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8 07:39:36
作为80后作家，
她获得了市场与体制的双重认可;
生于作家家庭，她比同龄人更能感受代际造成的观念差异。
人们期待她成为某种桥梁，
但她说只想也只能代表她自己。
去作协开会
体制内的作家都知道“去作协十楼开会”是什么意思―新书出版后，即使印数很少、影响不大，出版社或者地方作协也会组织一批文学评论家，到中国作协大楼十层的会议室里开个研讨会―这是传统体制内必须完成的一个循环仪式。
“80后”作家笛安在2012年7月的一个下午完成了这个仪式。那一年，她的代表作“龙城三部曲”完结，在随后公布的作家富豪榜中，她以580万版税上榜，排名第11位。在她之前，很少有知名青春文学作家在中国作协召开过这样的研讨会，郭敬明没有，韩寒也没有。一位文学评论家接到参会通知时觉得挺惊讶，“我们一直面对的是传统文学作家”。
自2000年以来，青春文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特的门类，逐渐占领图书市场。最初那几年，一本书只要贴上80后作家的标签就很容易出版。在他们之中，市场成绩最好的郭敬明，小说总销量超过千万册，他把读者定位在14-21岁的青少年，这个固定的人群成为他的忠实粉丝，也为他后续作品的影视化买单。
但因为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性，青春文学一直难以被传统文学界理解和接受，郭敬明也曾承认，青春文学畅销的同时，在文本、深度以及世界观的构架上是有缺陷的，“但笛安非常好地均衡了这两点，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同时，保证了文本的质量”，郭敬明说。
笛安出生于一个传统作家家庭，20岁即在文学刊物《收获》上发表处女作，她的出现让壁垒两边的人看到了和解的可能。与其他“80后”作家不同，她写的既不是残酷青春和另类生活，也不是反叛教育体制的话题性小说，而是讲述传统的家族伦理。中国作协副主席刘恒赞叹，“这个小孩儿笔力很冲，坦率说，某些地方看到张爱玲的某些影子。”
笛安真正进入公众视线，是2009年小说《西决》的出版，这个讲述北方工业城市里三个堂兄妹在家族漩涡中挣扎成长的故事，首印20万册，两周后即加印，当时她已经加入郭敬明旗下的最世文化成为签约作家，连公司楼下的报刊亭大爷也进了三五本书来卖。“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郭敬明对笛安说，“你从此不一样了。”如今，这本小说的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
在微博上，她拥有124万粉丝。2014年，新浪做了一个十大好书榜的评选，她在微博上转发这条消息之后，没有想到“我的读者们硬生生地、一票一票地就这样把我送去了一个最佳人气奖，那个都是非常严肃的10本书，然后都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啊，都这样的书”。
研讨会的召开则意味着这个年轻女孩获得了文学大家庭的认可，“笛安有一个特殊的资源和使命、责任，肩负了一个，我们这儿可能没干好，中断的一种新文学以来的精英文学传统，怎么跟80后的写作结合。”文学批评家邵燕君在研讨会上说。刘恒发言时则像个大家长：“我希望孩子继续往前走，不辜负长辈的希望，我们完不成的任务由你们来完成，我是希望你为整个文学大厦、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贡献你们的能量。”
三年后，面对《人物》记者，笛安谈起那场研讨会笑了起来，“难为前辈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再看一眼我的书”。32岁的她留波浪卷发，背香奈儿包，穿一件酒红色露肩毛衣，喜欢谈论生命中的故事、对文学的理解、创作的苦辛，但并不关心什么“使命”。媒体称之为连接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他们开心就好”，她笑着说，“其实是大家希望我去完成这件事……（但）你对写作的梦想完全不包括他们的期待。”
很多人都喜欢问笛安，你们这一代年轻作家跟上一辈有什么区别，但她觉得“这个提问方式本身有问题”，因此拒绝为拥有各自不同记忆的一代人代言，“我只能说，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那个内心潜意识里的主语是我，但是50年代的那拨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那个主语是我们，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她同样难以接受父辈们把批判性和思想性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重要因素，小说怎么能被当作武器呢，太革命年代、太工具化了。她希望能够改变文学界在她看来有些陈旧的审美标准―把记录时代、反映国家民族命运作为对文学的最高要求。“能不能暂时放下所谓的通俗文学也好，所谓的纯文学也好之间的那个界限，”她说，“我们先去讨论什么样的作品是一个好作品，一个好作品会带来一个好的故事。”
有一次在朋友的party上，一个几乎不看小说的IT精英问她，写小说是为了什么。笛安当时被问住了，对于一个不看小说的人来说，那些宏大的文学观解释不了任何问题，她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对我来说写小说真正的任务是要构筑一个世界出来，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完整的、跟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太一样的世界。”
玻璃罩子里面的故事
笛安对作协的话语系统并不陌生。她的父亲李锐曾是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母亲蒋韵是山西省作协主席团委员，作协里很多人都是她的叔叔阿姨，“从小是吃着作协的饭长大的，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变，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但是至今我至少也做了我的选择。”她说。
15岁生日那天，父亲李锐少见地送给笛安一份礼物，食指的诗集，诗人写于1968年的《相信未来》曾经影响了那一代青年。“送给你这个，让你看看我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李锐从北京去了山西吕梁山区插队，在“”中，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写作是改变命运的途径。笛安虽然明白这本诗集对于父亲的意义，但“不觉得食指是多么了不起的诗人，再长（大）一点，我其实更喜欢海子啊、喜欢顾城啊这些。”
80后作家常常被传统文学圈诟病的一点是，只有无所事事的青春，没有经历过沉重的年代，写不出好的作品。“我从小听得最多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你要有阅历。”笛安说。但她在三岛由纪夫那里找到信心，在那个战争年代，日本所有的青年男子都要上战场，他却被军医误诊为肺病，因此错过兵役，“你想他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他是纯靠想象，（但）他构筑出来的那个世界有多精彩……人生的经历只是一个辅助的东西，最本质的还是人的想象力”。
但她父亲那一辈的作家显然不这样认为。有一次，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茅威涛邀请笛安和她的父母去看剧团改编的布莱希特的戏剧《江南好人》，回家路上，李锐一边开着车，一边说这个戏好，“你看布莱希特那个时候，欧洲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他真的是讲了一个当时的欧洲人非常困惑的东西。”
“他很自然的，就像我们的语文课本一样，他要去联想时代背景，说布莱希特当时的这种社会意义。”笛安有些无奈地对《人物》记者说，在她看来，到底怎么才算一个好人才是这个戏真正好看的地方，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跟时代没有关系。在机场高速上，她和父亲差点因此吵起来。
父女俩的争论，实际上也是两代人审美的分歧。她理解父亲的经历，庞大的国家意识留给那一代特殊的痕迹，但她无法认同他的观念，“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才是你所来自的那个国家或者民族或者文化或者什么。”
笛安没有书房，写作时她喜欢歪在床上，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大腿上，“这样写特别不严肃”，她自嘲道。跟男作家聊天时，她内心里有一条标准，如果这个人又喜欢博尔赫斯，又喜欢卡夫卡，又喜欢米兰・昆德拉，那就不用聊了，聊点别的吧，“我会觉得，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对文学要完成的任务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几年前参加一个文学会议期间，一桌子男人都在谈论卡夫卡，笛安觉得气氛有点诡异，“这桌上就没有一个不喜欢卡夫卡的人吗？”她问，“我真没有那么喜欢卡夫卡”。在座一位男性评论家的话让她至今记忆犹新：“你要说你不喜欢卡夫卡，我还觉得有点意思，要是一个那种写畅销书的，我就不说这句话了。”她一听差点急了，“我说我就是写畅销书的呀！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我觉得这有一种骄傲在的，因为谁不希望有读者！”
笛安的父亲也喜欢卡夫卡。她曾找父亲做过一次对谈，那是在她主编的杂志《文艺风赏》中一个叫“青梅煮酒”的栏目，对话的对象包括莫言、格非、阎连科等老一辈作家，虽然叫对谈，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长辈说话，笛安“听着”。想要达成代际之间的理解并不容易，“绝大多数人总是一想事就说，那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会这样”。
接受女儿采访时，李锐毫不客气地把笛安的写作形容为“那些精致的，被罩在玻璃罩子里面的故事”，“你们这代年轻人也一定会经历残酷的幻灭”，李锐说。
“我们本来就出生在幻灭之中。”笛安回答。
“你真的以为你对历史没有兴趣，你就可以在写作里永远绕过去吗？”李锐又问。
“也许今天我的这种‘不感兴趣’，而且是你眼里的‘不感兴趣’，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啊。”笛安说。
她告诉父亲：“我完全不是反对在小说里盛放历史或者民族的命运，我只是反对一种审美观，因为我们的民族经历过深重的苦难，所以我们的小说也必须苦大仇深，这种要求对‘审美观’来说，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简化。”
“哎？这句话倒是有点道理。”父亲似乎理解了。
写一本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
笛安的父母从来没有鼓励过女儿从事写作，读书时，她把作文拿回家，得到的评语都是“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的写作天分”。母亲蒋韵对女儿有另一套人生规划―出国念一个学位，回国当大学教授，然后嫁给一个大学教授，最好那个大学教授还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那就是我妈内心里最完美的女人的人生”。
但她很早就知道自己没办法成为这样的人。十二三岁时，她和外婆一起看电影《包法利夫人》，外婆指责出轨的艾玛：“你看这个女人她不像话，多好的一个老公，好好的一个家，不守妇道。”坐在旁边的笛安心里有一种“特别难受的恐惧”，她似乎能理解艾玛那种向往浪漫生活、难以忍受平庸和琐碎的感觉。
当时，她在重点中学上学，数理化成绩不好，加上戴牙套，“度过了一个很自卑的青春期”。高考过后，她去法国留学，一个人住在离巴黎200公里远的图尔小城山上的出租屋里，听着房间里坏掉的老壁炉漏雨的滴答声，坐到电脑前写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姐姐的丛林》，故事里的姐姐充满热情地投入到生活中，却永远被生活打败。
写作成为她抵抗生活的工具，“写点字，写一点故事，好像就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姐姐的丛林》发表在2003年6月号的《收获》上，笛安说那是“我20年最高兴的一天”。她把写作形容为自己人生里的救命稻草，“你会不顾一切地去抓住它……你生命可能所有的存在感，所有的骄傲都来源于此。”但过了30岁，她开始反思，这跟父辈们把写作当成战斗的武器其实是一样的。
笛安说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我们当时算是赶上了一个80后的潮流，这个是真的，然后赶上了之后，现在有很多人来去做电影，你又去赶上了有人来邀请你，愿意去改编你的东西，去上大银幕，又赶上了很多热钱涌进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还是算是运气了。”
最近，笛安也正在写自己小说《东霓》的电影剧本。“她的那个人物的共鸣性是在的”，即将与她合作的电影导演滕华涛对《人物》记者说。她本来也有机会像郭敬明那样成为导演，但她选择不，“太累了，那都是体力活”。
80后那一批作家渐渐过了30岁，有的作者没有更新，无法仅凭描写自己的人生获得关注，有的觉得写书不再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最世文化的副总裁痕痕告诉《人物》记者，旗下的不少签约作者开始选择退出，“他会算什么投入产出比，算他的时间成本等等的，那有些人就选择我就不写了……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我怎样去把握市场流行什么，写什么。”
文学界似乎也不那么追捧先锋了。“文学界整体对作家不再提出探索的要求了，而希望出经典，希望写法精湛。”70后作家路内告诉《人物》记者，“某种程度上，当然是进化，需要作家拿出强有力的东西出来。但这个潮流似乎天然地对中年作家有利，老作家有可能在观念上会落伍，而青年作家在写作技术上会有点缺陷。”他没说出的后半句是，80后在经历了一个青春文学的热潮之后，假如决定了要写下去，就要熬更长的时间。
笛安理解那些选择退出的朋友，“写作其实是一个挺苦的事情，就是当他认为他找到了更值得做的事情，你应该为他骄傲。”她也遇到过写作的瓶颈，“真的要吐血了……一边写，一边觉得自己写的都是狗屎”，怎么办呢，“熬过去”。
当青春文学的热潮退去后，面对新的市场诱惑，笛安依然保持着写作的热情。去年，她最新的小说《南方有令秧》出版，讲述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女孩想要得到贞节牌坊的故事。当她告诉郭敬明自己的写作计划时，郭敬明告诉她：“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它有可能没人看。”
“没人看就没人看，我也要写。”她说，“我之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还在坚持，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一种别的东西都给不了的满足感。是因为通俗地说，我是因为开心才写，而不是因为其他。”
路内很意外笛安会写这样一个故事，“好像她这一代作家不大会去碰这样的题材。通常定义她是80后作家嘛，我估算她会写一些更现代的题材，她本人有留学法国的经历，这些都是可写的。返回去写古代，有时候会比较难写。真的是难写的。它的难点在于世界观的问题……难写的，写出来才是好的。这就和畅销书作家完全不一样了。”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评委杨庆祥说《南方有令秧》虽然落选，但“在小组讨论时引起了很多评委的兴趣，对作品的语言、结构和讲故事的能力均表示了肯定”。在他看来，80后的写作目前还过于自我化―而且这种自我是一种很虚幻脆弱的自我―没有将“自我”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里面予以建构和丰富，“80后写作必须从成长中解放，从青春文学的气息中解放，从文艺腔和小清新中解放。”而这部作品对笛安的意义也非比寻常，“我觉得一个好作家必须要去跨一步，就是你要去能够熟练地写别人，甚至把你自己就隐藏在所有的那些别人里边，别人后边。然后我就觉得令秧让我相信了，我其实能再去写一些我以前不敢挑战的东西。”
她告诉《人物》记者，最终的梦想是“写一个伟大的小说”，随后又有些羞赧地补充：“当然谈不上多么伟大，我的终极梦想是有一天写一本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我希望用一生去接近它。”那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作家还在写，直到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