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开放——银行业改革和竞争

摘 要：银行、非银行企业、家庭个人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博弈行为推动银行体制变迁。由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政府应该在保证银行平稳改革中起关键作用。银行是信息生产部门，银行业改革目的是最大限度利用金融市场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资金交易和使用成本，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最终提高我国居民福利。

关键词：博弈；信息不对称；交易称本；金融体系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在，几经沧桑巨变，总的来说，是以初始禀赋为基础，不断探索新的技术、资源、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实践形式的进程，以达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劳动效率，最终提高个体消费效用和福利水平的目的。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运作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扩大生产和交易规模，提高区域和部门专业化水平，推动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纵深发展，最终通过增进劳动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全球福利水平，在此方面，市场机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限于人类现阶段的认知和实践水平，市场经济仍有其局限性，其中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市场失灵，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发挥正常功能。金融市场作为信用经济最关键的要素市场，市场失灵必然存在。中国从改革以前彻底抛弃市场到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过渡期间，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与市场行为形成极大的反差，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体，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对开放经济下的商业银行进行改革？这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试图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为核心展开，以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程度为主线，来探索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式。首先，我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历程进行了综述，这部分要回答为什么商业银行会发展成如今这样的情况。其次，我试图探索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改革模式，其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是什么。然后，我从凯恩斯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出发，阐述了下面的观点：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是信用经济的枢纽部门，其动荡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甚至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紧缩和不安，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中保持适度的干预力度，这告诉我们，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保持市场稳定是其天然的职能；另一方面，制度的演进是经济博弈行为内生的结果，政府在商业银行改革中充当什么角色？政府是一个“家长”，通过外生性地制定相应规则，自上而下推动银行改革；还是一个“守夜人”，它只是赋予经济个体（商业银行）充分竞争的自由，对竞争中不公正的行为进行约束，面对市场缺陷适应性地、内生地制定规则和设置机构，使制度建设适应市场行为，以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我支持后一种观点。再次，我对开放市场中商业银行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思路是针对市场失灵、降低信息生产成本。最后，我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并对开放经济下的商业银行改革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建议”。

一、商业银行发展历程

本节的叙述以时间为主线，突出银行的体制机构设置和业务分工在各阶段的差别，主要分为革命根据地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银行。根据地时期银行具有中央银行和国家银行性质，是政府融资机构，主要目的是维持边区金融稳定，解决战争经费。计划经济时期，银行性质未发生本质变化，主要目的是配合财政部完成资金的调拨，为发展经济服务，这个时期银行业务逐渐丰富。三中全会以后，政府确定了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指南，国营银行开始向“真正的商业银行”缓慢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要建立为市场经济服务的银行体系。过去银行的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业务和网点设置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中起基础作用的要素市场，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货币资金是信用经济的基础和资源媒介，而银行是货币流通的枢纽和货币发行的最重要渠道，因此，金融市场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在这期间，中国银行历经了三次大分离。首先，1983年9月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部分专业银行。银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国家必须支持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政府性质的银行或相应机构，它强大得足以作为金融业的最后贷款人和权利相对独立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监管者，垄断货币的发行权，成为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否则金融极有可能陷入混乱，因为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银行改革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过去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大一统”银行体系彻底解散。其次，1993年12月政策性业务从原国有商业银行分离出来，成立国家政策性银行专施政策性业务，四大专业银行逐渐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银行转变。银行作为信用经济中一个关键性的微观主体，在市场中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使得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随着改革推动矛盾日益尖锐。银行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必须重视赢利性业务。社会效益和个体效益目标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很好协调，两种业务和两个目标同时包容在商业银行内部，必然导致两种业务不能同时有效操作。两项目标不能同时有效达到，因此，分离业务是将银行推行市场的必然一步，也是银行迈向市场的实质性一步。最后，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沉积下来的不良资产被剥离出来，转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营。这是因为《巴塞尔协议》已经逐渐成为对全球商业银行具有约束力的行业规范。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明显低于临界值，其中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过高是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并且，过高的不良资产沉积在商业银行内部，使金融风险逐渐积累，不利于银行正常开展业务，形成必要竞争力，最终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有悖于建立健全的银行体系的初衷。由此可见，剥离不良资产为商业银行充分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节奏加快，为规范银行业务开展的相关法规相继出台，并处于不完善的过程中。中央银行一改过去按行政区域划分辖区为经济区域划分辖区，在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成立九大支行，此举意在控制货币流，因为市场规律决定，资金是以经济中心呈辐射状流动，监管机构也必然以经济中心为基础呈辐射状配置。从金融业的世界发展历史来看，专业分工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之一，发达国家金融业一般经历分工、混业，再强制分工，再自发混业阶段。中国金融在改革开革后，面向市场化才发展了20多年。如果不由政府监管部门进行外生性强制分工，就有可能由于专业经验不足，利用过渡市场缺陷寻租等因素导致金融市场混乱，使改革的金融环境恶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较低层次发展阶段的必然模式。然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管与制度规范集于中央银行一身，行业间的利益冲突必然不会按市场原则解决；而且，尽管三个行业都以货币为主要业务工具，但具体业务差别极大，央行不可能全面有效协调，同时又不妨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银、证、保三个监管委员会的形成，减轻了央行负担，使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同时，又使各行业利益按市场原则分配。近期商业银行上市初步时间表的制定，反映了商业银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一方面是要解决商业银行的产权和治理结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要增加证券市场的深度和解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中国银行业已初步发展形成：以中央银行为货币政策制定者，银监会为监管者，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中资、外资、合资并存，多种所有制银行共同发展，法律和行业规范共同约束，业务创新、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局面。

二、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改革模式

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任何经济都要面临的难题，中国银行业在不同时期采取自己特有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银行就是生产和制造信息的企业，本节以此为理论基础来展开阐述。不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模式实质上意味着不同的银行运作机制，银行生产和制造信息模式的变迁决定着银行改革历程。因此，把握住中国银行业信息处理模式的变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银行改革模式演进的深层次原因。

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边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均不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自然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边区群众预期统治和击退日本侵略后，重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就能保证公平，提高生活福利水平和政治地位以及人身自由。在这样的信仰下，群众生产积极性和革命情绪高涨，这无疑是边区生产高效率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因素对边区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银行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积极为战争筹款，而集中起来的资金由政府根据战时的需要进行指令性的计划配置，边区银行天然地成为筹集和分配资金、并按计划机制运行的政府部门，这种银行体制保证了资金高效率地为战争服务。正是由于边区银行地域仅限于狭小的革命区，而当时银行业务十分简单，服务对象主要是农业部门、军需品生产行业和部分国外捐资者，信息不对称问题局限在小范围内，而革命情绪和军事管理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这个问题对生产和分配效率亦未产生严重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以后，银行的经营机制和模式未产生本质变化，仍然沿袭战时惯例形成的“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如何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同时，新政府还受到来自国际的政治压力，大规模的国民经济重建得不到国际资金的支持。国内弥漫着快速发展经济、争取成为自力更生的独立强国的急切心理，资金自然成为极度匮乏的稀缺品，按集中计划指令运行的银行体系在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上再一次发挥了极高的效率。政府是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者，它根据国民经济的具体情况，做出统一计划，而银行业又完全处于政府的绝对控制下，银行和政府几乎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当时仍具有信仰经济的浓厚特征——即个人信仰作为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主要激励因素。因此，这种银行体制保证了国民经济在建国初期的高速增长。

计划经济下的银行体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国民经济中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政府对各行业的信息获取程度越来越低，政府无法充分掌握各行业的专业知识，它面临的不再是战时的农业经济和建国初期简单的基础产业，而是一个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国民经济体系，政府亦不再具备驾驭各类专业信息的绝对能力。其次，政府管辖的地域更广阔、人口更多、民族更丰富，人口结构更复杂，已不仅仅是工人或农民，还包括各个阶层的公民。政府要完全拥有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公民的完全信息是不可能的，而且，复杂的人口构成使得政府更无法把握各类需求信息。人的动机已不能单纯依赖信仰来解释。最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已从简单的命令－服从军事管理转向更注重人民权力的民主管理方式。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对公民多样化需求的尊重，使得政府决策所需的信息集倍增，而政府要完全掌握信息集显得困难。垂直型的银行体系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即不能有效地从基层向上传递政府决策所需信息和政策产生的反馈信息，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又有隐瞒信息上传和阻碍政策实施的动机。政府自身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作出的决策不再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有益。计划经济的发展使其本身的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内生行为决定了社会制度要进行重大变迁。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上层建筑已经看到了经济内部的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枷锁，要求进行一场生产关系的大革命——由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无效配置的程度。经济个体是资源配置的具体实施者，是生产的决策者，因为经济个体能在利益最大化驱动下和竞争的压力下全力捕捉市场信息，按最大效用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外生性的经济扭曲和提高公民的福利。政府回归“守夜人”角色，通过国家权力制定市场适应性规则，监督经济契约的执行并维护市场秩序正常运行。

整个国民经济市场化改革要求银行体系作出相应的变化。计划时代的银行具有垄断性、行政性、垂直性和专业性，这与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鼓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相适应。自1983年以来银行经历了三次大分离，市场化改革已初见成效。到2004年，竞争性的银行间市场已初步形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各类股份制银行相互展开业务竞争，在银行内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的拉动力作用下，银行同时亦面临同行业的竞争，则更善于，或者更主动捕捉市场信息，真正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因为银行生产的信息对贷款业务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信用业务收益和风险，而银行贷款是一种限制性信用契约，不在市场上流通。市场上其他的经济个体无法模仿银行的行为，这是由于信息为银行特有，而银行贷款业务具有专项投资特性。所以银行能够获得生产信息的全部收益，避免证券市场跟随投资造成的“免费搭车”行为，这样银行搜集并生产信息的动机就相当强烈，不断对业务客户（包括借款人和存款人）进行信息加工，这种竞争性的大规模生产信息极大弱化了银行与服务群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资源重要配置工具的货币则按照市场信息被分流到不同的部门，银行在加速和优化经济结构方面起者核心作用。客户的信用风险、要求的资金价格形成银行信息集，二者都是影响银行贷款决策的决定因素，银行本着择优贷款的原则，实质上也推动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提高市场结构的层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银行加速和催化结构升级的作用显得更为明显。

我们所说的开放指的是广义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所谓对内开放指银行业对国内资本无歧视对待，资本可以在符合规则条件下自由进入银行，既可以参股原有银行，亦可注资新建银行，资本来源多样化（包括私人资本，集体资本和国有资本）。银行间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资金的价格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动态运动。而对外开放则是指银行业对国外资本无歧视对待。外资按市场规则可以自由出入银行业。在市场部分有效的假设下（即非强势有效），市场信息在很大程度反映在价格上，银行只需要在搜集和生产客户风险信息上投入成本即可，这是因为风险信息是借款人不愿透露给银行的。可见，市场极大地降低了银行的信息生产成本，这意味着企业的融资成本更低，资金配置更有效。资金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加速了国际专业化分工，国内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企业因其市场预期会盈利，这类企业的流通股票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或者市场价值的上升向所有投资者传递信息，银行根据价格信号，综合自己对该类企业生产的信息集，择优贷款，这就是“市场信息决策”机制。同时，具有相对劣势的企业因资金匮乏而迅速被淘汰，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更新加快，经济更富有活力，国际分工格局下贸易规模扩大，结构将更优化；国内外银行间竞争也迫使资金结算、汇兑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也因银行作为中介机构而下降，中介成本的下降将促使经济人更倾向于利用银行融资，“脱媒”现象逐渐消失。银行在全球经济中媒介作用将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将建立在以银行为基础支撑的资金流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金融开放是银行业融入全球经济的必经之路，开放所带来的信息生产成本下降，将使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资金配置扭曲的现象将得到缓解，这就是选择开放银行业模式的根本所在。

在金融开放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系也日趋完善。“大一统”体制下的银行与中央银行连为一体，二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但问题主要出在银行与所服务的客户群体间，这往往会导致资金配置难以反映社会真实信息，资金效率低下。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后，专门处理商业银行间信息；而商业银行专门处理客户信息。明确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信息生产规模扩大，处理质量更高。在银行间市场和资本市场培育起来之后，央行直接根据资金的市场价格进行宏观调控，因为价格信号相当程度反应了市场信息，这相应降低了央行信息处理成本，决策货币政策所需的信息集和执行货币政策反馈信息集更加显性化，也更易获得。但中央银行兼司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职的弊端也日渐突出，货币政策旨在宏观经济稳定，尤其是物价稳定；而银行监管旨在银行业稳定，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导致银行经营困难，扩张的货币政策又易导致银行过度向高风险行业投资，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两项具有一定冲突的职能放在同一个部门，势必导致两项职能均不能有效行使；同时，考虑到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收益，银监会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专司银行监管之职，而中央银行专司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之职。中央银行通过处理市场宏观信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银监会通过现场和非现场不定期或定期对银行稽核，获得银行内部第一手信息，对中国金融业形成有层次的监控网。同时，中央银行根据资金以经济中心辐射的市场运动规律设置机构，使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更直接、更快捷，便于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脉搏和政策反馈信息，及时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并且，中央银行的机构精简和优化，也降低了宏观信息处理成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见，改革开放赋予经济个体更大的经济自，市场经济中竞争性的博弈一方面受原有体制的约束，另一方面会内生性地推动体制的优化。中国整个金融模式的变迁反映了这一规律。信息处理方式是这一变迁中的关键因素，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各种信息尽可能地反映在价格上，银行根据价格和生产的专有信息进行资金配置，银行监管部门根据银行内部信息对银行进行监控，中央银行根据银行间市场和资本市场价格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这三方面社会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资金使用和筹集成本下降，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易成本相应降低。可见，开放式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银行体制增进国家的福利。

三、政府在中国银行业改革中的角色

现代社会经济由四大部门组成：家庭及个人，政府，企业和银行。自国家诞生以来，政府就承担着管理经济的天然职能。很多文献将政府看作经济体系的外生部门，而我认为政府是经济体系内生构成部门，四大部门中少了政府将是不完整的，现代经济运动几乎不能离开政府完全自由运行；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中最本质的行为关系决定着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变迁，作为上层建筑极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是经济内生行为博弈的结果。但如果仅从追求个体利益来评判，政府着眼国家领域内的全民福利，政府行为动机不是源于私人利益的追逐，所以政府是一个相对外生的部门。政府是经济内生物，却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超过经济中其它三个部门的特权；政府是制度发展的产物，却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制度的变迁。这种复杂关系意味着体制改革中政府作用是绝对重要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一切经济决策的最终垄断者，拥有其它三个部门无法比拟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无疑是经济大家庭中的“家长”。正如前所述，计划经济的发展最终要求对自身进行改革，而改革由谁推动，那怎么样才能保证改革不至于造成社会动荡？在改革初期，政府拥有绝对权力，有能力、也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发起人和推动者。而且，中国在当时的经济并不发达，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公民的思想尚未解放，经济个体并不存在自由竞争最大利润的激励；另一方面，如果经济自由过渡，由于改革前后机制反差过大，经济个体的无理性或过度投机行为可能导致经济急剧膨胀或混乱，以史为鉴，社会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拥有绝对控制权的领导者，有步骤、有秩序、有计划地主导改革进程。从以上两方面可见，初期改革的领导任务自然地落在了政府身上。

随着改革推进，公民意识得到解放，市场趋向成熟，经济个体有能力、有动力独立自主作出决策，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逐利动机和市场竞争逐渐替代政府成为推动体制演进的主导因素，政府可以有秩序地退出市场，由“家长”角色回归“守夜人”角色，根据市场行为合理地、适应性地做出制度安排，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这是因为：（1）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要释放经济个体的自由决策权，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2）市场结构复杂，信息量庞大，政府无法完全知晓市场信息，即使政府遵从市场规律，按价格配置资源，由于政府不是个体利益追逐者，未必按利益最大化决策，这就有可能产生资源配置不当，因而扭曲市场价格，导致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不快，这与市场化改革初衷相悖，但政府退出市场并不意味着政府作为一个“无为者”，而是指政府不再作为经营者而过度干预经纪人的市场行为。因为政府是经纪人博弈的内生产物，管理经济是其天然职责，然而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经济的方式和干预程度发生了变化，政府追求社会整体福利，从长期着眼适应性地规划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在短期内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由此尽可能降低信息成本，提供公共物品。这应该是政府在改革中应该担当的角色。

政府在银行领域改革中的角色转换遵循上述规律。但是，金融市场是现代信用经济的核心要素市场，而银行是金融市场的枢纽，是货币发行的重要渠道，因此，银行业改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稳定是银行业改革中比效率更重要的目标，政府“家长”角色也相应滞后于其它产业的角色转变。这是由银行在整个经济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银行业不稳定，社会资金清算链不顺畅、交易成本提高，资金配置缓慢甚至扭曲，市场信号误导经纪人预期，预期变化将导致经纪人行为方式变化，很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动荡和信用匮乏，因此，政府应该给予银行改革更多关注，银行是受政府管制更严的部门之一。

然而，政府如何把握对银行业的约束程度？在改革中适时适度地转换角色，对政府来说是一门艺术。市场化改革首先要界定产权，从根本上解决银行内部激励问题。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动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不是银行经营的决策者，但作为所有者仍对银行经营保留一定的干预权，而政府作为一个非盈利目的的特殊所有者，其干预程度必须限制在特定范围内，例如，国资委以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身份应当作为银行董事会的一员，但其董事权限是有限的，可以从国民经济长远规划着眼，对银行战略决策实施干预，而绝非代替银行直接制定战略。董事会其它股东同时拥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权，而国资委仅有“用手投票”权，可以对经理人任免进行干预，但不需对其它高管人员安排直接指定；国资委可以对银行资产保值增值进行监管，但不宜对银行违规行为直接制裁。政府是一个机构庞杂的部门，在银行改革的角色转换中，各子部应该步调尽量一致。当商业银行逐步发展成为成熟的市场竞争者，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建立适应市场的治理结构和内控管理机制，政府角色将开始按步骤有计划转变，由“家长”逐渐转变为“守夜人”，由改革的发起人和主导者转变成为改革的规划者和护航者，改革后期动力主要源于银行内生，政府通过适应银行市场的经济行为，按“三公”原则建立和健全制度与机构，保证银行改革的稳步前进，这样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改革成本，又避免不适应市场的政策和制度导致的扭曲现象。

四、开放经济中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新问题

尽管市场经济是信息成本最小化的经济体制，但现阶段经济并非发展到市场充分阶段，信息不对称仍然是导致经济运行成本较大的根本因素，不完全契约仍是市场中普遍的经济联系方式，“搭便车”和“市场真空”等市场失灵现象是现代经济特征之一。银行业在新的开放市场经济环境中，又面临新的难题，银行是现代信用经济中的枢纽部门，我通过分析银行与各部门在新环境中产生的新冲突，本着降低信息成本的思路，寻求解决之道。

银行与政府主要分为三层关系：所有者－人、市场监管者－经纪人和财政－银行。过去政府是银行经营者，前两层关系并不存在。银行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商业银行上市之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人这种委托关系在银行业中凸现，这也是现代经济中最基本的关系。两种角色由于地位和追求目标不尽相同，信息不对称必然存在，解决之道在于设计限制性的非完全契约，使人的利益尽量与所有者利益一致，如期权制、MBO等内容包含在契约中，可以有效地激励经理最大化银行市场价值；更重要的是，由于完全契约在经济中是不可行的，政府可以形成各种正是或非正式的制度，或者与市场共谋默契的、灵活的调解争端的原则，使对未尽事宜的二次契约达成成本更低，国资委和银监会的诞生源于此。银监会天然地得不到银行的完全信息，处理监管者－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主要从微观层次上稽核入手，包含现场和非现场稽核，定期和非定期稽核，一方面，既然银监会不能从银行那里得到完全信息，政府就应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银监会有权从信息平台便利地获取被监管者的部分信息，降低监管成本；另一方面，银行可以建立健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在不妨碍银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约束银行的违规行为，非正式制度的完善在银行转型期间非常重要，银监会是政府与银行最贴近的监管机构，通过深入银行内部获取第一手信息，根据市场原则，生产监管信息，在法律框架内，适时推动连贯性的暂行规定，这对灵活、及时、有效的监管意义深远，这类暂行规定是正式制度的形成基础，体制沿着此脉络演进。而中央银行则是银行业的宏观层面监管人，一般是用正式制度约束银行业，对银行的发展提供战略指导，充当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稳定银行业。中央银行信息来源主要是银行间市场（清算网络）和资本市场的价格集，以及银行常规报表。由于价格信息集是经济的内生结果，央行为获得此类信息并不用附加成本，这无疑大大地降低了信息成本。计划经济下，银行是财政的会计和出纳部门，财政赤字本质上就是货币发行。市场化改革明确划清了银行与财政的界限，银行财政税收的代收、存、转的非资产业务。财政赤字融资工具主要转变为财政债券，割裂了财政赤字与货币发行的联系，中央银行能更准确地根据市场价格集，相对独立地作出政策选择，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用。银行资金来源亦不主要依靠财政，争夺存款资源的市场竞争使货币供求关系更明朗地体现在价格上，对政府和银行来说，信息生产成本将降低，这将导致资源更有效率地配置。

银行与银行之间关于利益争夺的竞争程度将趋于激烈，竞争程度将拓宽，竞争的手段多样化，既有市场手段，又有非市场手段。改革初期，银行间可能会产生非理性的过度竞争，这是因为资源稀缺性导致的。一方面，由于银行为稳定经济需要稳定货币供应量，市场中的货币存量在既定的条件下，银行为争夺稀缺的存款资源必然展开竞争，“公海捕鱼”的规律将发生作用，如果一个银行扩大存款额，其它银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相应少吸收一份存款，如果一个银行能完全吸收一个地区的存款，哪怕成本再高，那也只是暂时的，由于该地区存款资源耗竭，其它银行因失去资金来源就会破产或退出该区域市场，则该银行由于垄断地位就可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这足以弥补吸收存款的成本。正是基于以上掠夺性吸存带来预期高收益，银行间对存款资源争夺可能趋于非理性化。在存款具有多倍创造的效应作用下，银行不顾一切吸存是极有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上优质贷款客户也是有限的稀缺资源，上述效应在贷款市场同样会发生。我们可以预见，过度竞争将导致存贷利差空间被压缩到银行几乎不可能盈利的范围，这就会促使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市场经济人预见到这点，便对银行信用和稳定产生怀疑，而这种信任是银行业经营的基础，信心的动摇会使银行业动荡不安。因此，政府有必要对银行业竞争进行适度规范。然而，政府判断银行间竞争程度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规范才适度？究竟应该将竞争保持在何种程度上？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搜集和生产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因为程度是一个相对、模糊而且随时间空间而改变的量，所以判断竞争程度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政府通过内部专业分工部门网络多方面信息，针对市场行为，形成行业配套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约束，才能有效地防范恶性竞争。由此可见，政府内部专业分工和信息共享平台是防止过度竞争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和管理模式改变银行的得益，银行为自身利益将自觉形成有序的市场竞争。

当金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银行业与其它金融行业就出现渗透融合的内生趋势，对业务的争夺使竞争在整个金融业内全面展开。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各行业明确分工，资金界限分明，不存在竞争。市场经济要求金融市场作为一个统一的要素市场，由于资金的同质性，应该能在各细分市场上自由流动且受到公平待遇。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处理庞大的信息成为可能。各类金融企业在市场资金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有涉及银行业务的内在冲动，银行凭借自身分支网络、雄厚的资金和卓著的信誉有向其它行业渗透的倾向。金融业的全面竞争必然使得分割市场融为一体，资金价格更能反映市场信息，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竞争导致较低的资金和信息成本，将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因此经济实现增长。经济内生行为关系的变化要求制度变迁与之相适应。过去三大监管机构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的分业监管体系亦需要面向市场进行转变。监管职能由行业性转变为专业性，共同向某一权威机构负责（如央行），该机构应为专业监管机构提供信息共享平台和行业间的协调和争端解决机制，并为各行业发展提供战略性指导和非正式制度约束框架。各行业性监管机构必须适应混业要求，随时从相关行业收集监管对象的信息，在正式制度框架内完善行业规范，根据市场信息灵活调整监管手段。银行面对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变化，必须适时作出经营战略调整，充分利用历史客户关系，通过提供新兴跨行业服务巩固客户关系，将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业务项目。这一方面避免在各个业务上与其它行业竞争，导致经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又凭借相对优势发展优势业务，利于银行自身经营能力的增强和金融业内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分工细化导致各类信息处理更为专业化，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这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开放的金融业不仅仅指国内金融市场对内开放，社会资金可以自由进入金融业，金融业内形成混业经营的格局，而且还指外国资金可以自由进入国内金融业。我国银行的竞争对手范围将迅速扩大，国内外同行和其它金融业将对银行构成广泛的竞争威胁。银行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发展而又保持整个行业的稳定？这是中国现阶段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中国商业银行的历史并不悠久，仅仅经历了几十年，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经营经验不足且很大程度上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起来的，管理体系仍然沿袭垂直的行政管理，保持行业稳定占经营目标较大成分，逐利的激励不足，整体竞争力处于劣势。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跨国银行的竞争，中国银行业如何应付？首先，贸易学的相对优势理论为银行战略提供指导。尽管外国银行整体竞争力较高，而运营成本较高，但在某些业务上，中国银行业收益成本比例具有相对较高的水平，这类业务就是银行具有相对优势的业务。各银行通过将自身的业务指标与竞争对手相比较，确定发展战略，形成特色业务，这将细化社会分工。其次，市场化赋予经济人决策的独立自由权，个性化需求的多样性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客户与银行长期往来，通过相互了解而相互增强信心，银行因熟悉客户而提供便利的融资或理财服务，尽可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客户对银行品牌形成依赖性。部分客户寻求银行服务可能是由于银行提供缴付便利、清算和理财支持等，个性化服务是银行在市场经济中立足的基本手段之一。整个银行在本土化个上具有相对优势。最后，中国银行以政府信誉为后盾，拥有庞大的分支网络，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长期良好关系，这也是整个银行业应该加以利用的优势。各国金融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本国银行在开放后大都更具有竞争力，不仅在国内传统业务上与外资银行竞争，在国际业务上的竞争力也逐渐增强。然而，开放意味着国外银行能自由从事人民币业务，而且中国银行还能自由从事外币业务，资金在利益驱动下自由进出本国市场，投机性“热钱”规模庞大且流动迅速，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破坏性冲击在国际金融市场已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开放意味着对银行监管提出严峻的挑战。监管部门如何保证开放经济条件下银行业的稳定？首先，由于金融业在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和银行在金融业中的特殊地位，银行业的开放应有秩序、有计划安排。在开放程度有步骤提高的每一阶段，监管部门应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市场行为的变化，并制定相应的规范，参考发达国家成熟的制度和开放经验，逐步完善监管制度：包括组织机构和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对下阶段市场行为作出预期并事先规划预防性措施，对银行业的干预力度逐渐弱化且以市场化为原则。这样，市场行为阶段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监管机构控制和预测，这种内生性的行为变迁将促使金融监管体制整体演进，这是一个市场信息和监管反馈信息互相融合、激励的进程。其次，银行监管当局应适当引入国际成熟的监管规则，如《巴塞尔协议》等，降低监管信息成本。最后，监管应在WTO和本国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银行业将出现国际分工，这明显异于计划时代的行政分工，这种分工是以市场为特征，推动国际市场一体化，各银行从事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业务，将使银行业结构升级，并且整体竞争力得以增强。市场信息尽可能都反映在公开价格上，信息成本和资金成本降低，监管体制亦在银行内生博弈的推动下分阶段整体演进，这是中国银行业开放的前景。

开放经济条件下，银行与客户的关系主要通过市场联结，双方按照价格信号和风险集实现双向选择。如前所述，银行对客户的选择包括两方面：对优质贷款户和存款户的选择。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银行间的适度竞争将会最小化交易和生产成本。而客户对银行的选择则要取决于价格、服务的种类和质量、银行的信誉和提供的便利。银行想要扩大市场规模就必须掌握市场需求信息，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服务，市场上优质客户毕竟所占比例较小，普通客户群体是银行业务开展的基础，这类客户群体基本是由中小存贷户组成，银行对他们开展业务一般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就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优质客户争夺上的倾向，导致社会存款资源利用率不足（特别是一些偏远农村），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现象的出现，而银行主要集中在资金流量充沛的大城市，这是竞争导致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政府改革初期可以实施金融约束政策，通过设置市场准入障碍和存款利率上限，为银行间稳定经营创造一种叫特许经营权价值的租金竞争机会，改变银行间竞争性博弈的预期得益，如果银行持续经营就可以获得资本化租金，那么银行为生存必然会尽量吸存放贷、扩大经营规模，加强对企业贷款的监督和农村网点的建设。金融约束政策使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情况程度降低，激励银行去搜集和生产农村信贷市场与企业融资市场的信息，保护银行获得创新的绝大部分价值，这使得社会资金资源被尽可能地动员，储蓄向投资转化更有效率。当然，银行对客户的选择是在一定标准范围之内的，对于高风险企业投资领域放贷必须持谨慎态度，国家对这类企业的信贷支持可以由风险投资公司完成，或者为这类企业提供担保而由银行来融资，之所以采取上述融资模式是由银行在金融市场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信息成本着手分析商业银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改革，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 市场化改革之初，政府推动体制改革是银行体制演进的外生动力；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开放市场经济中，银行、非银行企业、家庭个人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博弈行为成为银行体制变迁的内生动力。

2) 政府在银行体制变迁中的角色演变是分阶段、有计划的转换过程。改革初始阶段，政府作为“家长”主导银行改革；待市场比较成熟后，政府作为银行市场的“守夜人”，通过形成适应市场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规范银行业务，维持市场秩序稳定。

3) 银行监管体系的改革也应该适应市场变迁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改革初期，为稳定银行业宜于采取金融约束政策。

4) 信用契约是银行业务的基本工具，银行是信息生产部门，利用开放市场收集价格和风险信息集，合理作出存贷款决策，这对于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有决定性意义。

5) 开放市场经济包含内部开放和外部开放两个层次。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市场机制，银行业通过收集和生产国内外信息，确定自身具有的相对优势业务，进行水平和垂直两项分工；此外，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国内外金融业通过有序竞争，内生地形成内部分工布局，银行业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将得到优化，业务专业化分工更细，金融技术和管理技巧得到提高，金融市场规模扩大，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而效率的提高也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Patrick Bolton Xavier Freixas . Equity, Bonds, and Bank Debt: Capit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ages: 324-35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ume (Year): 108 (2000) .Issue (Month): 2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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