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与传承: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研究

摘 要：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过程中，由于西方制度霸权，遂将中国拘囿于“被现代化”的轨道之中，终使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传统范式遭致遮蔽、断裂甚至丧失。在另一维度，职业教育长期执守“能力本位”理念则将本已疏略的“工匠精神”进一步“悬隔”。鉴于“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背景，在厘清框架、审视困境基础上，提出回归“匠道”、融合“三维”、嵌入“课程”的中国“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的核心路径，并在对主体层面“共同体”、方法层面“张力空间”、成果层面“转译平台”三个层面的思考中凸现该项工程的技术要旨。

关键词：工匠精神；断代工程；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香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思想史；杨菲（1985-），女，河北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心理学；王亚男（1989-），女，山东烟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职业教育原创困境与范式转换研究”（编号：15YJA880045），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4-0005-10

“中国制造2025”须臾离不开本土“工匠精神”之积淀，即便在手工业史上，设若没有“匠道”支撑亦不会有“匠艺”之精湛、唯美与卓越。遗憾的是，自德国工业4.0提出之后，每谈及此事，我国学界或流连于德国中经宗教浸濡的“职业主义”[1]，或津津乐道于“斯托阿迪瓦”[2]等欧洲“匠人”，本土史上铸剑名家“钟离”、制琴名家“雷氏”等鲜有人提及，魏晋马钧、宋代李诫等技术革新者与工程典籍始撰者更是无人知晓，自然其间内蕴的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等本土“工匠精神”渐被遗忘。换言之，在中国百余年“被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工匠精神”连同传统匠人、匠艺、匠制等一同“断裂”，终使其渐失原初的根基与自然的进程。问题是，“中国制造2025”或许可以部分“仿效”德国汽车、瑞士手表与日本电器之工艺，但断然不可“全盘照搬”他国的“匠人”体系，其间尤以“工匠精神”层面如是。而在另一维度，职业教育过度推崇“能力本位”则使“工匠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再一次失去重建与传承的机会。当下，如欲在西方话语主导的“智能制造”时代有所作为，尤需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匠道与匠器诸“张力”空间中寻求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应对之策。

一、“断裂”与“悬置”――断代工程“缘起”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遭致打击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即在欧洲框架主导的“被现代化”进程中，呈“整体性”被遮蔽、中断、遗忘甚至丧失；另一方面，本应在职业教育领域得以传承却始终没有将其有效地“课程化”，遂而一直处于“悬置”之态，这即是“工匠精神”断代工程提出之故。

（一）“断裂”――“被现代化”逻辑

当下言及制造业之质量水平，于中国，除卫星、高铁、核电等为数不多的高端领域外，多以德国、日本诸国为典范，原因在于，除日本电器、德国汽车等诸多品牌冠盖全球以外，更有青岛“德国‘亨利安家族’所造挂钟百年精确如初”、青岛地下管道工程中“德国油纸包之前瞻”等颇多赞誉。叩问此事，每每溯及技术、工艺背后锐意臻美的“工匠精神”，而德国匠人“标准化动作”、日本匠人“一生专注一事”之说等皆“铺天盖地”而来，更有主导匠人文化之势，如此等等。事实如是，“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质量毋庸置疑，然由此疏略中国本土“工匠精神”的自觉挖掘与重铸，遂而转向西方话语“替代”不仅错误，甚至含蕴深重的危机。

在手工业史上，中国断然不缺“工匠精神”。事实上，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业已将中国悠久的精美创制展示给欧洲殖民者，在另一维度，“李约瑟难题”亦是在赞誉手工时代无与伦比的“中国制造”之时发出的“问辩”。事实的确如是。明代以往，中国以杰出技术与卓越发明著称于世：勿言农业技术的辉煌创造，诸如原始瓷器、商代后姆戊大方鼎、汉代造纸、魏晋百炼钢、唐代赵州桥、宋代印刷术……等领先于世的手工业技术皆不胜枚举。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英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曾慨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数属于中国人。”[3]显然，坦普尔所言主旨中国手工时代杰出的技术文明。由此推断，设若没有“工匠精神”，缘何有如此多的技术“经典”持久地扬名于世。

问题是，本土“工匠精神”遭遇欧洲工业霸权之后，并未与现代工业制度自然发生“耦合”，遂而“中止”了自我“现代化”的步伐。工业革命之后，西班牙、英国等欧洲诸国率先启动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且在生产力发展层面以短短300年“超越”了积淀万载的农业文明，诚如托夫勒所言：“工业制度是历史上的一场洪水――短短三百年，使此前的一万年黯然失色。”[4]在此殖民地框架中，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之列，西方“现代化”模式遂主导了本土进程，并有选择地“控制”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质地、结构与其间诸要素的“此消彼长”，殖民地国家“现代化”自然进程被中断，本土因子被遮蔽，本属不同民族的“异质现代化”只得隐性存留，遂而彰显出世界“同质化”取向。其间，沿袭农业文明的杰出手工业体系及其内在的“工匠精神”自然排挤于主流产业之外。

更为严峻的是，当17世纪启动的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由西方传教士有“讯息”传至中国本土时，基于中国封建王朝持久的盛世与世界影响力，尤其是明代中期处于“世界顶峰”的惯性使然，并未令世人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自觉意识得以觉醒，结果是，面对“现代化”这一新生事物，中国一方面以本土即将“衰落”部分去抵制这场“由西向东”的强劲运动，遂而遮蔽了自身“生长”的因素，终失自觉“现代化”之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在“被现代化”巨力中忙于照搬，遂而失去对于欧洲范式“本土化”之能力，这直接埋下了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中国传统因子的“断裂”。

概而言之，西学东渐之后，西方话语主导的世界渐次波及科学、教育、文化等诸领域。就“工匠精神”而言，“横向借鉴过多，纵向传承过少”的现象日趋严峻。关键在于，如若在时下“智能制造”进程中仍未唤醒“工匠精神”的重建自觉，势必再一次失去“回归”的契机遂而陷入另一“恶性循环”之中。

（二）“悬置”――“能力本位”取向

在一个社会网络中，除思想界之外，教育界尤需保持“敏锐”。因为，思想界本应“深邃”，教育界自当“超前”。职业教育如是。但遗憾的是，中国思想界虽具本土意识且已触及主流文化传承与重构，但对于“工匠精神”仅是在宏观视阈偶有提及而已。职业教育领域则长期秉承“工具本位”理念，遂而丧失了固有的敏感，更不消说其间德育、美育以及启蒙元素嵌入之“自觉”。结果是，“工匠精神”因个中原因基本被“悬置”起来。在哲学上“悬置”一词本出自胡塞“现象学”[5]，此处则有“疏略”之意。

毋庸置疑，尤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职业教育成绩斐然，但遗憾的是，职业教育改革的理论依据多是“西方话语”。以职业教育课程变革为例，30余年来，先后有国际劳工组织MES课程、北美CBE课程与项目课程、德国学习领域课程等登陆中国，但是，诸模式只是将DACUM、BAG等“程序化”的课程开发技术引入中国，但其间涵括的“工匠精神”并没有“显性”其中，即便涵括也并未进行本土化“转译”。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职业教育界，更多是忙于将DACUM、BAG等“经典”技术照搬、传播而已。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职业教育在凸显“能力本位”且在完成“学科导向”课程向“工作导向”课程转向过程中，只是注重了“Know How”（能力之知）优先于“Know That”（命题之知）认知转变[6]，或言注重了“学会工作”，但疏略了其背后的“教育旨趣”与“教育追求”，甚至可以说，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只是完成了“如何做”的环节，或只是将“工作体系”与之融合，而“工匠精神”因子尚未实施“课程化”处理，至于“工匠精神”属于“中国话语”或是“西方话语”更是无从考虑。

接下来任务是，继“工作体系”之后，需将“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纳入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与课程教学之中，当然，在另一层面，该项任务还应在产业体系中进行，只不过，“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对于后者或许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于前者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尤其当下在产业体系中未觉醒或无暇顾及之时，职业教育“自觉”尤显重要。

二、“剥离”与“审视”――断代工程“自觉”

百余年“被现代化”历程中本土元素的不断成长、积淀，终使“工匠精神”断代工程“自觉”意识渐被唤醒，其间，无论使“工匠精神”在产业界“断裂”处得以衔接，或在职业教育界“悬置”之处所获得重构与传承，皆需在与“参照系”的比较中，回归至本土原初的精神框架。

（一）“剥离”――本土框架“起点”

设若将“经世致用”视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则其构成了中国“工匠精神”的总体文化背景。但是，中国文化并未将“经世致用”引向狭隘与偏颇，而是在“致用”与“非器”、“德性”与“大巧”、“革新”与“守矩”、“血亲”与“家国”之张力中，使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成为中国工匠之最高追求，且成为中国“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并且，该项“剥离”工作，是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的逻辑起点。

1.通艺通道――哲学层面。中国哲学具有辩证属征，表现于匠人领域，尤其彰显由“艺”至“道”的通达。在手工时代，传统匠人虽以技艺立足，但中国匠人并未拘囿于做一呆板的“操手”。事实上，在“经世致用”总体背景之下，另一“非器”文化嵌入其间，且二者交相辉应，并置合一，遂使史上杰出匠人整体上呈现出“通艺通道”之境界追求，且在两个维度上，凸显出“经世致用”与“非器”这对范畴之张力空间。

由“艺”通“道”，致使视技艺为谋生手段的狭隘观念首先被突破。诚如朱子所言：“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5]意思是，君子不能拘于一才一艺，而是要通于艺、游于艺。《论语》之中，“樊迟请学稼”、“君子谋道不谋食”等语录记载业已表明儒家这种追求。在一定意义上，由“艺”通“道”极具人性解放的意义，即匠人以“技艺”为载体或媒介，透视人生与天道，虽劳作却也“诗意地栖居”。以现代职业教育话语诠释，即儒家对于技能型人才局限性以及教育功利性提出批判，为本土职业教育旨趣追求奠定了思想基石。

在另一维度，通“道”之“艺”终使匠人突破了“工具”的拘囿，诚如在《论语・为政》中：“子曰：君子不器。”一说，意思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应仅为一种可供使用的器具。否则，势必陷入技艺对于自身的“奴役”。沿袭于此，魏晋时颜之推则进一步提出了“艺不役人”的哲学命题，且为规避该现象发生，遂而呼吁技艺“可以兼明，不可专业”之原则，否则，如果专精一艺而且超乎常人，闻名之后，即会为地位更高的人所役使。由此看出，颜氏“薄技重于家财”与“艺不役人”论断之辩证性，恰是‘君子不器’嵌入“经世致用”的最好诠释。

2.德艺兼求――德性层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德彼此相依又各居其所，诚如在《老子》之中，分道、德两部分，其间蕴意既是承接中华文明发源以来的积淀，又成为之后本土诸业文化的宗脉源头。自然，中国“工匠精神”在追求“通艺通道”之境界时，同时呈现“德艺兼求”之旨趣。可以说，在中国，丧“德”之“艺”业已不称之为“艺”，丧“德”之“匠人”势必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德艺兼求”在标准上倡导“德艺周厚”。该观念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史学家范文澜列举的神农、周弃、后土等12个受祭祀的祖先神皆品德高尚、技艺卓著，原始文化“崇德尚贤”为后世诸多领域文化伦理走向奠定了基础。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德艺周厚”遂成为诸领域人才标准，匠人如是。诚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所说的：“即人诚孝，杂艺自资”，即是对“德艺同厚”思想的典型论述。

“德艺兼求”在方法上倡导“德艺并察”。早在《尚书・立政》记载：周公教诲成王，识人应“忱恂于九德之行”，既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西周选士制度凸显出德行与道艺兼求的明显特征，如在《周礼・乡大夫》中记载“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6]另在《隋书・艺术列传序》中，评述医官之时，认为应是“救恤灾患，禁止淫邪”、“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至于那种“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或“矜以夸众，神以巫人”的所谓方技之人，在当时已为人所不齿，且被指斥为“技之下者”。

基于“道德本位”的传统文化，尽管倡导“德艺兼求”之策，但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实则是“以德为首”或“德在艺先”，该人才观至今如是。

3.维新守庸――气质层面。中华文化素来具有革新精神，诚如《大学》开篇即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命题，群经之首《周易》之“易”即“变化”之意。由此透视出中国人的原创精神缘自于长期积淀的文化，且本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又进一步塑造了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精神。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中国文化之“变革”哲学，是“变”之守度、“变”之守理，此理即“中庸”。在匠人领域贯穿此理，遂使“维新守庸”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工匠精神”层面，维新主要表现为一种“创物”精神。在此方面，圣人先贤堪为典范，之后逐渐衍生出一种“匠人”文化。诚如在《周礼・考工记・序》中记载“智者创物，巧者述之，皆足以为利，而物无不备，用无不致，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惟圣人为大。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至于民间，西周以往，铜器有后姆戊大方鼎，陶器之刻纹白陶无人继做，原始瓷器出现，纺织品有锦、绢，建筑有“鹿台”之建，骨、角之器雕刻精良，至秦汉、魏晋创造、发明辈出，\如马钧以其“巧思绝世”，改革织绫机、发明了龙骨水车；杜预发明连机水碓，刘景发明了连转磨，祖冲之发明了千里船，如此等等，之后诸代不绝。在更深层面，维新还表现在对创物之理进行归纳与阐释，春秋《考工记》、宋代《营造法式》、元代《梓人遗制》、明代《天工开物》、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创物”规制中渗透着标准、工艺、原理以及匠器文化的本土框架。

中国维新思想具有辩证的意味，表现于“匠人精神”层面，则是“守制”与“破矩”的对立统一。在“守制”方面，如自隋朝起，即在官府艺徒制中将“立样”与“程准”视为工师培训中核心环节。至唐代，将作监下设甄官，其职责在于使“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即为艺徒学习和制作提供标准和典范，但设若没有对于规矩的突破，势必没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卓越创制。事实上，诚如“匠”字本身，其中一“斧”被“规矩”之框拘囿，冲破框架方为“匠”。回顾中国制造史，皆是在“破”与“立”、“规矩”与“巧”的张力中，将其发展至卓越之境界。

4.强勉拙诚――态度层面。“强勉拙诚”系一组合词，即“强勉”、“拙巧”、“诚一”。其中，“强勉”亦作“勉”，有努力而为之意，常指治学态度。诚如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记：“事在勉而已，勉学问，则见博而知益明。”如若“强勉”指向态度，则“拙巧”指向功夫，且“拙”之功夫与“巧”之结果彼此相依，即“拙”中有“巧”，大巧若拙，拙巧相生；“诚一”，取自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即“心志专一”。在一定意义上，“强勉拙诚”成为中国传统匠人精艺的态度“图像”。

“强勉”精神自古有之，在《史记》中，司马迁关乎三皇五帝“筚路蓝缕”、“手骈足胝”之精神早有描述，诚如禹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等故事世人皆耳熟能详。但做为一种职业哲学，“强勉”源自墨子。在《墨子》一书中，墨家视“强力从事”为职业道德标准。力主“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门师生“多以裘褐为衣，以F（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即他们穿粗衣，着草鞋，日夜操劳，食不得饱，自觉地同“”为伍。尽管墨家起于手工业者，但墨子“强力从事”最终指向所有职业者，甚至强调王公大人、士君子、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分内之事。

“拙巧”精神主要涵括两个层面，其一，以“琢”显“拙”；其二，以“拙”致“巧”。在《诗经・卫风・淇奥》中，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说，原因是，在对骨器、象牙、玉石进行切料、糙锉、细刻、磨光工序中，只有“琢磨”之“拙”，才有工艺之“精细”。而道家“反智巧”思想助推了“琢磨”之“拙”功，诚如在《庄子・天地篇》中“抱瓮汲水”之例所阐述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后宋代朱熹“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将“琢磨”直接与“精益求精”相关联。但设若视道家之“拙”完全排斥“巧”是一种误读，道家“大巧若拙”诠释出“反智巧”只是“反低级、小的智巧”而已，“大巧”方是最终之追求，而其恰是一种“拙巧”之精神。

事实上，无论是“强勉”或是“拙巧”皆有“诚一”之元素，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赞誉“诚一”之品性，如“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磨刀铿剪），薄技也，而那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一之所致。”意思是，“诚一”是张氏、那氏等“谋小事得大富”之关键。同时，司马迁还记述了洛阳商人“相矜以久贾”的态度，即相互之间以长时间在外学习经商为骄傲自豪。甚至学习夏禹治水之功，“数过邑门而不入”，足见其一心一意的精神。可以说，在中国文化语词之中，“诚一”尤为重要，甚至浸透在“四业”之中形成一种道德规定和职业指南。

5.民生家国――信仰层面。中国匠人的信仰并非指向上帝，而是面向民生、家国与天下。换句话说，不是视职业或工艺为天职，而是承载着对于国家与民众的担当，是一种家国情怀，不是对于终极世界的聆听，而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延展。“民生家国”情怀有三重涵义，即匠人植根于民生、忠诚于家国、兼济于天下。

匠人植根于民生，即匠人起于民众造福民众。事实上，做为民间最初的匠人，先贤以发明创制增进人类福祉是为开端。诚如“伏羲”发明“网罟技术”以教民结网、编织；“虞舜”开创“制陶技术”以化东夷；“大禹”发明“规、矩”治水以利万民。至原始社会末期，“职业为氏，行业族居”制度出现，诚如《考工记》郑玄注中说：“以其事名官”和“以氏名官”，即从事什么手工业就名什么氏族。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武王克商时，晚商遗民即以职业进行家族命名，如索氏即绳工家族，长勺氏、尾勺氏应即酒器工家族，陶氏应即陶工等等。管子“四民分业”之后，做为一独立的职业群体，做为一民众群体“匠人”关注民生乃自然之事，其中不乏造福民生的杰出匠人，以及具有“泽世”精神的“技术职官”，前者如元代黄道婆“松江传艺”，后者有战国李冰父子都江堰工程、汉代赵过发明代田法等皆是如此。

匠人忠诚于家国，即匠人对于单纯“技艺逻辑”的超越，往往将其置于国家命运之高度。由于匠人、匠艺与国家军事、经济联系紧密，自古颇受青睐，诚如《考工记》记载，“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且周公“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即对于违禁饮酒的匠人加以宽恕传为佳话，之后，推行“匠籍”制度强化了匠人与国家之间的隶属关系，且融合于儒家“修、齐、治、平”之理想，制度之外，渐衍生出一种家国情怀。诚如春秋战国时期，干将、莫邪体现了铸剑师对于吴国的忠诚，“钟离剑”则凸显钟离与素女对越国的忠诚，如此等等。

匠人兼济于天下，即哲人对于匠人民生家国的一种表达，墨子是其中典范。做为一名代表手工业者利益的思想家，墨家提出“兼士”培养目标，“兼士”需“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虽“天下”情怀似与儒家君子相同，但“墨家”主要着眼于“农与工肆之人”。

（二）“审视”――三重困境“背景”

尽管手工时代积淀出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等本土诸“工匠精神”，但欲完成断代工程之使命并非易事。其中，“被现代化”之惯性、“手工时代”之起点、“传承自觉”之弱三重困境构成了该工程主要“背景”，同时，亦是该工程中亟待破解之元素，至少在观念上予以正确认识是为前提。

1.“被现代化”之惯性。就现代化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典型模式，即以欧洲为代表的“内生”模式，以及各殖民地国家之“外压”模式，而在殖民地国家中，又可划分为两种，如以美国为例，在“外压”模式之下，迅速完成了“本土化”过程。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诸多国家，最终拘囿于欧洲“被现代化”轨道。遂使“被现代化”成为传统“工匠精神”断裂的根源，且由于“西方话语”的长期霸权，曾经一味“照搬照抄”终使中国对于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西方模式“本土化”意识被遮蔽，本土原创能力遂而呈现极度衰减之态。

更为严峻的是，“被现代化”之惯性极具力量，在表面繁荣的“轨道”中则完全西方化了。其中，该惯性既可表现于行为层面，又可表现于观念层面。就行为层面而言，譬如课程维度对于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持续”照搬，“工匠精神”维度对于德国、日本趋之若鹜、崇拜有加等皆是如此，“被现代化”之惯性表现在观念层面更为可怕，惯性最终会成为一种“信仰”、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这与构建本土特色的“工匠精神”体系极为相悖。

关键在于，西方模式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事实上，中国职业教育领域“繁荣”表象背后的内在困境业已凸显，当下“中国制造2025”呼唤“工匠精神”即是一种深层遭致拘囿的表征。并且，“被现代化”之惯性将使本土“工匠精神”断裂进一步加深，遂而使“断裂――西化――困境”之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因此，终止惯性是困境破除之关键。

2.“手工时代”之起点。剥离“西方话语”遮蔽之后，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等呈现出中国“工匠精神”本土框架，但是，将之“平移”至当下社会，直接使当代工匠浸濡于此文化之中，显然不合时宜。尽管其间涵括诸多“永恒”的元素，但是该框架毕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中经工业革命百余年，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社会基础早已“荡然无存”。

在社会学家眼中，当下业已进入丹尼尔・贝尔所定义的“后工业社会”或阿尔文・托夫勒所描述的“第三次浪潮”时期，智能制造、互联网+、柔性生产等替代了工业社会标准化、规模化、机器化等“现代化”一般范式，以作坊为代表的“手工时代”痕迹只得“隐性”存留于民间。在本质意义上，“今日”工匠与“昨日”不同，“工匠精神”亦从来没有停下变更的脚步，只是内在涵括的价值取向需进行本土意义上的甄别。

设若将“工匠精神”历史进程做一简单线性排列，即呈现“手工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之序列，而其间“工业社会”环节，恰是中国本土“工匠精神”断裂之处，也是断代工程所需“衔接”即重建之所。由于时代更迭，传统框架已无法照搬，但“本土框架”具有两个层面的价值，其一，在“方法论”层面的回归，用以矫正“被现代化”之历程；其二，围绕“本土框架”基因效应，在西方、时代两个维度融合有益元素，自觉重构具有本土旨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匠精神”图示。

3.“传承自觉”之弱。第三困境即“传承自觉”之弱，比较而言，在三个困境之中，“被现代化”之惯性源自“西方话语”，因此列属于一种“空间”的困境；“手工时代”之起点源自“历史变迁”，因此列属于一种“时间”困境；“传承自觉”之弱源自“主体理性”，因此列属于一种“主体”困境。三者比较，“主体”困境尤为重要，因为无论破解“被现代化”之惯性或是“手工时代”之起点，皆需传承“主体”之觉醒。

事实上，在“传承”中定然涵括“发展”，而“发展”本身即是“传承”。遗憾的是，在中国“工匠精神”的发展中因“西方话语”框架而“畸变”，且“畸变”之处即是“断裂”之所，换言之，即便“断裂”不能完全е隆氨就猎素”传承的终止，但其于民间缓慢存留终使其逐渐淡出“主流文化”的视野，遂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自然对此有所疏略。时下“感怀”中国“工匠精神”，正是对教育领域与产业领域“传承自觉”之弱的提醒。

在觉醒的人群之中，本应当属职业教育思想学人。遗憾的是，在该人群中，忙于照搬西方的有之，忙于阐述西方的有之，但其间“痛心疾首者”、“激情批判者”的声音甚少，呈现集体性的“去声”、“去思维”、“去理性”。设若是“西方话语”绑架了“中国学者”，不如说是有些本不属于学者之列。“独立之思维、本土之底色、学术之担当”是鉴别学者与否的三个核心标准。设若失去“本土”的敏锐，失去了“原创”的根本，失去了“使命”的神圣感，学术的“民族性”即丧失殆尽。

三、“重建”与“传承”――断代工程“主题”

针对三重困境，以本土“工匠精神”框架为逻辑起点，提出回归“匠道”以清边界、融合“三维”以求重建、嵌入“课程”以至传承三条路径，且成为断代工程的核心任务。

（一）回归“匠道”以清边界

回归“匠道”是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第一核心任务，该任务旨在清理“边界”，即在“工匠精神”范畴清理本土与外来之“边界”，这是产业与职业教育领域的“信仰”与“原则”问题，设若没有本土“匠道”之回归，势必没有中国“工匠精神”重建的根基。事实上，回归“匠道”至少含蕴三重命题，即打破遮蔽、扬弃特质、逻辑始端。

1.打破遮蔽。打破遮蔽，即将遮蔽于“西方话语”之下的中国“工匠精神”剥离开来，该任务至少涵括行为、观念、行为三个层面。且三者之间彼此相依，互为始终，换言之，没有行为层面的剥离，即没有观念上的养成，但没有观念上的觉醒，即不会有初始之行为，而没有制度奠基，则不会有观念之恒久，也不会有持续之行为。

在行为层面，即在历史文化与民间工匠范畴将其直接“剥离”出来，事实上，即是对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诸精神“有血有肉”的整理。该环节需关照两点，其一，此框架是一开放的框架，意思是，这“五个”关键词尚属一家之言，有待鉴别，有待继续挖掘；其二，在“剥离”过程中，需有一种“叙事”的理念，即将“完整、具象、全息”属征的本土“工匠精神”呈现出来，而不仅是一种概括式的、甚至终结式的主观“抽象”。

在观念层面，尽快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终使“本土话语”成为日常思维的主导。表现在理论层面，自觉挖掘、使用“工匠精神”的“中国话语”，使中国学人在“西方话语”的“绑架中”退出；表现在工程层面，自觉以传统“工匠精神”为内核，吸纳周遭养分，以重构本土现代“工匠精神”之维；表现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实业界或是职业教育界，则需自觉将“工匠精神”中国元素彻底贯彻。

在制度层面，即依托本土“工匠精神”实施匠人精神层面的制度设计，构建制度体系。反之，依托涵括本土元素的制度体系承载“工匠精神”的中国话语。尤其在现代匠人素养标准衡量上，自觉运用本土“工匠精神”框架。如此，中国“工匠精神”从被欧洲遮蔽的状态中“剥离”出来，在“技艺”、“德艺”、“道艺”三者张力中，重现中国本土“匠道”的特质。

打破遮蔽不是一个个体轻易完成的，是理论研究界、理论工程界、实践界协作之结果，同样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势必存在一个“遮蔽”与“去蔽”的繁难过程。其间，谁为主责，何为始端，需系统考量。

2.扬弃特质。打破遮蔽，“剥离”出的本土“工匠精神”框架非尽善尽美，其间糟粕、精华聚在。设若全盘继承虽“衔接”了传统，但其间糟粕势必消解“工匠精神”之本质力量。由此，需继承精华，去其糟粕。只是，在“扬弃特质”过程中需明晰参照标准之“双重”属性，即外在“时代性”参照与内在“工匠精神”逻辑参照。

继承精华，如“追求精艺且通于道、达于德”、“薄技于身而艺不役人”之境界，“维新”之精神，“守庸”之辩证，“强勉”之态度，“拙诚”之意志，以及“家国”之情怀；去其糟粕，诸如崇官、保守等元素谨当规避。当然，“扬”与“弃”并非是一对相互割裂的简单行为，因为二者所对应的对象之间多有相互关联之处，诚如“精艺”与“保守”、“薄技”与“役使”之间似乎形影相随。这是在操作中尤需关照之处。

重要的是，“扬弃特质”之“扬”缘起于传统，一方面，在“工匠精神”层面含蕴诸多永恒之元素，更为重要的是多立于本土之基石；“扬弃特质”之“弃”缘起于时代更迭之中，其间的诸多元素已不合时宜，“自我否定”遂具革命之意义，具成为真正发展之始端。

3.逻辑始端。打破遮蔽、扬弃特质之后，的确回归至“原初”的自我，但是当即实施重建工程还有所缺失，因为，以上回归的过程即是“纯化”的过程，其间，与本土相关的诸因素被完全“悬置”起来，但重建是需要背景的，因此，做为“逻辑始端”的位次自觉显得尤为重要，对此，至少在两个意识上达至平衡，即起点意识与参照意识。

起点意识是回归“匠道”的最终标志。起点是在逻辑意义上对于回归的理解，如若在内容维度，传统“匠道”是内核；在属性维度，传统“匠道”则是基因。做为逻辑起点，该任务涵括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就前者而言，传统“匠道”需成为理论界研究的起点、热点、焦点，即便是吸收西方之“匠道”，需以吾为本；就后者而言，实践界需践行本土“匠道”为起点，且自然构成本土匠人文化。

参照意识是“断代”工程的重要前提。回归“匠道”之后，以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诸精神为基本框架的中国“工匠精神”只是一个基因、内核而已，设若直接将其视为当下“工匠精神”之全部则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该框架仅仅是重建的逻辑起点。因为，周遭西方、时代、发展分别在时间、空间、内容三个维度设置了“三重”参照。

可以说，没有“起点”则没有“本土化”，没有“参照”则“本土化”最终失去生命力，基于“逻辑始端”的位次自觉，或言平衡起点意识与参照意识是中国“工匠精神”重建的观念前提。

（二）融合“三维”以求重建

重建即是基于“本土基因”汲取外在I养的过程，但该过程不是一个单项变迁的过程，准确的讲，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道与器”三对范畴之“张力”中重建自我。该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因为三种“张力”之间还有相互的信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