程度、最关键的是城市基层政府的合法性。

(五) 论题的重要性

该指标考察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否是中国行政学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核心议题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也代表了未来几年内行政学的发展趋势。当然,对于核心议题的定位在学术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该指标的考察,笔者没有拘泥于教科书,而是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来定位选题的重要性,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行政学近年来呈现出的多元学科融合特点日益明显,基于不同学科角度的议题日益多元化。其次,基于“治理”理念指导下的政府一元管理模式逐步朝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研究成为核心议题,比如第三部门研究、社区治理等等。所以从分析数据上看,82.4%的论文选题符合选题重要性的要求,较2007年之前数据提高最为明显。

(六) 论题前沿性

前沿性指在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理论探讨、研究方法等任意一方面作出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性工作。该项指标是六项指标里评价层次最高的一项,也是挑战性最大的一个,也鲜有博士论文做到了这一点。在所有六项评价指标中论题的前沿性是唯一一项出现数据下滑的,为29.7% ,比2007年之前的数据下降了3.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近年来博士论文在创新性这一点上严重不足。笔者认为,创新性不足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近年来随着博士点的增加,博士教育在全国遍地开花,行政学研究开展多元研究的同时学术共同体并没有建立,研究面广而不深入,对于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论述。

(七) 综合六项评价指标的比较

于以上六项评价指标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我国行政学博士点的增多且分布全国各地,行政学博士论文的水平总体来讲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从表5中可以看出,符合0项指标的论文比例明显下降,同时符合6项指标的论文比例有了明显提高。但是符合0-3项指标的论文比例仍高居76%,相比于2007年之前的84%并没有下降太多,所以徘徊在中低水平的博士论文数量仍不在少数。

五、结语:行政学博士生教育的

问题与对策

(一) 问题

基于对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的阶段性比较分析,

可以管窥到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截止到今年,行政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整整走过了三十年,博士教育作为行政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走过了十余年的时间。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在2006年后更上一层楼,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是,这花毕竟是从国外引进的,来到国内后遭遇到了诸多“水土不服”等问题,这同样反映行政学的博士论文之中。

首先,作为一门西方引进的学科,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对于人才的引进都格外关注其海外教育背景,大量拥有海外行政学博士学位的海归在国内属于紧缺人才。但是,行政学海归博士对于中国行政学博士教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基于对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发现,符合全部六项指标的16篇论文中,只有2篇论文的指导老师具有海外博士教育背景,并且这2篇论文来自同一位指导老师。

其次,总体来将,我国的博士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更多应该是借鉴,换言之,比较研究是博士论文非常重要的选题,这是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但是,研究发现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论文选题仅占5.7%,并且这仅有的5.7%集中着眼于香港、澳门、台湾、美国、澳大利亚,而对于早期行政学起源的欧洲却鲜有论文涉及,所以缺乏广阔国际视野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国际视野不够广阔这一点,从博士论文参考资料中也可以看出。

再次,对博士生来讲,博士学习期间是学术规范自觉性养成和问题意识培养的关键时期,也是学术道路的开始。对于博士期间成果的研究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从统计情况来看,极少有在学界公认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上;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从单个作者本身来看,其发表的论文之中很难发现其持续一贯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脉络,有的论文甚至和其毕业论文分属不同领域。另外,学术传承有引出了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存在的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部分高校博士生导师每年指导的博士数量达到4人之多,而且4人的博士论文选题差别巨大,例如2009年一位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论文选题分别是涉及到公共财政、政府层级、危机管理、政府公共服务,而该导师的研究领域是公共治理。

最后,虽然我国博士教育开始遍地开花,博士点遍布全国。但是不可避免的,博士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便开始呈现,东部、中部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原因,享受到了比西部地区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所以博士教育的整体水平要高于西部,另一方面,政治学基础深厚的高校,其行政学教育同样走在全国前列。统计发现,符合全部六项指标的16篇论文中,只有一篇在西部高校。另外,东部高博士参加国内特别是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和次数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

(二) 对策

“考虑到行政管理专业乃至国内社会科学整体博士教育和研究的初生特征,任何过度的批评可能都是吹毛求疵的。”[11](59)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于行政学博士论文的评价分析回顾和反思中国行政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以期大体勾勒出行政学研究现存的薄弱环节和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强化本土问题意识。如前文所述西方理论与本土问题之间的张力一直是中国行政学面临的“身份危机”最关键的一个方面。笔者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虽然开始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增多,但是亟待从下面两方面加深和聚焦这种关注。一方面,加强实证研究,掌握一手资料,通过分析经验材料加深对问题本身真实性和深刻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加强对我国行政史的研究,“过去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增长见识,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行政架构和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它们的起源。”[12]破解我国行政学研究“消解历史”(马骏、刘亚平2006)的研究状况。

其次,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指出行政学“没有应用高级研究方法,因此该领域内的研究是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非积累性的”[13]。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特别是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仍处于“手工作坊时期”(张梦中2001)。关键问题是,国内学者虽然不断在反思和

呼吁开展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但是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气候,最可惜的是《中国行政管理》曾在2001年开设“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但前后仅持续了半年时间。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行政学界充斥着大量低水平的对策性论文,毕竟“理论想法是非常廉价的,而能把研究做出来才是真正的研究功 底”[14]。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应该在未来几年成为行政学重要的研究分支,多多涌现像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这样专注于研究方法的学者。另外,应该在博士课程中增设研究方法的课程,也别是量化研究方法的训练,在美国大部分公共行政学博士项目在录取标准上都对数学成绩提出了要求[15],这应该成为我国大学行政学教育的改革方向。

最后,加强我国行政学规范理论的探究,强化其指导实践的能力。行政学是一门实践导向型学科,“公共行政学的永久任务,就在于研究和改进公共部门的管理实践。”[16](3)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领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4](18)但是有效实践离不开规范理论的指导,笔者认为,提高指导实践能力的前提是行政学本身提高理论的规范性,改变学术界“自说自话”的研究局面,而规范理论的研究又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存在,通过对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分析发现,我国行政学“议题式学术共同体”已经出现,如兰州大学的政府绩效研究、中山大学的公共财政预算研究等。但是这种星星点点的“议题式学术共同体”只有成燎原之势才能根本上推动行政学规范理论的研究,进而指导行政实践。

致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江学者钟杨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敬嘉教授对本项研究的评价指标和写作思路给予的宝贵指导。

注释:

① 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学学科名称存在不同观点,但本文着眼于学科构建本身,故将行政学与行政管理等同。

② 对于夏书章教授这篇文章的历史地位,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马骏教授认为,夏书章教授的这篇文章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但笔者认为,从独立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而言,夏书章教授的这篇文章应该说是推动了行政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创建。

③ 1982、1983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上海两地创办行政学讲习班;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召开行政管理科学研讨会,同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成立,学会正式成立于1988年;1985年,《中国行政管理》创刊;1986年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率先开始设立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进如90年代,行政学发展更为迅猛,1998年我国开始了行政学博士研究生培养;2001年国家开始创设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

④ 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但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年开始,博士论文主要涉及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所以作者将其作为选取对象。

⑤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文选取的样本只是近年来产生的部分博士论文。

⑥ 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进步McCurdy所界定的核心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治理”已经成为行政学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为了比较标准一致,本文暂时沿用该评价指标,但是具体议题评价下文中将单独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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