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反思

盘点当今世界经济热词，热得”烫手”的当属“欧债危机”：两三年间爆发、蔓延、升级、深化，整个欧洲忙于救市失败、再救市再失败的循环之中。屋漏偏遭连阴雨，2012年伊始，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又下调了法国等9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本已风雨飘摇的欧元区更是雪上加霜。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欧洲何以如此狼狈？欧债缘何深陷危机？中国又能从中汲取什么经验教训呢？

欧债危机进程回放

欧债危机，即欧洲债务危机，也就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简言之就是欧洲一些国家政府以为担保对外举债，却又无力偿还。

实际上，早在2008年10月，北欧小国冰岛的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其后是中东欧国家。但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较小，国际金融救助也比较及时，债务问题没有酿成较大的国际金融动荡。欧债危机真正爆发始于2009年底，希腊等一些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大举救助银行业，使得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大幅攀升。当时的希腊新政府突然曝出自己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113%，超出马约规定的60%近一倍，同时传出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就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的消息。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普、穆迪和惠誉分别下调希腊的债务评级。起初，很多人认为希腊只是个例，但是，希腊问题绝不仅仅是希腊的问题，此后欧洲多个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的信用评级相继被调低，经济下滑，债台高筑，赤字和债务像两座大山压在这些国家身上。起初欧盟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应对市场投机上。但到了2010年5月，希腊已无法实现从市场正常融资，被迫向欧盟求援。欧盟随即成立了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简称EFSF，对希腊实施救助。到年底爱尔兰又被迫求援。2011年4月又轮到了葡萄牙。不仅希腊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西班牙、意大利也开始受到牵连，甚至可能波及到法国，有关欧元区可能解体的论调甚嚣尘上。7月，欧盟峰会试图推出欧债危机整体解决方案，计划对希腊债务实行重组，但未获市场认可。欧洲央行虽出手加大购买债务国国债，但西、意等融资成本仍持续高企，希腊和意大利政府也先后发生更迭。10月底，欧盟峰会提出将对希腊债务减记50%的计划，同时将扩大救助基金规模，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注资，但在随后戛纳的G20峰会上受到冷遇。12月初，欧盟除英国外的26国决定签订一项政府间条约，严格财政监管，朝财政联盟迈进，但市场认为力度不够，仍不足以应对债务危机。

两年多来，欧债危机步步惊心，层层升级，已经引发了全面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先是政坛大洗牌，2011年3月，爱尔兰总理考恩、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黯然谢幕，2011年11月到12月短短1个多月内，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又先后下马，近10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任期未满就提前下台。最让人意外的当属意大利“政坛不倒翁”贝卢斯科尼，拥有亿万身家的老贝堪称跨界高手，混过音乐界、体育界、媒体界、商界，纵横政坛17年更是写下无数风流故事，“腐败门”没扳倒他，“裤裆门”没绊倒他，欧债风波却成了压倒老贝的最后一根稻草。继而是民众不满日益加深，换了领导人并不代表债务就不用还了，国家欠的高额债务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从2011年层出不穷的示威、占领、骚乱就可见一斑。最后，就连欧元区也被逼至“生存还是毁灭”的境地。

进入2012年，欧债危机不但没有减轻的迹象，反而呈现出进一步加深的趋势。标准普尔在一夜之间下调了法国等9个欧洲国家的债务评级，这对欧债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目前，标普对欧元区维持3A+评级的只剩下德国、芬兰、卢森堡、荷兰四个国家。作为救火正副队长的德法两国，一个自身难保处境尴尬，另一个也债务缠身焦头烂额。欧债危机已经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极有可能陷入全面爆发的风险之中。而欧洲各国经济的黯淡前景，也使全球经济更加阴霾密布。

欧洲缘何深陷债务危机

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经常讽刺希腊人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终致欠债难还，债务违约。但这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网络上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法国人一年的生活是春天上班，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

这并非特例，就连被认为是欧洲最勤勉的德国人也是每周上班4至5天，一天有4.5小时午休和咖啡时间，人均年休假173天。德国用于养老金等社会福利的负债高达5万亿欧元。

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欧盟各国的社会福利占GDP的比重有趋同的趋势，许多经济不太发达的南欧国家也逐渐上升到20%以上。2010年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而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中的占比更是高达41.6%。

这种高福利的模式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自然是皆大欢喜，但当经济增长停滞时，问题就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几国的政府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经济大幅下滑税收锐减,另一方面为拯救经济政府支出急剧上升，这成为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以希腊为例。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加上2004年举办奥运会增加的91亿美元赤字，截至2010年希腊政府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142.8%，已经到了国家破产的境地。

其实，政府如果缺钱，还有最后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印钞票。比如美国，为了拯救银行、刺激经济，美联储就开动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但不幸的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诸国没有发钞权，因为它们加入了欧元区，而欧元是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的。这就暴露出欧元区制度设计的缺陷:只统一了货币，而没有统一财政,即存在着“一个央行、多个财政部”和“一个货币、多种国债”的局面。总之，通过发行货币来减轻债务的大门对它们已经关上。因此解决债务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说服外部投资者和机构继续借钱给它们，二是紧缩开支。

那么，谁会再借钱给它们？在解决债务危机问题上，债主实际上比债务人还急。因为此前已经借出了很多钱的债主，此时已经深深地被套牢了。如果不继续借钱，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券将彻底变成垃圾债券，那些此前拥有大量债券的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会因此急剧缩水，这将直接导致破产。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在危机救援中最积极，因为法国银行持有相当数量的欧元区债券，如果这些国家违约的话，法国的损失将会非常惨重（从三大评级机构下调法国两大银行评级可以看出）。

但是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态度却比较暧昧：一是因为德国银行的风险敞口比较小，二是德国民众不支持。作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格的成本控制，其国内工资上涨速度缓慢（年均2%左右），国内消费不振，但是赤字控制得比较好。而希腊等国加入欧元区之后，为了缩短与欧元区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差距，工资一直在上涨，平均每年上涨10%以上。德国这些年忍受着工资长期不上涨的痛苦，现在却要让他们去拯救那些享受高福利高工资的国家，本国民众自然会心有不甘。但是如果不救的话，本国银行业又会面临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大量银行倒闭，危及本国经济。因此，思虑再三，德国政府表明立场：德国不会坐视不管，但必须将救助同希腊等国的改革挂钩。

解决债务问题的第二条路是紧缩开支，这也是债权人继续借钱的先决条件。可问题是，福利增加易，取消难，紧缩开支,债务国的老百姓不答应，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福利受损。这边刚一说削减工资，那边就罢工游行，闹得不亦乐乎。但是，再痛苦，这条路也得咬牙走下去。

现在，摆在欧元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解体，要么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一旦欧元区解体，大量资金将从欧元区快速撤出，欧洲银行将大规模倒闭，整个欧洲经济崩盘并危及世界，政治上半个多世纪一体化的成果也将烟消云散，这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能够承受的。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加速内部整合，推动内部税收、福利制度趋同，解决原有的一些制度性痼疾，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这将是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欧债危机表面上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希腊等国政府持续的入不敷出，深层次的教训则是福利社会的不可持续。超前消费、过度举债、政府失职、欧盟制度缺陷以及外部原因等因素的累积效应，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持续恶化。从更广的视角看，欧美债务危机的凸显，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逐渐将一些产业转移到更具比较优势的新兴国，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而长久以来形成的高福利制度又难以改变，政府支出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升高。

欧债危机下的中国思考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欧债危机下，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

思考一：保持经济的“生产性”，防止实体经济“空心化”至关重要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曾意味深长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实际上，这种“生产性”不仅是霸权国家盛衰的重要基础，也是一般国家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基础。欧债危机有一个显著的产业背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但大量制造业外迁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不振时无力“输血”，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在欧债危机背景下部分地区和行业也“状况频出”，最近的一个例证便是温州大量企业出现“债务危机”。大量游资从实体经济“抽离”，四散进入房地产和高利贷领域，不但加大了我国房地产调控的难度，且直接推高了物价水平。这一现象非常值得警惕。

因此，不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面临着竞争中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都必须尽快地实现产业升级，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立足。对中国而言，保持经济的“生产性”至关重要。

思考二：保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积极理性地构建社会保障网

欧债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寅吃卯粮无力负担高福利的弊端，但这不能否定福利制度本身的积极意义，不能将提高国民福利、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欧洲之所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则是受益于其福利制度。

保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是一个国家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既要积极主动地推进体系建设，也要保持理性，避免短期福利政绩病，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现阶段的中国需要探讨的并非高福利是否可行，而是如何补上历史欠账，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思考三：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2010年，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约17%，如果加上2011年6月审计署公告地方政府性债务10.7万亿元，目前我国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在50%左右，公债总体风险可控，并且还有发展空间。但是，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长期来看，将导致地方经济权限过大，不利于控制债务风险。汉朝贾谊曾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关门停业之虞，因为有中央财政兜底，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缺乏约束。在GDP政绩观导向下，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所谓金融创新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举债经营。因此，我国在控制债务规模的同时，现阶段就应未雨绸缪，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部教授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