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俗语论与中国白话文学和文论

欧洲俗语论与中国白话文学和文论

一、孕育欧洲俗语论和中国白话论的文学土壤

在欧洲，系统地探讨俗语作为文学语论文联盟言的问题，大致出现在但丁(dante，1265－1321年)的时代。而在中国，这个时间被延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时期。无论欧洲还是中国，在诗人或文论家们意识到俗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提倡俗语文学之前，民间的俗语文学早已开始悄悄地伸展触角，在文学领域内寻找自己的空间，并在宗教和官方体系之外的民间世界寻得了栖息之地。

与俗语相对而言的文言，曾经桎梏过文学的发展。在欧洲和中国，言文离异的现象在较高的社会阶层曾经较长时间普遍存在过。那个时代人们在生活中用的是俗语，写作时用的是文言，不经过专门的学习无法明白文学作品。文言作为话语工具已经严重背离实际生活，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抵达文学的便利性，成了人们接近文学的障碍。欧洲俗语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一)欧洲俗语文学的发展

欧洲俗语文学兴起时，拉丁语在文学领域还处于主导地位。欧洲的文言——拉丁语是中世纪教廷及贵族使用的语言，代表着高尚、典雅、规范。拉丁文属印欧语系，原本是古意大利中部拉丁姆地区和罗马帝国的语言，曾经是正统的意大利民族语言。后来，罗马人征服了欧亚大陆，拉丁文的影响也就随之而扩大。拉丁文在欧洲中世纪重要地位的确立，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中央集权统治紧密相关，也与基督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形成紧密相关。基督教普遍流传于欧洲后，拉丁文的影响力更为广泛，从欧洲中世纪至20世纪初叶，拉丁语都是罗马天主教的公用语，宗教学术上的论文也大多由拉丁语写成。现在虽然只有梵蒂冈尚在使用拉丁语，但是一些学术的词汇或文章例如生物分类法的命名规则等尚使用拉丁语。后来，由于西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统治的衰落，拉丁文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受到各个民族国家俗语的冲击。在拉丁语作为教会和国家官方语言的中世纪，一方面存在着天主教势力区以拉丁文写成的教会文学，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用各民族俗语写成的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传奇、市民文学等代表世俗生活的俗语文学。例如古英语写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还有法国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用当时法国民间通行的俗语——罗曼语(romance)写成。罗曼语是在2—6世纪民众所使用的白话文“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此外，骑士文学著名的抒情诗“破晓歌”产生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用普罗旺斯俗语写成。3世纪初很多普罗旺斯诗人流亡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大利，又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俗语诗歌的发展。除法国外，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一些用当地俗语写诗的骑士阶层的诗人。另外，英、法、德等国还有俗语写成的骑士传奇名篇传世。但丁在著作中写道：“……最辉煌的作家无不用俗语来歌咏这些主题：例如伯尔特兰·杜·波纳之歌咏武功，阿诺特·但尼尔之歌咏爱情……”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当时欧洲俗语写作的盛况。

由此可见，欧洲俗语论出现之前，用拉丁语写成的正统的宗教文学和用俗语创作的世俗文学已经大体上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展，文学话语工具长期存在着文言与俗语共生的局面。当时个体的诗人甚至同时运用文言与俗语进行写作。例如但丁与他的后继者彼特拉克和薄迦丘就是同时使用两种工具进行写作的典范。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三人的诗大部分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论文则是用拉丁文写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但丁及意大利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身处新与旧之间的过渡时代，他们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所以用俗语写诗，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他们也想通过拉丁语这种正规典雅的语言来深入古代罗马，寻找那些已经散失了的文明，阐发自己的见解。在但丁以后，俗语成了一股不可更改的潮流，逐步取代拉丁语写作，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

随着民间俗语文学的兴起，宗教界也相继有一些人放弃拉丁语转而用俗语来表达他们一心伺奉上帝的心灵历程。例如西班牙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和圣胡安，他们写有大量用西班牙俗语写成的抒情诗。

另外，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推动了俗语的发展。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了宣扬新教伦理，让宗教教义变得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用俗语写成了《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小问答》等小册子。后来，在英、法等国，相继有一些新教的传播者用俗语翻译《圣经》，他们还印制书籍和小册子到处兜售，因为这些活泼而激烈的异端思想是用俗语写成的，通俗易懂，因此人们一读到它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宗教改革对欧洲各国俗语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丁等人的俗语论思想其意义深远，对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学运用各国俗语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绝非凭空而生，而有其深刻的文学实践背景。

(二)中国白话文学的孕育

在中国，虽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文学和文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用不同形式的白话写作的文学却自古就有。

按胡适的说法，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文传统史”和“白话文学史”，而文言与白话分道扬镳的趋势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以文言为工具的“古文传统史”是中国封建时代诗文之正宗，这导致白话文学在很长时间内不被人们所重视。文言来源于白话，很多作品如《诗经·国风》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学。只是到了汉朝，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变化才成为了古文学。那些古文经典形成以后影响到文学，就与用通俗白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向。从孔子到秦汉，中国文体日臻完备，到了六朝骈俪之体大盛，文章工巧雕琢，将文言的富丽典雅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就在汉朝的文人们以文言作辞赋的时候，民间的百姓也在用浅显俗白的语言吟唱表达自己心声的民歌，在《晋书·乐志》里便有这样的记载：

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鸟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

汉代所采集的乐府诗，是古白话诗的代表作，从这个时代开始，民间俗语所写的歌谣，不断为中国文学输送新鲜的血液，后世有很多诗人倾慕乐府的活泼晓畅，多有拟作。到了唐代，除李白、杜甫等诗人拟作的乐府诗歌之外，后来更有白居易、元稹等人大力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文人对乐府诗歌的热衷，虽然不是完全采用白话进行创作，但是却反映了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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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对于俗语表达之流畅的推崇。由此可见，汉唐以来，虽然经典的文言在文学领域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古白话文学也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除了以上所述本土古代白话文学自身的发展之外，自汉代以来的佛经翻译工作更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传授佛理，方便人们理解佛教经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都采用朴实无华的白话来翻译佛经，其中的偈句诗对唐代白话诗人王梵志、寒山及王绩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那些寺院僧侣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佛经故事的唱导之文，在唐代逐步发展成了用俗语讲唱的“变文”，现存的敦煌变文，有讲佛经的，如《维摩诘经变文》等；有讲佛教故事的，如《破魔变》等；也有讲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或现实内容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这些俗语变文对唐代传奇乃至后世的话本和小说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到了宋代，人们谈论哲理时，又深悟文言不适于哲理的阐发，于是语录体开始兴盛。程朱语录其实就是用白话来阐发深刻的哲理，使之更易于理解和传播。而语录这种体裁最早就是为禅门讲解佛理所用，以俚语来说理纪言的。

在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日渐深入的同时，宋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白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审美娱乐需求，当时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技艺集中的勾栏瓦肆，为戏曲演出提供了大量场地。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有相似之处。同时元代白话的兴起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元代科举被废近80年，文人以科举入仕的道路被封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文人与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一方面向民间艺术学习，另一方面也以一己之长写作剧本、词曲等作为谋生的手段，于是用白话写成的词、曲、小小说、剧本开始流行起来。从现存的一百多种元杂剧和锺嗣成的《录鬼簿》、夏廷芝的《青楼集》等相关资料来看，元杂剧最兴盛的时期在前期。当时的杂剧以北方民间口语为基础写成，为明清以后戏曲、小说大量运用白话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大量文人创作的反映世态人生的高质量的白话小说不断出现，形成了一个白话小说的高潮期。

清代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如黄遵宪等开始尝试用浅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初步展现出近代知识分子“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气势。梁启超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将白话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钱玄同对中国白话文学的演进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的起点。”“总之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另外，从清末到文学革命时期，即中国文学话语工具由文言完全转向白话的过渡时期，还存在着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同时运用文言和白话两种话语形态写作的情况。裘廷梁、胡适等人都一面用文言文来说理，一面用白话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在胡适明确提出他的白话文学主张之后，白话文渐成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

(三)历史的交集与分野

综上所述，欧洲俗语文学和中国白话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一些相似的发展态势和一些异质性因素。

首先，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汉代以来的封建时代，在文学创作领域内曾经长期存在文言与俗语(白话)文学共存的局面。在由文言向纯粹的白话过渡的时代，个体的作家甚至还同时运用文言和白话这两种工具。但是，在中世纪由于欧洲由罗马帝国统一的中央集权走向多个民族国家共存，因此，欧洲的俗语实际上包括法、德、意、英、西、葡等多个民族的俗语，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而中国汉代以来的封建时代，虽然出现过外族入侵的现象，但是汉语始终在文言和白话两个领域内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因此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白话作品，虽然带有时代及地域的色彩，但是从根本上呈现出的是汉语大一统的态势。

其次，在欧洲和中国都曾经通过俗语文学来宣扬宗教教义。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为了方便教民理解教义，各国都有用自己俗语写成的小册子。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明白简易的偈语诗、变文等俗语文学形式都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宋代程朱白话语录，则是受到信佛师徒探讨佛理的语录的影响，通过浅易的形式来探讨艰深的哲理或佛理。笔者以为无论是传播基督教伦理，还是宣传佛教教义，为了深入民心都必须以白话而非文言作为话语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够扩大其宗教的影响，达到传教的目的。

二、欧洲俗语论与中国白话论的语言观分析——以但丁和胡适为个别案例

(一)欧洲俗语论

欧洲的俗语论是以但丁思想为代表的。但丁说：“因为我们觉得以前尚未有人讨论过俗语这门学问，而事实上我们深知这种语言是人人所必需的。”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但丁是较早系统论述俗语这个问题的人。作为欧洲民族语言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关于俗语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俗语与文言相比，俗语更可贵。但丁把俗语称为第一语言，把文言称为第二语言。文言来源于俗语，在俗语的基础上产生。但丁认为，在这两种语言中，俗语更为可贵，因为俗语是自然的，而文言(也就是拉丁文)却是人为的。

第二，应该寻求一种“意大利俗语”。这种俗语被但丁称为“光辉的、法庭的、中枢的”语言，它不是专属于某个人、某个地区，它是“那种属于全意大利的俗语……因为全意大利用俗语写诗的光辉的作家都曾使用这种语言”。总之，但丁追求的实际上是理想化的意大利俗语，这种意大利俗语和那些较低级的俗语相比，只有最有才能的诗人才能使用，也只能用这种光辉的俗语来表达最好的主题。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语言，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是“照耀它物而本身又受照耀的东西”，“……这种语言是因训练和力量而提高的；同时又以荣誉和光荣提高它的拥护者”。这种语言也是“中枢的”，“正如门随枢而转，枢转向哪方，门也转向哪方，向里或向外，同体所有城市的方言部随着这种光辉语言动、静、往、返，论文联盟它真是像一家之父”。由此，但丁确定了意大利俗语的中心地位。这种语言还是“法庭的”，像法律那样可以成为衡量其他意大利俗语的一条准绳。可见，但丁所说的俗语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日常的口语，而是在意大利各地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和提炼，能够体现文学“光辉”的语言，是“意大利俗语”化的书面语。

《论俗语》出版于1529年。20年之后，法国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七星诗社诗人杜·伯雷在但丁的影响下写成了《法兰西语言的辩护和光辉化》，为近代的法文诗歌写作辩护，从而为俗语写作的法语文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他在但丁“光辉”的“意大利俗语”理论的影响下提出要改变法语贫乏、粗陋的状况，向古代希腊、罗马借鉴，改换旧词熔铸新意，结合法语中约定俗成的方言、土语，创造新词以丰富法语。可以说，但丁的俗语论影响了整个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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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白话文论

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少学者主张言文合一，提倡以俚语俗字来增进表达的通畅性。在言文开始发生明显分化的汉代，学者王充已经认识到了文言与口语的差别，他主张著作应该明白晓畅，“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论文联盟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他认为经传所记的圣贤之语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而今人故意模仿古人做那些叫人不明白的文章是愚蠢的。王充身体力行，用当时的通俗语言写成了《论衡》和《讥俗节义》。

到了唐代，白居易也明确提出所谓“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要求诗歌表达直白流畅，让人容易接受。此时的唐宋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的“唯陈言之务去”后来被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直接引用。韩愈还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明代的公安三袁，长兄袁宗道认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辩也”。他把文章是否明白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志。王充和袁氏兄弟的文论，及此后“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黄遵宪，都针对当时文坛的复古倾向，从反对泥古、复古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

到了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这为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开了风气之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后的白话文运动，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影响，陈荣衮、裘廷梁等人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主张，认为文言祸亡中国，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裘廷梁在他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提出了非常系统而明确的白话文主张。他把白话文的地位提得很高，将白话文视为“维新之本”，因为白话文通俗易懂，与实际语言相一致，具有文言文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他还通过与“成周”、“泰西”、“日本”等的比较，用事实证明白话文的实际功效，并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使用白话文的“八益”。由于裘廷梁等白话文运动先驱者的提倡，在当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和白话书籍大量出版，用白话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也蔚然成风。为了做到语言和文字统一，拼音文字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这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进而代替文言的统治地位，但它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文言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首倡的“白话文运动”最终在文坛取得决定性胜利打扫了战场。

此后的文学革命也是从“白话文运动”开始的，但是这个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又有根本上的不同。有学者认为“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只是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相同，而在语言作为思想和思维的层面上则根本不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而不是文化大众化运动。五四也开启民智，但不是把传统的用文言表达的封建思想翻译成白话，而是创造性地用白话表达新的思想。新思想是五四白话更为重要的本质。新思想虽然是以白话形式出现的，但从本质上不是大众化的。瞿秋白把五四白话称为‘新文言’，深刻地说明了其性质。五四白话与文言的矛盾主要是新与旧的矛盾，而不是懂与不懂的矛盾。不一定是白话大众就一定能懂，康德的思想无论怎样用白话来表达，不懂终归是不懂。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主要是文化大众化运动，它的目的是把大众本来应该懂却因为语言(文言)的阻碍而不懂的思想翻译成白话以便让大众懂”。

但是，这种认为思想层面的根本不同造成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差异的观点，在文学革命的过程中是逐步被接受、被认识的。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对白话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入的，他们个人对白话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就来自他们对传统和西方思想的不同理解。

三、但丁与胡适俗语文论的比较

(一)事实的联系

在胡适本人的著述中曾多次谈到意大利及欧洲俗语文学的发展，外来思想对他白话文学观的形成有着非常直接而明显的作用。胡适认为“但丁、路德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以代起。路得(lur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此。今世通用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通过审视欧洲中世纪拉丁语在著作中的统治地位以及欧洲各国特别是意大利俗语文学兴起的过程，胡适发现中世纪的拉丁语著书与中国文学革命前以文言著书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地用于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文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带汉文，有同样的艰难……(在意大利)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地创造过于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他还发现，几乎与文艺复兴同时期的中国元代的“中国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语言，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但是由于明代重新以八股取士，而前后七子又以复古为高，遭此阻碍之后，中国言文合一的机会于是中道夭折了。比较欧洲各国俗语文学的兴起，胡适以极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白话文学必定代表将来文学的发展方向。

在影响胡适白话文学观念形成的欧洲文艺巨子中，但丁最重要。胡适曾经用一种仰慕的口吻谈到但丁的伟大功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到了14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的俗话……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⑤”在此基础上，胡适大胆地设想了新文学所用的白话对于将来国语的意义：“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因为这种美好的愿望，也因为要努力在新文学的园地里实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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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理想，胡适创作了《尝试集》。

(二)理论的交集与分野

14世纪但丁所论的“俗语”与20世纪胡适提倡的“白话”，如果仅从工具论的语言观来看没有什么两样。比较但丁和胡适的语言观发现所身处的时代及历史所赋予二人的使命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丁处于欧洲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阶段，他的光辉的“意大利俗语”理想既寄寓了他对统一意大利民族的渴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追求。而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理论的时代，中国也处于一个新旧转换期，虽然没有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文学传统来“再生”出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却可以借助西方的思想，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胡适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理论中，“白话”同样承载了思想革命的重任。无论是但丁的俗语论，还是胡适的“白话文学”的语言观，都承载了时代赋予的重任，有着非常明确的功利目的。

另外，但丁和胡适都认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俗语和白话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但丁认为，人类是最无恒最善变的生灵，所以人类的语言不可能持久不变，好象人间的其他事物，例如风俗和服装，必然也会因为时代和地区的远近而有所差异。而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正受着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生物进化的理论移植到文学领域，使胡适和很多提倡新文学的人都用进化的眼光来看待白话的将来。胡适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胡适认为，文言作为一种已经死去的文字，理所当然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只有用活的白话写的文字，才能够算是活的文学。

令人奇怪的是，胡适的白话文学观虽然受但丁俗语论的直接影响，但是这二人在给俗语和白话下定义时却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角度。

但丁认为，“所谓俗语，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悉的那种语言，简而言之，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从模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而胡适所说的白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但丁从语言的习得角度来对俗语下定义，认为俗语具有自然习得的优势，强调语言使用者与俗语的来源之间的关系；而胡适则是从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这个角度来对白话下的定义。与但丁相比，他更强调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语言观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但丁认为意大利俗语优于文言(拉丁语)，但是他并不完全排斥文言。因为但丁本人精通拉丁语，通过拉丁语，他熟悉了维吉尔等古罗马诗人。他认为，所谓文言，其目的不过是要求一种语言历千载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罢了。这种文言既然为许多民族所公认而稳定下来，它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从而不可能再发生变化。之所以有人要发明文言，是为了避免个人的窜改而变动不居，以免对古代人或外国人的奇言奇行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而胡适虽然也精通中国的文言，但是对于文言却是深恶痛绝的。在很多文章中，他都把文言文贬到了“死”文字的行列，认为文言写作贻害千年。

笔者以为这样的差异是因为但丁生活在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那时很多人越过中世纪教会统治文化的黑暗，通过拉丁文、希腊文的学习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辉煌与灿烂，并试图通过古代文化再生出新的文明。而胡适所处的新文化运动时代，对他而言，中国古代不能提供给他一个人性解放的梦想，更不可能再生，因此，承载封建时代道德的“文言”自然成了他炮轰的对象；另一方面，如果他和那些新文学的提倡者们稍微手软一点放文言一点生路，那么几千年来形成的强大的知识界的文言传统势必卷土重来，胡适们好不容易夺得的白话文的阵地只好拱手送人。

其次，但丁所说的“意大利俗语”，特别是文学语言，是光辉的、中枢的、法庭的。换言之，也就是在意大利各地俗语的基础上经过提炼的语言。作为意大利人，但丁最关心的当然是意大利的“俗语”。但是当时意大利既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在意大利半岛上，各地区有各地区的“俗语”。在这许多种“俗语”之中，要有一个符合但丁理想的标准语，但丁把这理想中的标准语叫做“光辉的俗语”。他逐一检查了意大利各地区的“俗语”，认为没有哪一种够得上标准，但是每一种都或多或少地含有标准的因素。他说，在实际上意大利的“光辉的俗语”属于所有的意大利的城市，但是在表面上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这就是说，标准语毕竟是理想的，它要借综合各地区俗语的优点才能形成。要形成这种理想的“光辉的俗语”，就把各地区的俗语“放在筛子里去筛”，把不合标准的因素筛去，把合标准的留下。所以，但丁的“意大利俗语”实际上已经不是自然口语，而是经过提炼、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种理想化的语言。

而白话文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论，对于“标准”的概念一直是比较模糊的。虽然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曾经提出过“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观点，但是对于“标准”问题，他非常轻视，他认为“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对于用什么样的白话来做文章的问题，他讲得非常简单，也就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胡适似乎又回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些文人所追求的“言文合一”的道路上。事实上，胡适本人也认为自己所走的路就是这条路的延伸，他的《白话文学史》整本书就是要证明自己就是“言文合一”精神的承传者。胡适本人持非常明确的工具论语言观。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没有跳出从王充的“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一直到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圈子。所以胡适虽然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在他思想的深处、骨子里还留着传统的印记。后来当新文学的发展沿着胡适所说的方向发展得过分俗白时，一些文学家也开始注意到标准的问题。譬如傅斯年在其《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提出了“直用西洋词法”的观点，认为欧化的国语文学是发展的方向。但是当时的论文联盟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绝大多数是从作品的思想性方面来说明怎么做白话文的问题，而对于“白话”本身的标准化、光辉化的认识并不重视。

综上所述，欧洲的俗语论与中国的白话语言观，在发展过程及表现特征上既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分别具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通过论述可以看到，欧洲和中国的俗语文学都出现在俗语文论之前，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相互之间的俗语文论发生关联则推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俗语由一种边缘性的话语工具最终发展成为掌握文学话语权的主导性工具历经了漫长的历史，它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反映了文学走下神坛的过程。认识这个历史对于厘清今天很多关于文学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俗语(白话)已经取代文言成为文学创作的话语工具，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文言去了解、研究古代的文学，但是如果想要通过学习文言来进行文学创作则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可是无法回归。 转贴于论文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