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中国应对危机的“铜墙铁壁”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总额高达4万亿元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包括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增加城乡居民补贴、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减税、扩大银行信贷等在内的十大措施，是中国迄今为止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最为重大的举措。会议还决定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全球经济衰退演变。对中国来说，虽然金融危机对国内的金融体系没有造成很大冲击，但因出口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美欧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部需求萎缩，致使中国出口速度放慢，市场需求不足、成本上升、效益下滑，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进而制约消费增长。目前，实体经济中的房地产、钢铁、电力、汽车、有色金属、化肥等重要行业均出现大幅下滑甚至亏损。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更是陷入困境甚至出现倒闭现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速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以及解决其他问题的条件。2008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形势表明，经济下滑幅度大于市场普遍预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更透露，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不到双位数，可能仅有8%~9%。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或许还刚刚开始，我们必须对即将到来的严峻经济形势做好充分准备。

就常识而言，中国要抵御经济衰退的风险，关键是靠扩大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此前，政府也陆续出台一些保增长的措施，比如大范围上调出口退税率，下调购房契税税率以及最低首付款比例，刺激住房消费，还有推进农村土地的流转改革，释放农村的消费能力，等等。但这些措施要应对可能的大范围经济衰退，力度显然不够。以启动农村内需为例，它能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就短中期而言，指望农村开启农村内需特别是激发农村的消费，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当前要对提振内需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必须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这也是国务院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狠、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原因所在。

从国务院通过的这十大措施来看，既有着眼于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也有缓解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产生的社会压力以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对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有利的举措。前者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后者如位列十大措施之首的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增加各种农村补贴、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

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直接提供就业岗位，还能改善发展的基础环境。如国家对铁路的投资，对钢铁、水泥、机械、有色金属、电子电器等行业起到有力的拉动作用，并提供150多万个就业机会。同时多修铁路，对改善民众的出行条件，节约运输费用也大有好处。我国在1998年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时采用的就是大规模投资公路的办法。这次抵御全球金融危机，铁路建设亦可派上用场。

有关数据证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会显著影响一个国家消费率的高低。因此，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与支撑体系，不但能拉动内需，而且对保持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此次10项措施中，大部分都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

除此之外，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这十大措施中还包括实施增值税转型、加强生态环境建议以及推进节能减排等。这显示了中国正在把积极应对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当作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难得机遇。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如果我们应对得当，亦可将压力变为机遇，成为中国进一步作出实质性改革的动力，从而对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以增值税转型为例，作为一项具有减税性质的改革，尽管它有利于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但因为它影响财政收入，从而迟迟没有推行。借助于金融危机，此次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不仅对经济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更为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壮大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税负环境，同时也有利于政府财政从生产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与10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中国此次出手更早，经验更丰富，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大，货币政策亦更灵活。如果我们能在有效防止中国经济过快下滑中进一步促进经济和金融结构转型，同时更好地改善民生，那么，我们将不仅能够经受住这场危机带来的严峻考验，而且将构筑起应对下一次危机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