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记者误导国际受众写作手法浅析

采取片面性报道和制造虚假新闻，一直是西方媒体运用较多的写作方式。这两点在2008年西方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中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也已让世人有所认识和警觉。本文仅就西方媒体记者配合国家利益，分析其在新闻写作中采取多种其他技巧，从而达到隐性传递记者自身观点和价值观判断，误导国际受众的目的。

制造刻板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虽然并非总是正确，但却总是最鲜明、最牢固的，并且决定着以后的认知过程，也是接下来认知事务的依据。与第一印象密切相关的是“成见效应”，第一印象往往是形成“成见效应”的基础，“成见效应”往往也是第一印象的加深和拓宽。西方媒体记者经常在新闻写作中开篇即给报道定下某种基调，给受众造成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有关中俄投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叙利亚决议草案的文章为例，该文首段即称“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叙利亚决议草案由于中俄投否决票而被废除，由此，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对反对派的镇压正当化，必然导致攻击进一步加强。同时，反对派也放弃了政治解决道路，可能加强对政府的攻势，爆发内战的危机不断提高。”按照媒体报道的内容，稍加推理，即可得出中俄投否决票加剧叙利亚局势恶化、西方国家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及强推“政权更迭”有理的印象。

由于这种刻板的第一印象不是以读者直接经验为依据，也不是以事实材料为基础，只因记者的个人偏见而形成的，会使读者忽视事实的真实性，从而导致认知上的错误，妨碍自身对事件做出正确的评价。

采取假平衡方式 “平衡”作为客观报道重要的写作规则之一，要求记者在撰写报道时对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以平等的权利。平衡意味着公正，记者在报道中应尽量照顾到来自各方的观点，避免任意站在争论的一方，这样才能保持新闻媒介的客观立场。①但在实际报道中，西方媒体记者通过貌似平衡体现争议各方观点，实则重组事实的假平衡方式误导受众的例子比比皆是。具体做法为，记者通过有选择性的、不均等的选择报道材料和各方观点，如较多引用符合其写作目的的意见，而对我方意见则以一笔带过的方式，使我方立场得不到应有的体现，遭到国际社会的误解。

以《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18日题为《中国要求菲律宾船只撤离黄岩岛海域》的报道为例，该文章前4个自然段叙述了中菲双方船只对峙的经过及原因，属于叙述基本事实。接下来连续3个自然段，记者分别展开描写“1988年中国和越南就曾在南沙群岛发生过暴力冲突”；“越南16日在南沙群岛附近举行海上阅兵仪式并纪念死难士兵”；“美国将于4月晚些时候与越南举行为期五天的海军交流活动”。需要指出的是，这三段内容看似和文章主旨并不相关，但目前正值美国推行重返亚洲战略、国际舆论中“中国”和“中国强硬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记者写这些内容有其隐藏的目的：第一，美国向来将自己标榜为“正义之师”，那么“正义之师”保护的必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弱势的一方，否则美国不会与越南举行海军交流活动。第二，再进一步推想，如果真如中国所说这些岛屿历史上即属中国，那么为何周边国家如越南和菲律宾会先后与中国发生争端？由此可见，记者写这几段的本意是想隐性表达中国的强硬态度，为接下来的行铺垫。

报道接下来的5段内容为4个自然段及一句话，这部分记者重又回到该文主旨，继续写中菲双方的对峙。但此时，记者已经转变话锋，先称双方对峙原因始于“两艘中国船只阻止一艘菲律宾军舰逮捕几名被指非法入境和偷猎的中国渔民。这些渔民后来从黄岩岛撤走，菲律宾官员对此感到恼怒。”随后报道又称“菲律宾对中国提出另一项抗议，指责中国一艘船只和一架飞机骚扰一艘菲律宾籍进行考古调查的快艇，以迫使其离开黄岩岛。”此两段内容完全是站在菲律宾方面的立场，从貌似可信的情理角度渲染中国的强硬举措。随后记者又继续引用菲方观点，用数据说明黄岩岛完全处于该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享有的230英里(约370公里)宽专属经济区内。由此，读者心中基本可以形成菲方坚称黄岩岛属于自己实属有理有据的印象。读者已基本被引入记者制造的一个误区。随后，记者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沿海国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但沿海国无权因此而损害他国固有的领土和相应的海洋权益。文章最后以“中方要求这艘考古船立即离开黄岩岛海域”一句话结束。而对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在会上所表述的“中国对黄岩岛的领土拥有充分法理依据”、“菲律宾在1997年以前从未对中国政府对黄岩岛行使管辖和开发利用提出过任何异议，并且还多次表示黄岩岛在菲领土范围之外。1981年、1984年菲出版的地图也都将黄岩岛标绘在菲领土界限之外”等内容只字未提。至此，一个强硬的、缺乏法理依据还要“强占”黄岩岛的中国国家形象被记者制造出来。

纵观该文11段内容，除了开始的4段为事实性描述外，其余隐性和明确引用菲方观点的段落有5段，而中方观点只有2段内容，且其中一段还仅有一句话。记者正是通过这种对事实的切割，故意突出中的一部分，而忽略或者隐去事实中的另一部分，造成读者对信息产生误解，从而达到记者传达偏见的目的。

强化记者个人观点 当代西方媒体有明确的新闻报道规范，规定在报道中“避免记者的主观倾向：1.记者在选择事实时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兴趣偏好为标准；2.记者尽量避免自己在报道中去做判断和推理；3.记者在报道中不得感情用事；4.记者不得在报道中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意见。”②但在《金融时报》今年2月23日发表的《中俄对叙利亚态度有别》一文中，记者较多地使用推断性的言辞，不断地重申记者自己的观点，曲解我外交原则，强化记者给我定下的“不负责任大国”的基调。如“在中国被视为与无赖国家或独裁者站到一起的情况下，这项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一再损害中国的形象，但总的来说，中国政府觉得这项原则符合自身利益。”

“尽管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迅速扩大，但中国政府刻意避免卷入发展中世界的冲突，因为北京方面深知，中国仍欠缺在全球舞台上进行干预所需的外交、军事资源与经验。”

“尽管中国行使否决权受到了严厉批评，但北京方面相信，中国的形象以及中国与中东地区关系受到的损害将是有限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拥有信息来源的记者在事件发生时即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记者通过这种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写法无疑会极大影响受众的认知。

使用特定词汇制造不利语境这也是西方记者较为常用的手法。如引用符合其价值观原则的观点时，媒体多修饰其为“独立的”咨询机构或分析人士；形容我方观点时则多称“官方的”新华社或“政府喉舌”《人民日报》。众所周知，西方媒体号称是“独立于政府的力量”，以此强化其客观、公正的地位，这一说法也根植于受众观念之中。因此当西方媒体在引述我方观点时，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前面冠以“官方的”和“政府喉舌”等形容词后，西方受众对我媒体可信度以及观点的抵触可想而知。

西方记者正是在其一贯标榜的自由报道和独立表达的高尚姿态下，利用其强势媒体优势和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局面，通过以上多种技巧巧妙地传达自己意图，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在多个问题上营造出于中国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冷战中，西方借助其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大量使用意识操纵的技巧对付苏联。现在西方媒体正在故伎重施。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国家利益和新闻价值观驱动，西方媒体这种报道方式仍将持续。对此既不必太过在意，也要理性应对。首先，要加大对西方媒体记者隐性传递偏见手法的揭露力度。其次，鼓励我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业内人士，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撰文，就外媒关注、炒作的问题主动释放有效信息，压缩境外媒体负面报道空间。再次，我相关部门在与西方别有用心的媒体的较量中，也宜首先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就外媒聚焦的话题在第一时间发声，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引导境外舆论向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作者来自中国外文局）

【注释】

①《当代西方新闻媒体》第二版，李良荣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2版第1次印刷。

②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