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性与对策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在不断增加的贸易壁垒和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中显得越来越突出。在1995-2008年期间，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受反倾销调查677起，被采取措施的有479起，其中钢铁金属占157起，化工类139起。2008年，我国出口的产品遭受21个国家和地区的93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70起和反补贴调查11起，涉案金额61.4亿美元；钢铁及金属制品占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的21.8％，化工占26.2％。2009年，中国遭受116起贸易调查，涉案金额127亿美美元，单是2009年9-12月就遭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47项；美国对中国多个钢管产品进行立案调查，油井管涉及的金额就达27亿美元。全球贸易与经济组织在2009年12月13日公布的数据表明，自2008年11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承诺杜绝贸易保护主义以来，各国政府实施了297项保护主义措施，已经宣布但未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有188项。2010年11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表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而且，从2005年7月开始到2010年11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美国还企图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以便进一步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迫于美国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在2010年6月23日宣布，继续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的压力下，中国继续依赖巨大的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很小。2010年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7.1％，其中投资拉动6.2％，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

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或者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4％下降到2006年的55％，其中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或者居民消费率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2005年的37％。对于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政府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前国家主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根据形势需要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7年1月2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不能只依赖于出口，而必须依靠家庭支出和国内企业投资等国内需求，“对亚洲经济来说，中国国内消费能否持续增长是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中央政府在2008年11月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且在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2009年把扩大农民消费、住房消费、汽车消费、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等五大领域的内需作为保障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在2011-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中，扩大内需进一步被当做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在扩大内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在近十年来采取了增加转移支付、提高退休职工的工资、建立和健全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所得税的扣除额、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废除农业税、家电下乡的政策补贴等措施来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激励下，我国的消费总额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最终消费率从1993-1997年的56％-58％增加到1998-2002年的60％-62％，居民消费率从i994-1995年的41％-42％增加到2000-2001年的46％-47％，部分地缓解了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是，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导致2005年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降至51％和37％，尽管2006年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回升到55％和44％。这就说明，政府刺激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从更宽阔的视野理解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居民消费率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将会呈现下降的趋势。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投资机会也不断增多，投资收益率随着市场的扩大也不断上升，加上居民的消费意识的滞后，这就促使居民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断增加，消费率随之下降。在收入快速增长的时代，消费增长速度总是落后于收入增长速度，如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所说，“通常的原因总是在于个人财富增进的速度过高，消费的习惯没有能赶上；或者是由于这些人愿意把明显消费方面的增进推迟一步，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总是要储备力量，提高作出总的支出时的炫耀结果。”这样，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消费习惯的缓慢改变和炫耀性需求的积蓄行为就促使消费比率的下降。但是，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口也不断增加，对外开放度也不断提高。这就通过示范效应和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效应增加了居民的消费。一旦炫耀性消费带来的消费偏好率超过投资收益率时，消费占收入中的比率就会逐步上升，直到消费偏好率等于投资收益率时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消费率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因此，在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消费的增长速度与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不均衡的，消费率和收入之间呈现u型曲线的关系。根据世界银行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数据表明，在1965-2005年期间，除中国和印度外的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从86％下降至78％，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从73％下降到71％(2000年为68％)，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8％-79％附近。这样，消费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先是不断下降，随后开始上升。总理在2009年2月28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谈起消费，我常讲，取决于消费的不在于一般号召，而在于消费者口袋里是不是真的有钱。当然，我们希望有钱的消费者大胆消费，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使经济发展，使人们就业，从而挣到钱才能真正实现消费。”经济发展，关键要提高工业增加值。200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为26.5％，比发达国家的35％、美国和德国的40％低得多。这就需要我国从物质消耗为主转向依赖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管理创新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看来，总理的判断还真是符合消费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的。

消费需求的动态变化，也掩盖不了消费需求受到消费成本、当期收入、未来预期收入、收入分配、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环境变化的影响。购买一件产品的成本包括产品价格、交易成本、消费欺诈、劣质产品的心理成本和危害身体安垒的成本。产品的价格受到各地方的保护主义带来的交通成本、营业税和其他苛捐杂税的影响。交易成本则包括购买物品时花费的交通费用、排队费用、信

息搜寻和谈判费用、感觉舒适的费用、退货的服务便利费用。大量体验产品的信息都不髓简单判断，而只有在消费或者购买一段时间后才能判断产品的质量和潜在的致病风险，如蔬菜上的残留农药、奶粉和食品的添加剂或者致病物质、药物和产品的质量问题。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包括22家奶制品企业69批次产品含有的三聚氰胺，致使全国29万婴幼儿因食用问题奶粉患泌尿系统结石，3000万儿童受影响。2009年2月18日，广州市出现瘦肉精中毒事件，70余人住院治疗。由于中国有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90％是小企业和个体作坊，72％的人担心食品安全存在问题，55％的人还担心医疗安全问题。所有大城市销售的许多水果都采纳了保鲜技术，高档苹果和柑橘的表层涂有水果蜡，香蕉都是青色时采摘，然后利用外加乙烯激素缓慢催熟的。由于大量的水果都需要添加一些物质进行清洗、包装、防腐，这就为生产商和销售商采取成本较低的低劣技术或者物质来进行水果的包装、处理等提供了动机。例如，许多生产商和销售商对荔枝喷洒工业用酸，把青枣“加工”成红枣，把腐烂的食品处理后再销售。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农产品质量安全和认证的国家标准800多项、行业标准2380项和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由于监管不严，消费者对很多产品的消费都缺乏信心。而且，许多大型化工企业往往将生活和工业污水直接污染农田，导致许多农产品含有超量的有毒物质，而消费者却不知道。汽车和耐用品也存在大量的质量问题。例如，与2009年二季度的2443例投诉相比，2010年二季度中国质量协会用户委员会和汽车质量与服务跟踪站共收到用户投诉3010例，其中产品质量问题占30.1％、服务质量问题10.2％、产品和服务质量都存在问题的占59.7％，6％涉及发动机、变速器、车身的质量问题。此外，在网络交易、电视购物、买房、办会员卡、网站服务、旅游、租房、购买大件消费品、金融理财、教育培训，申请信用卡、医疗服务、就业、实习等活动中，还存在形形的合同诈骗。产妇当作阴道缝扎，肚子里丢落钳子纱布，左腿生病被治右腿，好牙被拔留坏牙，买套警服充警察，买个假证当记者，以致于总理在2010年2月28日的网上交流时说：“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纠、康》杂志在2010年8月报道，中国人对诚信环境感到不满意的将近4成，而感到满意的只有三成。在29类不同群体中，军人、农民、教师、学生和记者，被认为是公众心目中最诚信的群体，而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推销员、房地产老板、广告人、足球运动员，被认为是最不诚信的群体。中医人员排在第10位，而西医人员排在第19位。人们最不信任的行业是中介服务、电视购物、保健品、广告和房地产业。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推知，随着劳动分工和中间环节的发展，消费者对大量产品的信息了解程度不断降低，这包括产品自身的信息和产品包装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性的高度发展为许多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诚信风险提供了机会。在中国4.3万多个工业标准中，2.3万个标准都是在10年以前制定的，1万多个标准需要重新修改。由于大量的消费者特别是农村的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性能的认知程度较差，在面临质量较低或者安全性能较差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性时，消费者稳健的做法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挑选商品，减少消费甚至停止某些产品的消费。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叫做柠檬市场中的不交易原理。美国有1／7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说服的活动，当中大部分用于影响消费者短期的购买决策。面临信息极大不对称性或者涉及生命安全的产品，政府应该加强对生产和销售企业的严格监管，要求其提供充足的信息和技术指标，同时对违反产品质量规定的企业和个人处以严厉的惩罚，以便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2009年6月1日，中国开始正式施行食品安全法，建立了食品召回制度，统一食品国家安全标准，任何食品添加剂目录外的都不能使用，保健食品不能宣传治疗功效、权益受损消费者可要求10倍赔偿。而且，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的管理，防止大企业和城市周围成为大量“三废”的污染源。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建立全国的统一大市场，消除个地方的贸易保护主义，降低各种产品消费的交易成本、心理成本和安全成本，从而扩大消费量。当各种产品的消费成本降低和需求量扩大时，这必然推动全国产业企业的重组和淘汰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在2006-2010年期间，中国淘汰了大量的落后产能，其中炼铁1.11亿吨、炼钢6683万吨、焦煤1.05亿吨、铁合金663万吨、水泥3.4亿吨、造纸1030万度，淘汰的产能占全部落后产能的50％。

除了消费成本，对消费影响最大的要数收入水平和分配状况。劳动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单位在职享受的收入、企业家创业收入、投机性收入、非法和未统计的收入，都对我们的消费需求有重大的影响。例如，国有金融机构的收入分为三部分，一是年薪收入，如工资、月奖和年终奖，年终奖占年薪收入的50％以上；二是各种福利补贴，中层管理人员有5万元的养老金、7万元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和汽油费补贴2000元、保健医药报销5000元、图书卡和旅游费2万元；三是福利分房和子女进入金融机构工作的收益。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些收入的适当改变是如何影响消费需求的。

第一，劳动性收入可以分为竞争性收入加上垄断性收入部分。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过去十年期间几乎下降了12％，竞争性收入增长缓慢是原因之一。竞争性收入一般指市场处于完全竞争性获得的收入，如农民收入、农民工的收入以及纺织业、服装业等行业的收入。中国劳动力有7.8亿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为3.06亿人。2010年，深圳市农民的月均收入1300-1700元，而最低工资标准在深圳为1100元、长春为820元、浙江地区为800-1100元。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在1998-2010年期间的人均工资只提高了68元，如果考虑通货膨胀、企业的欠薪、劳动时间加长、工伤事故增多、安全缺乏保障，那么，农民工的收入实际上下降了。在此大背景下，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在竞争性行业中，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工资在不同年龄和教育水平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如城镇职工的教育报酬率从1988年的3.9％增加到1995年的5.9％，女、男工资比例从1988年的0.84下降到1995年的0.82。地域生活成本的不同也带来工资差距问题，如上海、北京的纺织工人的收入就比兰州、贵阳的纺织工人收入高。在劳动力市场上美貌也具有很大的附加价值，电影、电视、模特等行业都是美貌高度集

中的行业。从平均角度看，长相中偏上的人比长相难看的女人要多挣9％的工资，男性差异为14％。显然，最低工资的规定和集体工资谈判机制的确立，可以提高竞争性行业的工资。

但是，在劳动性收入中最大的差距来源于垄断程度的不同，银行、保险、电信、电力、石油等行业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就比一般行业的收入高几倍。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职工占全国的8％，但其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比其他城镇职工的收入总和还多。美国管理咨询公司合益集团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泰国和越南是世界上工资差距最大的国家，其中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工资比在中国从2006年的10.5增加到2007年的11.8，而韩国。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的管理人员与职工人数的工资比维持在3-4之间，挪威、加拿大和瑞士维持在2-3之间，新加坡为4.7。2009年，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达11倍，而收入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收入的5.9倍，其中三分之一是由垄断因素造成的。由于垄断行业和管理阶层的高工资，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转化为持续的就业增长。经济增长1％拉动就业增长的数量在1980年为200万人，1990年100多万人，2001-2010年期间为80-100万人。与欧盟的就业弹性0.78、巴西的0.9、印度的0.3、俄罗斯的0.2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在近几年只有0.1。根据国家发改委分配司对2007年的18个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工资推算，削减这些行业1、3的工资福利就可以多容纳700万人就业。如果把行业工资差距限制在发达国家的2：1，那么，节省下来的工资福利可以多容纳1000万人就业。因此，提高竞争性行业的工资，或者降低垄断性行业和政府部门的工资，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可以推动就业和经济的增长，以及扩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的和减少高收入阶层过度消费进口产品的倾向。有人建议，垄断企业要向国家多分红利来解决职工收入过高的问题，或者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发放的随意性，或者改变只针对工资性收入而对工资外的劳动收入不征税的状况。

在企业追求利润、工人追求尽可能高的工资以及资本和劳动具有替代性的假设下，不断扩大规模的完全竞争就会造成工人的周期性失业和商业周期，造成经济动态的波动和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考工人失业时技能丧失的情况和企业在衰退中的大规模破产，那么，短期失业就可能造成长期失业的灾难和降低竞争性工资，犯罪、群众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因此，我们要高度关心失业人群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由于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熟悉业务优势，现有离退休人员中有20％、大约200万人由原单位返聘或者受聘于其他单位，在法律、建筑设计、教师、企业管理等依靠经验的专业性行业继续工作。到2010年7月1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2.2％，近200万大学生面临“我学经济我悲剧，毕业工作没处去”、“我学历史我脑残，求职路上好心烦”、“我学数学我无奈，工作找得很失败”的悲剧，而2009年有144.3万人和2010年有141.5万人报名争夺几万个名额的国家公务员资格。显然，减少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或者严格限制离退休人员返聘都可以增加失业人群或者大学生人群的就业机会，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和消费需求。

第二，财产性收入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根据花旗银行的《2010年财富报告》，在2009年拥有100万美元可投资净资产的人士在中国有34.3万人，比美国的251.9万人、日本的66.9万人和英国的43.9万人少，但却比德国的34.2万人、法国的26.6万人，意大利的23.2万人、巴西的18.1万人和瑞士的16.5万人多。《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2009年底中国大陆有87.5万个千万资产的富翁，5.5万个亿元资产的富翁，1900个十亿元资产的富翁和140个百亿元资产的富翁。千万元资产的富翁在北京市有15.1万个、广东14，5万个和上海市12.2万个；亿元资产的富翁在北京市有9400个、广东8200个和上海市7300个。千万元资产的富翁主要集中在炒房、商人、炒股和公司政府的高管高收入人士。拥有巨额资产的人，或者将其财富存入银行收取利息，或者购买办公楼和住宅用于出租，或者投资于股票市场获得股利或者资本收益。也就是说，随着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富有阶层，这些阶层可以在劳动性收入之外获得巨额的利息、红利和租金收入。由于富裕阶层的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或者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我们就需要改革目前的以工资为主的所得税体制，实行综合所得税和财产税缴纳机制，对穷人或者低收入者的利息、股息和租金免税，而对富人的财产性收入征收所得税。

第三，在职享受的收入，是收入差距的一个巨大来源。许多竞争性行业的职工，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职工、农民等，工资性收入就是其劳动的全部报酬。但是，许多垄断行业和公司、政府的中高层人员享有太量的在职消费收入，如单位公车、饭费补贴、汽油费补贴、单位发放福利房、医疗费报销补贴、旅行补贴、服装费补贴、电话费补贴、计算机补贴、，养老金和退休金缴纳较高的补贴等等。这些潜在的补贴进一步扩大了各阶层的收入差距。2002年，城乡收入比为3.12倍，加上各种城镇补贴后增加到4.35倍。

在工资政策受到严格控制和过高的工资会遭到社会的非议的情况下，各公司和单位从内部团结、公司地位和社会尊重的角度出发，不断增加全体或者部分职工和管理阶层的在职收入。“公司作出了一整套投资、生产和组织决策，这些决策会反映多种多样的因素一政治稳定、劳工反对、社会抗议。我们有理由说，企业家也同任何其他人一样，有许许多多个人动机。利润也许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们同样也对性、食物、和拯救灵魂感兴趣。只有当更多的利润能够带来更多的未来预期报酬和职位升迁时，管理者才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否则，管理者会追求当前收入和效用的最大化，利用各种支出为自己谋利，高额的采购成本中拿取回扣、豪华办公设备中的在职消费、庞大的豪华车队和侍从人员获得荣耀、低价出售产品获得回扣等。任何资金的使用，如工资、房租、税收、分红、利息、广告费、采购、投资、建筑等，都可以给经营者带来回报。社会学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着依附、庇护、特殊主义等新传统主义的权力关系。国有企业的领导者通过手中掌握的集体资源控制和分配权力，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上下级之间的“庇护依赖关系”或者“上下间施恩回报关系”。在法律关系欠缺的状态下，这就演变成为一种以忠诚为中心的“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制度”，从而造成了领

导者与积极分子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和与一般工人集体的利益对立，单位权力者在原有的再分配体制和新兴的市场体制中都将优先获得实际利益。例如，在2008-2009年度获得天津市食品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的64人中，只有7位是研究员、工程师、实验员，其余57人不是经理就是董事长、院长、科长、处长、主任或者党委书记；在2008-2009年度获得天津市食品科技突出贡献奖称号的37人中，只有一位是总工程师，其余36人都是经理、总裁、董事长、主任、所长、校长、局长和院长。

在房屋价格急剧膨胀的时代。或明或暗的住房补贴，可以说是最大的单笔在职收入。陕西省眉县县城的“城市美景”项目计划建设1838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但在在2010年4月申报出售的610套一期工程住房中，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各部门领导有40多名，分配给城区居民的只有22套。安徽省毫州司谯城区福利院“老年公寓二期工程”被盖成了40多套上下两层的别墅，民政局对面的“老年服务中心”被盖成了18幢三层欧式别墅。温州政府官员低价购买安置房、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联号、杭州74套房超低价成交、合肥公职人员违规占用直管公房、浙江省台州市政府官员倒卖价值5万50万元的“房票”，都是住房补贴。北京“观林园”二期的内部认购329人中，有近百名的政府官员，内部认购价为每平方米1.95万元，而附近楼盘价格为每平方米2.5-2.6万元。在海口市政府下发的《于加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双限商品房(五源河公寓)分配销售纪律的意义》中说：“为有效解决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进一步改善干部职工的居住条件，市委、市政府本着以人为本，解决民生问题的宗旨，拟统建五源河公寓。”五源河公寓一期有6000多套，以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价格向公务员销售。这些靠近海边的“限价房”的每套面积大都在100平方米左右，每平方米售价3000多元，而相应地区房屋的价格为每平方米2，5万元。2010年，海口市根据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16208套，其中主要供给财政人员的有7600套，从而把为中低收入阶层服务的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转变为少数政府火员或者富有阶层服务的廉价房。这些隐含的或者间接的在职收入，不仅扩大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而且增加了企业和政府的经营成本。逃避了税收和监管，不利于企业和政府提高经营效率和实现结构的调整。因此，我们需要将所有在职享受的收入实现货币化改革，构建一个简洁透明的工资体系并纳税。

第四，合法的企业家收入是收入差距的正常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企业家创造和主导的经济，企业家在创新和承担高风险下理应获得高额的回报。例如，2009年上市的113家创业板公司，489位企业家成为亿万富翁。在2010年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中，北京有神州泰岳、乐普医疗、探路者、立思辰、鼎汉技术、北陆药业的10位自然人股东产生了24位亿万富翁，3位拥有超过10亿元的股票资产。乐普医疗的一位股东拥有6300万股，每股6l元，拥有36亿元的资产。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也因为股票解禁和拥有巨额的股票期权而成为亿万富翁。除了这些亿万富翁级的企业家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中小企业家群体。汪和建在2006年在对89名自主经营者、25名合伙经营者和38名打工者的调查时发现，68.9％的人表达了当老板的愿望，而89名自主经营者投入资本只有184.6万元，16.7％来自自有资本，12.5％来自银行信用社的贷款，而70.8％来自亲朋好友的借款。提供城镇80％以上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显然，政府要努力支持个人的创业，增加对个人的创业贷款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进入开放的垄断行业，以便全面提高中低层的收入。2010年5月7日，国务院要求贯彻落实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这些行业包括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矿产资源勘探等基础设施行业，市政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公共交通、政策性房屋改造等公用事业，医疗、教育培训、社会福利、文化旅游、体育等社会事业，金融机构、批发零售、国防科技、国有企业改造等众多行业。显然，垄断行业的开放，不仅有助于加强市场的竞争和促进企业的创新，而且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收入。

但是，在推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企业家非法收入的获取行为。王荣利在《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止》中分析了2009年的83名影响重大的企业家犯罪情况，其中34名国企企业家涉案金额34.0466亿元，人均涉案1亿多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在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牵涉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的有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和受贿的2例，涉嫌其他犯罪的4例。因此，民营企业家的合同诈骗和暴力犯罪，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的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值得高度关注。

第五，投机性收入。我们处在一个暴富的时代，股票、彩券、房地产、基金、，都能让我们一夜暴富。在2002-2010年间的福利抽奖中，我们见证了河南的3.6亿元、甘肃11380万元、广东9668万元、安徽5050万元、云南省5600万元、唐山5000万元、广州4500万元、湖南4124万元、沈阳2500万元、武汉2250万元、重庆2000万元、吉林1989万元、保定1250万元、北京1000万元的一次性巨奖。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89.1％的人表示身边的年轻人打算做“炒族”一靠炒卖股票、房产、黄金、字画、外汇、期货、基金进行发财致富，而高达76.8％的人认为靠踏实工作很难致富。到2010年11月，中国股票市值大约与国民生产总值持平，只是每年有所波动，股票账户1.26亿户，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达到1.8万亿元，净资产5000亿元；61家基金公司管理619只基金，资产净值2.2万亿元，证券从业人员已有23万人。2009年，工商银行利润1285.99亿元，建行1067，56亿元、中石油1031.73亿元、中国银行808.19亿元和中石化612.9亿元，合计4806，37亿元。这些利润的很大一部分都通过红利分配流入高收入的基金和证券公司，难怪美国投资大亨巴菲特指导人们投资于中国的垄断性行业。

在股票投机和房地产投机成为中国千万元资产富翁的主要来源之时，绝大部分股民却亏损惨重。在北方地区，

60％的投资者将家庭资产的50％以上投入了股市，而40％的投资者甚至将家庭资产的70％都换成了股票。在南方，把家庭资产的10％-50％投入股市的人占53.13％。在2010年1-6月期间，中国股市的75％的投资者都亏损，而亏损投资价值30％以上的人占40％。少数人在股票市场上的暴富与多数人的亏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市场效率理论，任何独立的机构和个人在金融市场上都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偶尔获得超额利润，但不会系统性地获得超额利润。一旦某些专职投资机构或者个人年复一年系统性地获得超额利润，那么，这些专职投资机构或者个人就不是独立的，特别是依靠内部信息、垄断、操纵进行不公平交易。对此，国务院在2010年11月要求加强股票市场的规范化，防止内部操纵和腐败行为。

第六，非法收入和未统计的收入。在我国的收入中，非法收入和未统计的收入占有不小的比例。王小鲁在《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政府税收占1／3，规范性的收入占1／3，还有不规范的收入占1，3，如2008年近30万亿元的国民收入中有9万亿元的不规范收入。在2005年估计的4.4万亿元遗漏收入中，灰色收入估计为3万亿元，其中工程承包资金损失5600亿元、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的关系费1万亿元、企业为获得行政许可和审批而支付的旅行和娱乐花费5000亿元、土地征用和非公开拍卖的土地收益流失7500亿元等。北京市在1978-2008年期间就立案侦查贪官1.6万例，批捕26万人。在2006-2009年期间，江西省11个设区市国土资源局有4名正副局长、县市区国土资源局有29名正副局长被查处，单是2009年就在国土资源系统查获13人的受贿案件。其中，在2003-2009年期间担任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江华，利用土地规划、地籍、土地利用等权力，非法收受24人的贿赂款574.4万元，并在北京、海口、南昌等地拥有多处房产，还有大量的金砖金条、高档首饰、名贵字瓷器、名贵相机，高档酒200多瓶。在2002-2009年期间任江西省国土资源部整理中心副处长和副厅长的许建斌，多次收受设计院、建筑企业、拍卖公司的贿赂款221万元。南昌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周宏伟，利用置换土地、办理土地证、增加容积率等方面的权力，受贿579万元，其办公室堆满各种名贵礼品，装钱的信封就有40多个、价值300多万元。在1994年至2007年期间担任安徽省颖上县副县长、阜阳市颖泉区区委书记的张治安，利用职权为30个单位或者个人承揽工程、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息，先后52次索取359万元的贿赂款。贵阳市市长助理樊中黔在任职期间，收受的成捆贿赂资金装了五个保险柜，计有人民币1310万元和30万美元、13万欧元、46万港币，外加上房产9处，面积从116平方米到239平方米不等。这正是应了古话：“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在2010年5月，河南省的各级政府查出697个小金库，资金5.03亿元。这些大量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不仅扭曲了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而且也也扭曲了市场的正常消费需求，大量的藏匿现金则抑制了市场的需求。

看清了收入的来源，我们就知道区域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职工与管理层的收入差距，还有数也数不清的收入差距，正在困扰着中国人。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到：“这是最好的岁月，也是最坏的岁月；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蒙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也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寒冬；我们拥有眼前的一切，我们实际上一无所有。”中国的收入分配的这种二重性，道出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天壤之别。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5％的富人拥有美国60％的财产，而中国1％的富人就拥有了41.4％的财产。这种差别孕育着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心态的改变、消费需求的不足、制度的不完善、道德感的失落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983年的56.5％减少到2005年的36.7％，而资本报酬却在1978-2005年期间增加了20％。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2年的68.3％下降到2007年的57.5％。同时，我国的总体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9增加到1992年以后的超过0.4和2004年的0.44，其中农村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5增加到2005年的0.38，城市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17增加到2004年的0.326。王小鲁甚至估算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为31倍，城乡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为55倍，远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倍和21倍要高得多。在这种巨大收入差距的影响下，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代际传承现象：富者的后代在富有的遗产和资源条件下更加富有，贫者的后代在微薄的遗产和较少资源条件下更加贫穷。这种现状推动我们需要把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入向贫困人口倾斜。

在贫困人口中，中小城市、农村和西部地区显得尤为更加突出。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相比，贫困地区和中小城市往往在人才资源、政策资源和财政资源方面显得不足。由于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较大的企业不愿在中小城市投资，高端人才和大学生不愿到中小城市工作。在这些限制条件下，中小城市的工资收入比较低。尽管凤凰网一项调查显示94，3％的人支持向中小城市转移，但是大城市的高工资和丰富的文化生活却阻止了这种转移的意向。为此，向中小城市提供更优惠的政策，是推动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根本动力之一，也可以缓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城市拥挤、环境污染、房地产价格暴涨等问题。2006-2010年期间中国吸引外资4200亿美元，直接吸纳就业人员4500万人，而中西部吸收外资占全国总量的比重由11％上升到14％左右。为此，外资政策要向中小城市和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对中小城市和中西部的财政投资，这就可以极大地改善区域的收入差距，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收入。

当然，扩大内需还要取决于未来收入预期和消费环境的稳定性。大量研究表明，对未来收人不稳定和风险的预期是造成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要低于收入高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就是因为农民面临更大的收入风险从而提高了预防性储蓄的结果。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教育、医疗和住房价格的不断攀升，必然影响到我们目前的消费状况。我国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人在2004年高达1.43亿人，2014年将预计达到2亿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大量医

疗、保健和其他服务需求，会造成绝大多数独身子女家庭的沉重负担，致使许多家庭增加储蓄并推迟消费。死后买墓地，也需要巨额的储蓄，如北京市福田公墓，0.5平方米的公墓平均价格在7万元，1平方米11万元；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的新开盘墓地需要8万元。而且，社会安全程度的变化严重限制着各种消费行为。根据社会科学院的《卒土会蓝皮书》报告，中国的从1993年的8700起增加到2005年的8，7万起和2006年的9万起，用于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在2010年高达5140亿元，与国防开支持平。2008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中，对于目前的社会治安环境，被调查群众认为“很安全”、“安全”和“基本安全”的占94.6％，比2007年上升1.3％。在影响群众安全感受的问题中，被调查人选择“刑事犯罪”的占26.06％，公共秩序混乱、刑事犯罪和交通、火灾事故一直以来都是影响群众安全感最为突出的因素。2009年犯罪数量为485万起左右，其中暴力犯罪率维持在万分之三十四。2009年1至11月，全国共破获抢劫案件13,4万起，抢夺案件6.1万起，盗窃案件125.4万起，拐卖人口4420件，犯罪团伙7.7万个。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增强社会的安全感，严格控制房价、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的无限上涨，是政府在未来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不可忽视转移支付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一是向贫困人口和失业人群的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包括向贫困人口发放救助金、免费乘坐公交车、失业救济金、住房补贴等。厦门市公共租房的租金只相当于市场租金的10％一30％，深圳市公共租房的租金补贴标准为市场租金的60％-70％。在许多大城市，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半价享受景点门票。从1999年开始，天津市政府每月给每位百岁老人发放100元营养补助金，2001年提高到每月200元。2010年上半年，天津市有3903户家庭享受廉租房，50257户家庭享受租房补贴，18737户家庭享受公有住房租金核减。这些补贴的作用，不仅是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而且还会增加我们生活的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够触动我，那就是最卑微者的希望所在，以及那希望中有多少成分使他们相信可以超越科嗾、地界、宗教以及社会等级的。”对于贫困补贴，我们要注意到中间的漏出行为。例如，湖南省茶陵县扶贫办公室主任谭文明在2004-2010年期间，从工程项目承包、基础设施扶贫工程和农业产业化等扶贫资金的拨付中，收受贿赂43次、32.2万元，其中涉及扶贫项目20余次、23.7万元。对于失业救济和贫困补贴，我们还要看到其长期效应。根据市场搜寻理论，更高的失业救济金会拉升失业率，延长市场搜寻时间，因为更高的替代收入可能会延缓向另一个有收入的工作过渡的时间，或者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较低会延长寻找工作的时间。同样，不断资助穷人就可能延缓穷人自立的倾向，贫困补贴导致贫困化：贫困村和贫困县没有动力机制摆脱贫困。诚如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所说：“政府政策优先奖励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几乎任何补偿都直接针对一种人们可以操控的、即使是细微或微弱操控的情况，它降低了人们脱离这种境况或从紧急状况中摆脱出来的动机。”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种转移支付形式是资金外逃。到2009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4万亿元左右，营业收入接近2.8万亿元，实现利润3000多亿元，约占全部央企利润总额的40％左右。1990-2005年期间，通过贸易、对外投资和地下钱庄实现的资本外逃估计为1531亿美元。如果加上送子女海外上学、大量购买海外资产和贪官的卷逃资金，则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量更大，如1997年为364亿美元，1998年为386亿美元，1993年为283亿美元、2000年为480亿美元。我国在海外的留学人数在2003年为46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国内父母的支持。北京市检察院在2008年举行的“纪念首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座谈会指出，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官员人数高达1.6-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但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比较典型的是，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2亿美元；2003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案金额高达2.532亿元；2005年前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汇往境外的资金达两亿元。2007年，美国国务院发放了1099张投资移民绿卡，293张发给中国人；2009年美国发放4218张投资移民绿卡，其中中国人获得1979张；预计在2010年美国政府发放的投资移民绿卡中，中国人可能占70％。在伴随移民投资的过程中，大量的投资者把资产和子女转移到海外，并最终成为美国的公民。这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4月23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面临着消费需求的动态发展规律，扩大内需是一个艰巨而又长期的综合性工程。因为消费行为直接受到消费成本、当期收入、未来预期收入、收入分配、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环境变化的影响，进而间接受到政治上的立法、贸易规则和社会政策，经济上的繁荣与衰退、利率和汇率的高低、通货膨胀和就业水平，社会上的观念、生活方式、人口、性别和民族偏好，还有技术上的新产品开发和新兴科技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扩大内需，我们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废除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制度，建立产品质量安全和道德诚信体系；开放垄断行业，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和深度；降低垄断行业的工资，提高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将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的大量在职享受收入货币化，逐步建立综合所得税体制；向中小企业增加金融贷款和实行财政援助，政策要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倾斜；打击企业的非法行为，规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积极稳妥地防范非法收入和地下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而且，我们还需要健全覆盖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向低收入群体扩大转移支付，同时限制国内资金和收入的海外转移。在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更多的人群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多的收入将会被用于当期消费，企业效率和附加值也因此提高，经济的竞争性也得到加强，产业和企业得到兼并和重组，从而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坚实地建立在国内需求和健康的经济结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