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冲击中国

时间:2022-09-10 07:43:43

外资并购冲击中国

引发焦虑与争论

虽然外资并购这种国际上主要的外商投资方式在中国刚刚起步,但外商投资实践中出现的变化,已让许多中国人焦虑不安。

首先,外商独资企业比例上升。1997年前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主体;1997年,外商独资企业首次超过合资企业,占据了多数(1997年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9046家,外商独资企业9604家)。此后,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合资企业纷纷转变为外商独资企业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管理上的摩擦,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效益损失,外商谋求独资经营;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入世后,跨国公司看好在中国投资的前景,开始转变投资战略。

如,日本松下在华投资的战略之一,就是要实行“集中化”,对其在华投资企业进行整合,作为在华业务的“总扩性公司”――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转变为独资公司。1992年12月,德国汉高、德国发展银行与天津合成洗涤剂厂成立合资企业,中方占70%股份,汉高占20%股份。经过1993年、1996年和2001年三次股权变动,中方的股份降到45%、20%直至完全退出。2001年8月,汉高又收购了德国银行10%的股份,天津汉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美国宝洁是更早由中外合资企业变为外商独资企业的例子。2000年6月,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提前终止了与北京日化二厂的合资,将其1994年设在北京通州的合资洗衣粉生产厂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此后不久,美国宝洁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广州宝洁(1988年成立)也基本完成了从控股到外商独资的转变过程。有学者和业界人士担心,跨国公司通过并购逐步取得对单个企业的控股权,或变成外商独资企业,中方可能丧失所有权控制地位,也无法通过与外商合资直接学到外商的管理知识和技术。

其次,转向行业性收购。为了增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力,提高市场份额,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的对象已经从零散的单个企业收购转向行业性收购,从开始时在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彩色胶卷行业大量并购国内企业,基本形成寡头市场的竞争格局,向通讯、网络、软件、医药、橡胶轮胎等行业扩展,谋求更大范围开展并购活动。人们担心:中国弱小的企业面对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并购势头,无异于小舢板与联合舰队对抗,几无胜率。

其三,面对外资并购,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在法律、理论、策略、心理等方面的准备不充分,使一些外商有机可乘,钻了空子。1991年6月,印尼华人黄鸿年购买香港的红宝石公司,12月更名为“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策公司,1994年该公司又更名为“香港中策投资集团公司”。从1992年4月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开始,到1994年5月底,中策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合资控股企业达100多家。中策公司分片、分行业、成批并购国有企业后,一部分经过包装在境外上市,获得丰厚利润,但企业发展却被置于次要位置。“中策现象”加剧了人们对外资并购的担心或恐惧。

其四,理论界对于跨国公司控股并购中国企业争论不休。随着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改变,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外资并购案例增加,如何处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外资经济与民族经济的关系;是否要保持内资经济的绝对控股地位,以及在哪些行业、哪些领域保持控股地位;丧失控股权会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外资大量并购中国企业是否威胁到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经济安全;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一直存有激烈的争论。

中国现实的选择应该是:抛开似是而非的争论,认识到外资并购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外资并购虽然使一些中资失去了企业的控股权,但转变为外资企业后也会在参加中国市场的竞争中产生技术外溢和管理外溢的效应,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应以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心态,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鼓励外资并购,并完善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控制外资并购的负面影响。

最大的负面效应――

市场垄断的威胁

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企业后,凭借其雄厚实力逐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对我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

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行业产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2.28%上升到现在的35%以上。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感光材料行业,1998年以来,柯达出资3.75亿美元,实行全行业并购,迅速获取了中国市场的较大份额,2003年10月柯达又斥巨资收购了乐凯20%的国有股,全面控制国内数码冲印市场。在移动通讯行业,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立信三家企业1999年的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在软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基本控制了国内大中城市的饮料市场。在啤酒业,国内生产能力超过5万吨的啤酒厂合资率已经达到70%。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构筑起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便可能把价格提高到完全竞争水平以上,以获得巨额垄断利润。

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制约国内幼稚产业发展。

虽然我国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多项法规,但一直未能形成系统的反垄断法。2003年3月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虽然首次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反垄断审查问题做出了相应规定,提出防止外资并购造成市场过度集中,但《反垄断法》尚未出台。我国必须尽快制定一套符合国情且与国际惯例一致的、统一的规制企业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法规。

挑战中国相关政策

我国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了禁止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产业内容,但可操作性不高,目前并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而是把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与其他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等同视之,对于哪些领域允许外资并购、哪些领域鼓励外资并购、哪些领域禁止外资并购,主要靠部门内部掌握,缺乏全国统一、透明、公开、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这使并购的信息搜集难度加大、谈判困难、并购交易成本上升。为了有效推动国有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获得最大利益,必须确定明确的外商并购的产业导向。

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世界经济发展动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产业,都应是允许跨国并购的领域:第一,不涉及我国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使外商控股或外商控制,也无法左右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我国缺乏国际竞争优势、而且产业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即使不容许参与跨国并购,也很难独立地快速成长,利用跨国并购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领域”,也要有动态的思维。过去一直被许多国家认为是属于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如电信、交通、运输、电力、公共设施等,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开放的领域,成了跨国并购的主战场。在电子、制药、航空、新技术等国际化程度高且我国目前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可以大胆参与跨国并购。

对于服务业的外资并购,应尽快研究出台扩大金融、保险、增值电讯、外贸、旅游、商业、教育、医疗、运输等服务领域利用外资的具体措施和相应的管理办法,扩大开放地域、数量和经营范围,加快开放并规范会计、法律咨询等中介机构。此外,还可进行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及垃圾处理等一般性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向外资开放的试点,拓展外资并购空间。

如何控制资产流失

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首先会涉及国有资产的评估。只有资产评估是科学准确的,才能保护国有资产,控制外资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20世纪90年代,外资并购缺乏法律依据,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如前面提到过的香港中策公司,1992年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时,对无形资产并未评估,对有形资产的评估也存在随意性。2002年1月1日财政部颁布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规则,旨在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促进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独立、客观、公正地执业。这些规则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入世后涉及的外资并购问题更加多样复杂,该国有资产评估法规也就更显得过于粗泛,评估办法也与国际通行做法存在一定差别,国有资产评估制度已不完全适应入世后新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行为的需要。特别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职能转移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后,虽然相关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仍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但随着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到位,国资委在管理、评估国有资产时,又会出台一些新的管理规程、制度。这样,原来有关外资并购中国有资产评估的法规就显得缺乏权威性,而且也存在漏洞。

鉴于以上情况,在国有资产评估中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应由国资委建立新的、权威性高、具体清晰的国有资产评估规则,使其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国情,且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要提高国有资产评估法规和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法规的法律层次。

二是明确政府尤其是国资委在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为了减少直至避免国有资产评估的扭曲和产权交易价格偏差,政府机构应该退出并购谈判程序。国资委不是行政机构,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评估程序,认定评估机构的资质等,事先确定国有资产交易价格区间。

三是采用哪种资产评估方法的决策权应该交给企业,由中外双方谈判确定。政府在加强和改善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监管中协调资产评估行为。

四是实际交易价的认定资格应交社会资产评估机构,国资委和司法机构履行监察职能。

富余职工如何安置

外资并购企业后往往要裁减员工,造成失业率上升甚至社会不稳定。1992年,武汉第二印染厂与香港鸿大行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港方以51%的控股权购买武汉第二印染厂资产,成立荣泽印染实业有限公司,并把2000多名员工裁减到700多人;同时,原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的保障问题、因工伤失去工作能力的职工安置问题等都要解决。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使政府、社会背上包袱,影响外资并购的效果。

外资并购完成后,对职工的处置通常遇到以下情况:

年轻、有文化、懂技术、守纪律的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被企业留用。这部分职工被留用后虽然工作强度有所加大、工作时间相应延长,但工资收入也有所提高(一般高于原有的国有企业和同行业的国有企业职工收入),但其他职工则被排挤出企业,另行安置。

外商并购前已经离退休的老职工,外资企业不愿意承担其保障开支,使这些职工的基本生活资料来源、社会福利、医疗费用等没有着落,成为并购中的一大难题。

对于被排挤出企业的职工的安置,各地采取的办法主要有:接近法定年龄的,可以提前退休,发给一定比例的工资;职工可以停薪留职,自谋职业;下岗回家的,发放一次性补偿,买断工龄;因工伤事故失去工作能力的,由政府拨付专款支付生活费;一时难以安置的,在原厂内待岗,发基本工资,或进入人才市场,另行安排再就业,政府有关部门负责给这些人员提供再就业的岗前培训,社会保障部门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并提供再就业的机会。

被并购企业人员的安置问题,被外商认为是事先估计并购成本时最不确定的问题。有必要制定“并购企业职工辞退赔偿办法”,使职工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并使谈判双方有据可依,使外商事先能够清楚人员安置的可选择办法,能够明确计算出每种办法的费用。

逃避债务有“高招儿”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时,往往面对被并购企业的债务。并购中的债务处理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利益,而且影响到银行利益和金融风险。1992年至今,在外资并购债务处理中,各企业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一种情况是,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时,主要是选择效益较好的企业,或企业中的优质资产,而希望把国有企业的债务剥离出来,或者留给原国有企业,致使被剥离出来的国有企业更加难以生存,事实上成了企业逃废债务的挡箭牌。一部分国有企业正是看中外资并购的这一“功能”,从一开始就是出于逃废债务的目的而走上由外商控股并购之路的。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中国目前产权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清产核资工作跟不上,一些国有企业由外资并购后,未经过清产核资等环节就注销了法人资格,使新老法人之间责任划分不清,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原国有企业债务无人处理,增加了银行坏账死账和金融风险。

第三种情况是,外商控股国有企业后,原国有企业的债务和亏损先行挂账,由政府负责,待新的企业有盈利后,再由中方股份分红部分逐步偿还。但对于政府来说,即使外商控股国有企业发展较快,政府也无法从中受益,政府的包袱还会较重;可如果不允许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亏损和负债会进一步增加,同样会加大政府的包袱。

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银行、企业、外商共同参与。

企业文化整合不易

成功的外资并购必须解决企业文化冲突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地域、规模水平、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上不同,企业文化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外资与内资企业在经营思想、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冲突,甚至使外资并购失败。

1997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扬子改制”,德国博西华公司收购扬子电器,收购完成后因双方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最终以分手告终,“扬子冰箱”也从市场上消失了。舒而美在鼎盛时期市场占有率为38%,销售额高达十几个亿,但当它被全球最大的纸巾生产商金佰利收购后,中西方文化难以融合,外商的管理理念难以被中国员工接受,早已江河日下。2001年安永合并了中国当时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大华,合并后没有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四年过去了安永大华并没有进入安永主流之中,仍然独立运作,大华也走掉了一批业务骨干,客户流失严重。

在这点上,以并购实现成长的最成功的企业之一――美国思科公司的做法值得学习。

美国著名的思科系统公司在世界(包括中国)的并购成功率很高,与其极为重视文化整合不无关系。一般来说,企业并购后的员工离职率平均超过20%,而思科只有2%左右。通过成功的并购思科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思科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化解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冲突,需要注重以下工作:

首先,并购企业间要进行全面的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可以传递和反馈信息,了解两种不同的企业文化,提炼出各自的文化要素,分析其优缺点;找出两种文化矛盾冲突的主要方面和重叠方面,分析差异的缘由,制定解决措施,以便设计新的企业文化。

其次,在并购双方管理层之间制造融洽的气氛。通过双方高层,尤其是在与被兼并企业关键人物的沟通中了解其态度、动向,争取获得支持和留住他们。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是使不同国家企业的不同文化得到融合、形成新的企业文化所不可或缺的。

再次,充分尊重被解雇员工。通过与被兼并企业的各相关团体(员工、供应商、中间商等)的沟通,了解他们对公司的期望,以便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获得他们在精神上和行动上的支持。

最后,根据新企业的战略和组织特点,对企业原有文化进行结构调整、系统融合,构建一种新的企业文化。

思科在并购后还设有思科“文化警察”一职,负责评估并购对象的企业文化和思科文化的兼容性。

阅读背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迅猛发展,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2%,大大超过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15.1%的平均增长速度;90年代中后期,跨国并购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的70%~90%左右;尽管21世纪初跨国并购投资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据着国际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份额。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吸收外资离不开利用跨国并购这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在加入WTO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正发生着系统性的变化。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禁止成员方使用当地经济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对外销售比例要求等投资管理措施,防止投资措施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等方面的规定,我国政府修订了不适应WTO要求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部外资大法及其实施细则;对违背国民待遇和公平贸易原则的投资措施做出了调整,取消了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产品作为生产投入的规定;取消了贸易平衡限制,不再要求外资企业进口控制在其总销售额的30%以内;取消了内销数量限制,以及外汇使用限制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收支自求平衡的要求。进一步放松对外商投资的管制,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法律、会计、建筑、旅游、教育、运输等服务贸易领域,改善外国服务供应者进入上述领域的条件。还改革了外商投资的审批制度,提高投资政策透明度,定期向WTO通报外资政策变动情况;建立政策机制,指定媒体外资政策,保证这些外资政策随时可以获得;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新的区域性优惠政策;完善吸收外资的产业政策,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探索并购、风险投资、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外资,并出台一系列鼓励和规范外资并购的法规。

入世后外商投资政策法规的变化,为外资并购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我国根据自身需要,对跨国并购也寄予较高期望。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企业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都存在缺陷,在20世纪90年代末短缺经济结束后,市场竞争加剧,客观上要求进行经济结构全方位调整。借助于外资并购实现企业的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调整,是可期待的路径。另一方面,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应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但主导不等于主体,不见得要在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事实上中国弱小的财政已经无法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的盘子。为此,有必要进行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这就需要有大量的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需要利用外资并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改善内部管理,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

外资并购包括外资公司、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直接通过购买股权或购买资产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第一起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案例――香港中策公司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以来,外资并购的发展并不顺畅。据统计,到2001年,中国吸收的FDI中外资并购额仅占4.96%。以证券市场为例,十多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的涉及外资收购的案例约50起,相比于内资收购国内上市公司股权的5000多起收购案,外资并购是零星的、分散的、间接的。

自2003年以来,外资并购内资企业的案例逐渐增加。外资并购的重点行业分布在以下领域:一是市场前景非常看好、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含量高、且行业内已拥有一定数量外资企业的制造业。如,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石油化工、机械等。二是规模效应明显的流通业,主要是批发与零售,以及大型综合超市、百货业等行业。三是正在取消进入限制的原垄断行业,如,银行、证券、电讯、港口、航空、自来水等。这些行业外资公司本身的产品或服务与内资相比有较明显的优势,能带来超额利润。四是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如,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硬件、软件、生物工程、新材料等。

当然,外资并购也有许多失败的案例,无法达到原定并购目标,有的甚至使企业陷入困境。1995年日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一次性购买北旅公司法人股4002万股(不含国有法人股),并承诺八年不退股。日方在正式成为股东后,参与了北旅的经营管理。然而,公司引进外资后,中外双方在发展战略、管理水平和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整合工作十分艰难,经营业绩并未出现大改观,除了在1996年实现每股0.003元的盈利外,其余年度均亏损,1998年更是创下了每股0.73元的亏损记录,逐步沦为绩差股,甚至被证监会强行要求退市(PT)。2000年底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PT北旅为航天长峰所取代。

外资并购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外资对并购对象了解不够清楚、并购标的选择错误或并购后整合不当的原因,也有我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政策法规不完善、造成外资并购的成本难以控制的原因,还与外资并购在中国遇到的观念冲突、体制环境等有关系。在外资并购中还有许多尚待突破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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