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上人生 第4期

斯科特・汉密尔顿是美国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他是1981年至1984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连续四届冠军和1984年第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同时他还是一名癌症患者，1997年患癌并接受了手术，2004年又与脑肿瘤进行斗争，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只要拥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

我滑到冰场的中央，瞬间洛杉矶体育场一万多名观众为我欢呼鼓掌。这是我得癌后复出的第一场表演，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想知道我是否还如从前一样出色。自从在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上夺金，十多年飞逝而过，我对自己的期望或许超过了所有人。

我在等朋友的音乐，歌手加利将演唱《再看我一眼》，我选择这首歌献给我的母亲。我上高中时她因乳腺癌病逝。加利开始唱了，我立即投入到演出之中。第一分钟，我就意识到有多么艰难。这是我大手术后的第四个月，我感觉腿部无力，但我的表演必须要进行下去。我积蓄所有力量，飞身一跳。但在半空中我失去了控制，摔到了冰上。观众异常安静，加利停了下来。突然，在脑海里浮现出我的母亲，她说：“亲爱的，你得继续啊。”这就是我的妈妈，她总是要我尽自己所能，尤其是在冰场上。

从我9岁第一天穿上冰鞋时，我就喜欢上滑冰。学校的孩子们都会说“看他”，因为个头太小，我不善于做其他运动，在球场我总是最后一个被叫上场，而滑冰则不同。中学时代，我多次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每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就把我叫醒了。然后送我到滑冰场，并静静地看着我，有时候，偷偷地瞥一眼她的教科书。妈妈是名教师，她还有自己的打算。“我要回到学校继续教学。”她跟爸爸说，“斯科特有潜质做出成绩来，为了能有足够的钱请滑冰教练、保证装备以及参加比赛的路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每天晚上，母亲下班为全家准备好晚饭后，就开始准备考教育硕士学位。最终，她成了一名副教授。

但这还不够，妈妈说服爸爸将房子卖掉，全家搬到郊区。一天，我发现她和爸爸正在后院里开垦荒地。“你们在干什么?”我好奇地问。妈妈说：“我们准备开辟一个蔬菜园，种点儿蔬菜。”其实，她是为了省钱。那时的我是如此的年轻和自我陶醉，以至于没有考虑太多。滑冰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简单，我继续在各项比赛中获奖，但是却不像从前一样努力训练了。

母亲累倒了。医生在她的内检测到一个肿块。得知诊断结果的妈妈眼中满是恐惧，但她的声音却异常坚定：“宝贝，不要为我担忧，我有决心战胜病魔。”母亲把癌症、化疗和手术当成是她尝试新事物的机会。当化疗使头发脱落，她高兴地戴上了假发，“原来总摆弄头发真是一种痛苦，现在简单多了。”化疗还让母亲食欲不振，她的体重下降很快，她却向朋友炫耀自己的身材。

母亲最后一次观看我的比赛是在1977年全国高级花样滑冰锦标赛上。那一次，我输得一塌糊涂。新任教练没能让我集中精力训练，我经常和朋友们到处闲逛。母亲的眼中满是失望。母亲去世的那天，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我不知道以后将何去何从，教练打来电话安慰我。我对他说：“我要让你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站在你面前开始训练。”尽管教练很怀疑，但从那以后，像是母亲在旁边催促一样，我早早起床，从没在冰场上浪费过一分钟。每次训练，我都练到动作非常规范、完美，否则绝不停止。

1984年第十四届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期间，我达到了最佳状态。比赛结束，我站在领奖台上，聆听国歌奏起。我很想对母亲说：“妈妈，没有你，这一切根本不可能。”怀着和备战奥运一样的紧张心情，我努力地进行各项工作。一年时间，我在70多个国家进行了表演。

在1997年的一场巡演中，我感觉腹部疼痛，并且体力开始下降。我想或许是太累了，想巡演结束后做个全面检查。但是疼痛加剧了，在一次表演中我甚至无法站立，距演出只有几个小时我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说在我的身体里发现了些东西。那天晚上的演出非常精彩，我担心这会是我的最后一次，第二天，我就进入了癌症中心。我提醒自己，必须坚持母亲教给我的信念和决心。当从医生嘴里得知我得的是癌时，我非常坦然。我对他说：“让我们开始治疗吧，秋天我还有个巡演呢。”

老实说，化疗和手术真难熬。但我想癌症就像是黑暗，它不喜欢光亮，那我就用我拥有的全部光亮去反击它。当我手术后，在康复室里醒过来的时候，我感觉已经摆脱了癌症的魔爪，新的生命已经开始。

这就是让我在今晚重返冰场的原因。此时我张开双臂趴在冰面上，但时间并不长。观众们开始鼓掌，声音越来越响――这种欢呼我似乎在萨拉热窝的比赛现场听到过。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站起来。我缓慢站立起来继续前行，或许我会再次摔倒，或许我会再次生病，但这都无关紧要。我在冰上全力以赴，一个两周半跳后完美落地。我想，妈妈一定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