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

如果我依然能够诚实地面对当年我的学习状况，真的会为今天的我感到吃惊——无论如何，人们无法将当年那个不求上进、在玩耍和做梦中打发时日的孩子，与今天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相提并论——这里，我丝毫没有自得和自诩的意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但我依然认为自己所得远超出了自己的资质，幸运女神对我的眷顾不少。

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贺春林布置作文，以“我的理想”为题。嗣后，点名让几个同学朗读。我第一次道出自己的理想——也许是率性的，根本没有深思熟虑，但至少不算很离谱——当老师——在初中毕业填写志愿的时候，我仍然毫不犹豫地写上“师范”，并真的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吉安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当了几年老师。我的同桌李海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给自己定义的理想我不记得了，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说，二十年以后我们再相聚，那时李小军已经成了一个画家……在他眼中，画家是我未来的形象。带有这种认识的，在班上还不乏其人。然而李海星话音未落，立马遭到了班主任的耻笑，说李小军（作者本名）这个样子还想当画家？！……这是我这辈子遭受的最严重的羞辱，但也不足以让自己崩溃。我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僵直地坐在那里，脑袋里嗡嗡响，对班主任的羞辱既感到愤慨又从心里表示认同。

我把班主任贺春林对我的批评既看作是羞辱，也看作是鞭策。我是班委成员之一，每周一下午，会和班上其他的干部准时来到校办大楼三层，他的办公室——这是一栋红砖外墙、木质地板楼梯的老楼，苏式建筑风格的外形，宽大的门窗，墙上的标语隐约可见。我们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个笔记本，仿佛一个个小政客似的，目不转睛而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将他的训示和语录给记下来。我们中学是个老牌学校，建校的历史有近百年，学校的地址叫“小碧岭”——这是一个诗意的名字。在县城中心一个人工堆积起来的不高的山岭上，种植着大量的板栗树、枫杨树和柳树。这个地方也许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地方文人士子游览的名胜。在绿树浓荫间谈论诗词歌赋，亭阁回廊中鼓吹弦乐，登高望远，发思古幽情，是他们经常性的举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个他眼中的好学生开始变得不学无术、不求上进。我记得那时班上的风气，是学习上大家铆足劲你争我夺，互争上游。班长刘梁军和学习委员吴炜蓉，两人总是在第一二名之间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各领一阵。还有几个尾随者暗中使劲，奋力追赶。作为班委的我，本被班主任寄予厚望，但我很快主动放弃加入竞争——首先，我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读书上天分不高，尤其对死记硬背深恶痛绝，我的这种自知之明源于自我认识的清醒；其次，我骨子里爱好富有想象力和画面感的艺术，对框框和条条的抵制与生俱来。以这样的态度，成绩自然不尽如人意。加之家庭环境的原因——父亲不在身边，母亲作为一个农妇并非疏于而是无暇顾及三个孩子的学习，我便像一朵野花一样，尽情尽兴地遵照自己的心愿开放。

就在这样的混沌中，遭到了贺春林老师的当头棒喝！坦率地说，我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理想——做一名教师时，自己也觉得不配，但虚荣心使然，我还是做梦般把自己往教师这个形象上贴。我总不能说自己的理想是当一个农民、厨子、小贩，甚至混混吧……这种心口不一的表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便已谙熟。至今，看到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娃娃在电视屏幕上，大声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之类的话时，仍然心惊不已！

没有办法，成绩是衡量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这源于我们应试教育的体制。久而久之，在老师的头脑中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刻板的、几乎下意识的认识。在我日后做老师的几年时间里，我自己也无意识地带着这副有色眼镜。当一个个体有绝对价值而不容别人有不同看法时，这个人中毒可谓深矣。然而，环境越固化、僵硬，人的看法往往越走向绝对和片面。应该说，我的性情并非一个反叛者，更多的程度上符合朱熹所谓“中规中矩”的人，对于生活的天理我是持肯定意见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自己无力参与竞争也要勉力为之。我主动放弃这种竞争，像一只滑翔的纸鸢，往低空里坠落……事实上，这种感受是不快的。我要承认，初中三年，是我所有学习经历里最不愉快的三年，而此后的师范三年则是我学涯中最难忘和首肯的。

成绩的每况愈下，让自我评价遭到严重贬抑。我成了一个自卑、怯弱而又无所谓的孩子，深陷苦海却又无力自拔。我依然和那些成绩优秀的班干部们混在一起，人模狗样地拿着一个本子，每周一，带着仿佛有某种优越感的神情，来到神圣的校办大楼，去班主任贺春林的办公室开会。显然，有权在这里开会是一种荣耀，它使得我们和其他的同学区别开来，泾渭分明，与时俱进。然而没有谁知道我内心顶着一股巨大的压力，与那些骄子们为伍，我自惭形秽，生怕自己玷污了他们头上的光辉。班主任之所以还没有撤换我的职位，也许我画画的优势过于明显，这使得我们班的黑板报总在年级评比中名列前茅，我在这方面的优势无人替代；另外，这也可看出班主任的一片良苦用心，对我还抱有期待，寄望于我能好转。

然而我的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心理的成长，也影响到对自己理想的重估。教师——真的是自己的终极理想吗？现实教师的形象真的符合自己心甘情愿为之奋斗终身的角色定位吗？甚至我在心里，开始对老师这个历来被我视为神圣的群体，产生了其他的看法。可能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更符合我当时的追求。当我不太认真而又鬼使神差地在本子上写下我的理想——教师时，并未意识到这是命运和我开的无足轻重的玩笑。我日后真的成为了一个教师，虽然这只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个角色，之后我又从事过多种职业。

记得当时我们班只有四个同学考上了师范学校，一部分升上高中，相当一部分刷下来，进入到了社会。而入读师范的四个同学中，我是唯一一个今天不再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我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画家——正如我的同桌李海星描绘的那样——虽然遭到了班主任的耻笑，但有一段时间，直到23岁以前，我还一直坚持想当一个画家——我甚至一度来到北京，以画油画为业，期望成为下一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毕加索或德加……我其实无意想成为一个教师，但偏偏被命运驱策着走上了一条自己在白纸黑字上选择的道路；而我一直苦苦求索的画家梦，最后也宣告破灭，因为我对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更加强烈和自信。后来，读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也在我相仿的年龄中，对他的母亲说，我不想当画家，而想当一名作家时——我是那样的惊讶和欣悦！在阅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那种“呼愁”，似乎也唤醒我体内曾经的忧伤和记忆。

这里，我依然要书写对贺春林老师的敬意。他是我的语文老师——语文课，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课程。我曾经描写他有着鲁迅一般短而直立的头发，严峻而清朗的神情。他的板书很漂亮，写得一手工整有力的粉笔字，上课的表情如同布道者一般严肃和郑重——这种感觉，总让我觉得仿佛鲁迅。尽管害怕他，但事实上我对他的敬意从来没有减少。如果说，在任课老师里让我挑选一个人品和教学俱佳的人，我会选他，他身上那种凌然正气和知识人的骄傲感是如此鲜明，使人不得不为之肃然。然而同学们也在传播一个与我看法差异很大的贺春林老师的形象——他是个热衷麻将的赌徒和喜欢垂钓的人，这两项癖好毫不迟疑地被我纳入到人性的污点里去。我以为的这个道德和学问两全的完美师者，在我的将信将疑中打了很大的折扣——事实上，后者更符合人最真实的面貌，符合人性本身。

虽然对校园抗拒和教育价值持保留看法，但老师，无疑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们将我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虽然在今天，对教育的诟病愈益深重，但总不能成为自己对老师不怀有感恩之情的理由。假使，贺春林老师再次布置作文，让我写自己的理想，我也许会再次仿佛不加思索地写下：做一名老师。

（作者系著名作家，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江西省作协副主席，著有《时光镜像》《昼与夜的边缘》等文集多部。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371号江西省文联 邮编：33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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