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行长高息借款垫付逾期贷款行为性质如何界定?

行长，是银行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或者负责人，作为商业银行的职业经理人，是一个令人称羡的职位。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行长，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作为法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其职务行为后果依法应当由法人承担。支行行长为了压降贷款不良率，高息借贷垫付逾期贷款，是违规行为，还是犯罪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其行为引发的系列法律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承担？

离奇的不良贷款压降方式

2006年上半年，某商业银行A县支行大力发展个人贷款业务，在四个多月时间里，先后向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商发放个人按揭贷款、综合消费贷款等，共计人民币3700多万元，一举成为该商业银行系统个人信贷业务发展领头羊。2008年初，受多种因素影响，该行个别贷款出现逾期，虚假按揭贷款陆续暴露。为保持该行个贷业务领先地位，该行数名信贷业务经理使用自有资金垫付出现的逾期贷款。随着不良贷款额度持续上升，信贷业务经理个人无力垫付越来越多的逾期贷款，经该行主管信贷副行长及行长朱某同意，有关信贷业务经理向与银行有信贷业务往来的客户借款，借条中除明确载明借款金额、偿还时间外，专门标注款项用途为偿还银行其他逾期贷款，二分利（即年息20%），借款人分别签署行长（或副行长）、信贷科长、信贷业务经理个人姓名。至2010年7月末，该行行长、副行长、信贷科长、业务经理个人累计垫款212万元，向自然人客户借款52笔，金额435万元，向某大药房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拖欠自然人客户、某大药房高息累计323万元。2008年6月，两户房地产开发商客户携款潜逃，经该行核算预计1000多万元贷款将形成损失。2010年8月，某大药房经理向该行行长多次索要借款本息无果，遂向A支行上级行反映，一起离奇、违规的不良贷款压降纠纷得以暴露。

第一，如何界定高息借贷引发的系列法律行为性质。

A县支行有关人员高息借贷替借款人偿还银行逾期贷款行为发生后，银行内部信贷管理、合规、法律、监察等机构多次派员前往该县支行进行调查，但对有关人员行为性质界定上存在不同认识。尤其是对朱某的行为性质界定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是朱某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银行经营行为？二是朱某的行为是违反银行内部授权行为还是违法犯罪行为？三是朱某高息借贷所约定的高额利息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对朱某行为性质的界定不仅涉及其个人的行政处理，还涉及A支行民事责任的承担，同时，也涉及朱某刑事责任的认定。

界定朱某的行为性质，不能凭借朱某自己的认识，也不能凭借款项出借人的主张，应当依据相关事实、法律法规规定和法学基本原理综合分析，朱某行为界定离不开四个标准：

一是职权标准。职权，即职责，为职务范围以内的权力。银行工作人员是否享有所在行或者上级行的授权是判断职务行为的关键，这也是对朱某行为性质认识上争议的焦点之一。朱某的上级行并没有给予也不可能给予其高息借贷的授权，有观点认为朱某高息借贷行为属于越权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银行不应承担其行为后果。职务行为一般应取得所在单位或者上级单位授权，但朱某行为虽没有授权，依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朱某的行为后果与职务行为并无二致。作为银行支行行长，银行经营的主要是存贷汇业务，其重要的职务行为内容就是处理借贷事务，有理由认为朱某的行为属于职权范围之内的行为。

二是时空标准。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还应依据时空标准。作为职务行为通常应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行为。特殊情况下银行员工也受单位或者负责人的临时指派而超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范围产生相应职权。朱某的高息借贷偿还其他借款人逾期贷款的行为虽然不是发生在银行营业场所，但却在银行工作时间之内，与职务行为具有特定的联系。

三是名义标准。所谓名义标准就是要看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工作”或“职务”名义实施。朱某从未回避或者否认以银行行长的身份实施高息借贷行为，相对人也明知朱某及其他银行人员的职务身份，甚至相信朱某及其他银行工作人员的借款确与职务相关。因此朱某借款与职务之间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

四是目的标准，即所实施行为的目的是否为了银行的利益或为了履行职务或与职务有其他内在联系。朱某等人在借条中明确标明借款用途为偿还银行逾期贷款，借款的目的简单明确。

依据上述四项标准，朱某实施的高息借贷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

第二，高息借贷行为是一般违规行为还是违法犯罪行为。

依据《巴塞尔协议》规定，合规是指使银行的经营活动与法律、规则和准则相一致。合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不仅是“符合银行自己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国内银行内部一般所称合规，往往是指狭义的合规，即内部规章制度和银行业监管的一般要求，而不包括法律规范，这种理解并没有与“国际接轨”。

朱某的行为包括发放贷款和以职务行为高息借贷两个环节。商业银行的县（市）支行行长作为基层机构的负责人，其经营管理权限来自于上级行的授权，县（市）支行行长对上级行的各项业务签批授权未经上级行特别授权，不能够向主管副行长进行转授，换言之，如果该银行亦采用上述授权管理模式，朱某为该行不符合贷款发放条件的签批人，则其行为不仅违反银行内部规章制度，且违反了银行业监管规章，属于违规行为。

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所谓违法发放贷款，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严重不负责任或者，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的行为。构成本罪，必须达到“造成重大损失”的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本罪立案标准的第1项规定，“个人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单位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违法发放贷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具体是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违法发放贷款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于其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是出于过失。衡量朱某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是两点，一是朱某的行为人是否违反规定而或者，二是造成损失大小。毫无疑问，朱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第三，本案中朱某对客户所承诺的借贷高息是否应受法律保护。

朱某的借贷行为与职务行为密切相关，朱某在借贷过程中承诺的高于银行正常借贷的利息，该行是否应当偿还？对此，银行内部存在不同认识。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的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承担民事责任。”朱某作为该支行的行长，其职务行为后果理应由银行承担。如果银行拒绝承担借款本息偿还责任，款项出借人有权该支行。

有关银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行为责任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虽然针对人身损害赔偿，但是明晰了有关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承担原则。因此，朱某的高息借贷行为所产生的本息，其所在银行有义务依法偿还。

但是，朱某向有关人员借款约定利息明显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其高息部分是否属于高利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故朱某因职务行为所实施高息借贷行为，因尚未超出法定保护基准，银行应当承担依法清偿的责任。

第四，对于朱某的高息借贷行为，银行能否以其超越权或者无权而不追认其行为的法律效力。

《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规定“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某银行对朱某的经营管理授权行为是内部管理行为，其授权权限对银行以外的人与事不具有特别约束力。某大药房经理不可能了解银行内部的授权状况，亦无法甄别作为商业银行县支行长与有关工作人员共同实施、以工作为目的借贷行为是否违规，其有充分理由相信朱某具有相应的权限，即朱某行为已经构成表现，且朱某所借款项真实用于银行收贷收息，银行享有了其人表现行为的权利，银行以人超越权或者无权抗辩某大药房经理贷款本息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于法无据。

对银行的启示

朱某作为一行之长，为其所谓的个贷明星地位，违规放款及高息借贷，其行为不仅严重损害所在行的经济利益和所在行声誉，同时，也无端断送了个人的职业生涯，其行为值得银行业从业人员尤其银行业领导干部深思。

第一，提升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刻不容缓。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法律素养的提升不能一蹴而就，有效提升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法治商数，不断强化依法合规经营理念，严格明确相关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将对银行高管人员法律素养的培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法商的培育，既需要依靠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自身修炼，更需要银行业监管机构依据职权强力推动。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商高低，不仅深刻影响其所在银行的经营管理的合规性，也无时不在影响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自身行为。银行业监管机构应下大力气提升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法治商数，这不仅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更是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客观需要。提升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法商，就是要强化高管人员法律意识的提升、法律知识的培训、法律习惯的培养，就是要强化高管人员的考核，不断地提升高管人员的法律素养。

第二，坚持合规经营。合规经营是商业银行一项核心的风险管理活动。2006年10月，中国银监会《合规风险管理指引》,适用于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规经营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稳健运营的前提。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已然成为银行业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作为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坚决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则，而且要带领广大银行员工落实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则。能否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应当成为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是否称职的决定性衡量标准。银行业监管机构对于存在严重违规经营行为的机构必须进行重点监管，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高管人员应实行任职资格一票否决制度。

第三，严格法律责任。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高低，合规意识强弱，不仅影响其个人职业生涯，而且深刻影响其所在行经营方向和成果。严格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就是要建立规范违规惩处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于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违规行为惩处不能仅局限于任职资格确认和一般性行政处罚，还应尝试建立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违规经营民事赔偿责任机制，把目前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的单向正向激励，逐步演化为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双向奖惩机制。对于构成刑事犯罪的违规行为，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各商业银行，应积极向司法机关反馈，依法严惩构成犯罪的违规行为，发挥犯罪惩罚的警示作用。

（作者系吉林省银行业协会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