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自由主义的意义与局限

【摘要】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萌芽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其反对封建专制与经济干预的主张对促进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干预主义。新经济自由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开始酝酿，其特点是在坚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具有效率的基本信条基础上，反对政府干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却使拉美等国的经济陷入了困境。总的来看，经济自由主义既有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进步意义，也存在着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设法努力防止和消除其消极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新经济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经济自由主义概述

自由主义是强调以自由作为主要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义以人的本性和权利要求为出发点看待社会和秩序，反对对于个人自由及权利的干预，反对专制，主张既以法律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也以法律限制政府权力的运用。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张摆脱政府的约束，其极端形式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学术上，自由主义则是一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自由主义起初主要是中世纪后期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思想及社会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主义的前提和先导，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而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与束缚的思想和诉求。

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欧洲中世纪末期，发展于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18世纪和19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和当前。自由主义集中发轫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的主要国家，并传播到美国。从经济自由主义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此后则是新经济自由主义。英国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是前者最典型的代表。

欧洲大陆国家的自由主义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有所区别。法国的自由主义主要由启蒙学者、百科全书学者以及重农学派（亦称重农主义者）所阐述。德国则由康德和洪堡等学者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阐述。康德主张建立“合法的宪法，在法律范围之内确保每个人的自由，让每个人都能以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追求幸福，同时，他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合法自由和权利”。①洪堡则主张个人的充分发展不仅需要自由，也需要多样化的环境。

经济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于：第一，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优越性。经济自由主义者无一例外地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优越性，认为它是自发形成的、最自然、最合理、最和谐的经济秩序。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秩序是一种在完全尊重个人利益和自由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自然而和谐的社会秩序与协调机制;自由市场制度是优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第二，主张“有限政府”。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一方面，个人权利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但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受到保护、得到保障，因此，社会既需要政府，又不能让政府侵犯人们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存在一个权力和行动“有限的政府”，即法制约束下的政府。第三，信奉个人主义哲学。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看作以个人为基础的集合体，个人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存在的本源与真正的行动者。因此，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这种观点就是所谓“原子式的”社会观。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从而形成了内部的两个分支：其一是出于完全自发的个人自由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秩序。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后来被称作“原教旨的”经济自由主义，进一步演化为“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者“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其二是出于个人理性建构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前一种。欧洲大陆的、特别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第二种，强调合乎个人理性而建立的社会秩序。这被哈耶克称作“建构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仍然十分强大。政治上，封建领主和君主借助于等级制的隶属关系和精神上的“君权神授”对社会实行有力的控制;思想和文化上，教会与封建主结合在一起，利用宗教对人们进行统治，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人们从思想上屈从于“神”（上帝）的意志（宗教教义）;同时，人们的经济活动也只能符合既有的封建制度和宗教教义的安排及要求。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主）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如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应用）便受到极大压制而无法开展。在上述有关矛盾日益积累和加深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些运动的核心精神便是自由主义的酝酿和产生，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也就产生于此。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人类生来具有的、不可分离的权利，不是任何人授予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干涉或取消的。个人的经济权利（或人身及财产权利）是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经济自由的重点是产权自由和生产与市场交易的自由。

第一，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资本主义产生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之一。他认为：“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②有学者认为，“约翰・洛克被视为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也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之父”。③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也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主张自发秩序的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主张功利主义的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以及杜高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弗格森和哈奇森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哈奇森就在其《道德哲学体系》（1755）一书中，对权利和自由的关系，进行了精炼的阐述。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和偏好，为着这些目的，在劳动或娱乐等所有这些并不伤害其他人的身体或利益的活动中，去行使他的能力，而并没有更多的公共利益必然地需要他的劳动……对这种权利我们称之为自然的自由。”④

第二，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端。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端以重农学派为代表。“重农主义”（physiocracy）一词的含义就是“自然的法则”。“自由放任”的口号也由重农学派提出。反对封建专制和重商主义干预政策是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目标。重农学派在革命前的形势中应运而生。它代表农业中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对重商主义政策的批判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法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是布阿吉尔贝尔和理查德・坎梯隆（1680～1734），但最重要的代表是重农学派的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自然秩序”思想是重农学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重农学派主张的“自然秩序”，实际上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及人身自由是“自然秩序”新规定的人类的基本自然权利，国家要少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但是，重农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不反对封建君主的。这与英国自由主义者对封建贵族和君主的妥协有某种相同之处。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和发展。第一，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休谟认为，人们追求自身的私利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只要不会威胁其他人或所有人的“公益”，就是正当的，而且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不应对其加以限制。他说：“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来。”⑤休谟进一步将自由贸易的好处推及到国际方面。他说：“我敢断言，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非但无损于、而且有助于所有邻国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⑥休谟认为，从事工商业的手艺人和商人都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定的基础”。休谟为自由社会的产权和契约、自由市场银行制度、自发秩序所做的辩护，以及他对重商主义进行的批判，都为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作出了贡献。休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亚当・斯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密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性论”和“自然秩序”的立场与世界观。斯密认为，人的活动是人的本性（利己心）决定的。道德上，人既有同情心、利他心，又有利己心，但首先是利己心。利己是主观目的，利他既是实现主观目的的手段，也是客观结果。主观上要利己，客观上却实现了利他。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手段才能实现。经济活动中主要是利己心起作用。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换（市场行为），会使交换双方都能达到各自利益的满足。社会经济活动就这样自发展开和进行，社会秩序也随之自然形成。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总之，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它是基于人换的自发联合或合作。斯密认为，这种人性是永久和永恒的，在产权私有的明确界定之下，它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市场秩序自发形成的原始推动力。

他在阐述自由市场的优越性时，首先谈到如何以利己心来开展经济活动：“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⑦斯密还说：“即使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也并不一定对社会更糟。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能够比在真正打算去促进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实现这种结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了公众幸福而从事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⑧对出于个人利益而形成的自由市场秩序，斯密进一步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来加以阐述。他说：“由于每一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产业，并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产出能达到最大值;每一个人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可能地增大。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增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于它究竟增进了多少……通过以使其产出尽可能达到最大值这样一种方式来指导那种产业，他只盘算他自己的所得。在这里，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种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⑨

斯密对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提出的符合“自然秩序”的经济和谐发展的思想，即“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对市场自发秩序的系统阐述使得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确立起来。与此同时，其他关于自然法的理念，关于个人自由与财产的自然权利以及自发秩序的社会理论，关于个人自由、有限政府、代议制政府与自由市场等原理的形成，都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在私有制社会内，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说明了市场经济中现实存在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但这种客观性是有限的。斯密的理论中包含了一些主观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和违背历史实际的错误观点。

第二，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李嘉图赞成斯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他主张实行“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他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他认为，只要完全取消国家干预，实行彻底的经济自由，个人就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社会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增进。如果一切国家都取消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互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各国就都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各民族的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增进。

斯密的思想建立在启蒙学者的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上，而李嘉图的思想则除此之外还建立在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斯密时代启蒙学者的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已开始被一些人发展而走向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批判武器已被人有时用作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这时，资产阶级的新的武器则是应运而生的杰里米・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

边沁继承和发展了洛克和爱尔维修、贝卡里亚等的人性论和实用性功利观点。他认为，社会是完全从属于个人的“虚构的机体”;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即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就是每个人个人利益的加总，就是社会利益。这也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口号和公式。边沁认为，功利主义不仅应当作为个人行为的指导原则，而且应该成为立法者活动的标准。尽管边沁不承认所谓“自然秩序”的观念，但他主张国家不要干涉经济事务，要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

李嘉图认为，只有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实现，可以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同时保证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具体办法就是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这样，李嘉图的思想基础就完全站在了边沁的资产阶级个人功利主义一边。不过，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他企图以“自然因素”去寻找其根源。

李嘉图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从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否认经济中存在真正的经济危机。在这方面，他接受了其他经济自由主义者如萨伊和詹姆斯・穆勒否认自由竞争会导致生产过剩或经济危机的观点。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是19世纪中后期影响最大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他不仅继承了早先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而且将其与功利主义结合起来。他还专门写了《论自由》的小册子。

第三，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萨伊。萨伊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既来自于英国的亚当・斯密，也受到法国本国国情的影响。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迅速彻底地扫除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已经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遇到了同时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威胁。他们已经不能完全像英国那样放心地任由资产者们完全自由地投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中。

萨伊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其被经济学界冠以“萨伊定律”之称的关于自由市场机制有效论的观点。该观点也被认为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具体阐释。“萨伊定律”的含义在于，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鼓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其要点有三个：第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它将使商品生产供求平衡;第二，利率能自动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使储蓄和投资相等;第三，商品最终总是以商品来购买的。“萨伊定律”包含的思想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完全一致，所以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成为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产生前的传统信条。

“萨伊定律”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由它引起的大论战一直延续到当代，成为某种再生产理论和否定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理论的依据。持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完全接受了“萨伊定律”的观点。许多当代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如美国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信奉和追随“萨伊定律”。

第四，奥地利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奥地利学派形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边际革命的三个重要代表，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都是赞成经济自由主义的，但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互有不同。奥地利学派的奠基者门格尔在经济自由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强调了个人主义这个经济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出发点，指出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人有目的的行动的。所以，研究经济学应该采取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研究方法，就是说，不仅要研究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也要研究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经济秩序是随时间自主发生变化的，并且将其与价值的变化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第五，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影响。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最早体现在托马斯・杰斐逊于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中。“这本宣言也许是历史上最好的古典自由主义文献。”⑩《独立宣言》明确表明了人们的自然权利、政府的职责以及人们的政治权利，阐明了这些权利的平等性和基于自身权利的自由。美国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从此确立，并付诸实践。当然，其中也包含经济自由主义在内。《独立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也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美国的自由主义表明，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先于政府的。个人主义、自然权利和自由市场发展的逻辑结果，导致了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法律确认。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意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积极的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其反对封建专制和经济干预的主张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历史意义。其次，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从人的自然要求角度，反对人身行为和精神活动方面的外在制度束缚，也具有追求人的解放、反对宗教压抑的积极意义。再次，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相信人们在本质上具有相互协调自身利益而形成社会秩序的智慧和能力。这也是合乎他们崇尚自然规律思想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正确性。最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其主张的自由市场秩序具有较前高得多的生产率，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第一，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放任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了“金钱至上”和“物质利益至上”观念的滋长与发展，以及阶级分化和差距的扩大，并将这些视为正当合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予以接纳和维持。第二，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践结果之一，是产生时间长度不一的周期性经济下跌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深刻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出现的结果，不仅直接打击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第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最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先发达的英国等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在国内，它最符合大企业、大垄断组织的利益，也最符合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在国外，它最符合经济最发达、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的利益，如英国。第四，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默认了原始资本主义的资产所有权现状，而不问其获取过程是否公平、合理。例如英国原始积累期间的“圈地运动”和殖民活动就是充满暴力掠夺的血腥历史。

新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蜕变。20世纪20～30年代，造成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环境发生了改变。19世纪高歌猛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各国都陷入了严重萧条。“到20世纪30年代，三种不同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看起来比自由市场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分别是：苏联模式，德国和意大利模式，以及美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整合政府需求管理和福利国家政策而产生的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尽管上述三种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没有想到的。”?所以，当上述三种经济体制出现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就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与政府力量结合。而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也是以同政府力量适当妥协与结合的方式存在的。二战前后的芝加哥学派，二战后的新古典综合派、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都具有这种特点。

20世纪初期的时候，欧美各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沿袭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英国以伦敦学派、剑桥学派为主要代表，既坚持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在形式上也接受以剑桥大学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体系为代表的、具有一定折中色彩的经济自由主义。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斯拉法和琼・罗宾逊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质疑，而开始向新古典经济学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伦敦学派、剑桥学派、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以及坚持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米塞斯和哈耶克。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成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干预主义的阶段性标志。新经济自由主义也在这一期间开始酝酿。事实上，在经济大萧条之前，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受到挑战，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尽管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战中，米塞斯与哈耶克再次阐述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但皮罗・斯拉发质疑经济收益递减规律，琼・罗宾逊和张伯伦修改完全竞争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与垄断竞争理论被提出;同时，在围绕克服经济大萧条和对抗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受到了很大冲击，政府干预经济主义思潮对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都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酝酿提供了先导。

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一书问世，正式掀开了新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形成的篇章。而《通往奴役的道路》则被看作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的宣言书。?1947年，哈耶克等人组织了瑞士朝圣山学会，正式形成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松散组织。他们鼓吹完美的市场运行及其自我调控机制的有效性，猛烈抨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政策主张，明显划清了经济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界限。这就是始终坚持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非主流派。尽管这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中也包含了后来成为主流的、另一类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但在战后最初的十几年间，两类新经济自由主义都处于非主流状态。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第一，两类新经济自由主义。所谓“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下的经济自由主义，其核心依然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不过是经济学界的保守派，而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们却是经济学界的自由派。不过，二战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内部是可以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以哈耶克和新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居于非主流、非主导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另一类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居于主流的和主导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类型从19世纪就开始出现了。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个人主义，而真正的个人主义导源于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亚当・斯密则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典型代表。另一种伪自由主义则植根于法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理性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典型代表是“百科全书派”和重农主义的传统。哈耶克认为：“……这种理想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总是有演变为个人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这两种自由主义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新经济自由主义。

前者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哲学基础、市场秩序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却不具有直接的影响。前者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秩序是最合乎理性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环境，因此，要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在货币发行问题上也主张实行真正的“自由放任”。后者实际上在其内部也有所区别。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是承认政府干预的作用的。这种新经济自由主义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发挥着主导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完全否认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从而走向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他们更多满足于对“理想的”和“理性的”自由市场的憧憬，并纯粹运用技术分析手段来论证现实市场的缺陷和“理想市场”的优越性。这种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他们在经济理论界和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且在日益增强。

第二，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中心转移到美国，而战后美国在几十年时间内都是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段时间内的影响并不太大。这一时期的唯一例外是在战后进行经济恢复的德国（西德）。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界就存在着与纳粹政府管制的经济秩序相对立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形成一种既是整体又受某些原则指导的经济政策，并“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为经济设计法律框架”。?这就是在法律框架下，由政府出面保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社会市场经济。尽管德国当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内部实际上是两个学派?，但他们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基本见解是完全一致的，都主张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秩序。

在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政府领导下，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政策实践最终创造了战后德国（西德）的经济奇迹。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国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与二战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是二战后的一种特例。但是，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完全排斥政府的干预。在这一点上，它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如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具有某种相似性。

第三，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滞胀”导致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活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机遇。在这种形势下，“货币主义和其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许多政府干预经济理论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一方面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理念，另一方面，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提出货币政策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价格机制是自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最重要方面，市场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价格进行的，因此，价格形成机制必须避免干扰。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财政政策破坏了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恶果，拖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从恢复正常的价格机制入手，让市场自己正常发挥作用。弗里德曼的药方是，实行规则的货币政策，通过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速度来控制货币数量，从而达到逐步降低乃至最终消除通货膨胀的目的。弗里德曼的理论依据是他重新表述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社会上和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崛起的旗手和主要代表。弗里德曼影响的扩大标志着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重新得势。

在弗里德曼理论启发下，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都以复活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为己任。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的理论观点被逐渐整合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终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们一方面坚持自由竞争市场秩序优越性的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人的完全理性会导致干预政策完全无效，将其观点推向极端。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框架之下，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又从分析技术上派生出来。这个学派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是最佳秩序，运用一般均衡（即普遍均衡）分析观念和方法，说明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任何经济状况都是经济活动参与者理性的最佳行为的结果。经济活动的起伏跌宕不过是外来的“技术冲击”的结果。

在新经济自由主义浪潮冲击下，到目前为止，连多少还赞成一点政府干预必要性的所谓“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在向前者靠拢。尽管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欧洲也发生了债务危机，但新经济自由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在美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依然没有大的改变。

总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过程中，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对西方经济学影响最大，它们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在方法论方面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另外，新奥地利学派所复活与发展的“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论证市场的本质和作用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四，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推广。20世纪80年代后，新经济自由主义集中反映在所谓“华盛顿共识”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以“华盛顿共识”为指针，实现经济全球化，保证美国的经济利益。但一些拉美国家实行新经济自由主义遭受困境的事实、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其后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沉重打击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势头。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展，或者说其全球化推广，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智利实验。1973年，智利军事独裁政府通过受教于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旗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批经济学家（俗称“芝加哥小子”），最先在拉丁美洲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不少国家基于自身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和美国治理通货膨胀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经验，相继接受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1989年，在世界银行主导下，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消除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一整套得到世界银行支持的、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基调和主要内容的方案，就被称为“华盛顿共识”，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向世界范围推广的指导方针。《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初步总结和进一步推广的宣言书，使新经济自由主义掀起新一轮蔓延高潮。

不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亚和拉美金融危机开始令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其相关理念在发展中国家名声扫地，尤其是单纯依赖国外资本的思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萧条，更使发展中国家对于鼓吹“私有化、小政府、去管制、低税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进行了认真思考和质疑。很多国家既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发展市场经济、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同时也主张要避免过度依赖自由市场，要加强金融监管。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推行“外资推动型”的、“进口替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国资本实行门户开放。实践证明，作为其“试验田”的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了附属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灾区”。“拉美的贫困率从1980年的40.5%增至1999年的43.8%，从那时开始，一直保持在44%（这意味着在拉美有2.2亿穷人），另外有4500万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贫困线25%，属于‘非贫困人口，但沦为贫困人口的风险性极高’。”“然而，新自由主义最失败的地方还不是贫困。拉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成为全球收入公平情况倒退最快的地区。除古巴外，拉美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着30%的收入，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最富有的人口占有着35%的收入，在巴西，这一比率高达45%。这10%志得意满的富人的收入水平比拉美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19倍。”在事实面前，到21世纪初，在许多原先主张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拉美国家，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宣告反对新自由主义。

新经济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经济衰败、物价飞涨、少数人借机大发横财，使俄罗斯经济整体倒退了好多年。

提出和鼓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本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尝到了恶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美国经济的多年倒退和呆滞，而且引发了全世界的经济萧条。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兴起和向世界范围推广的时期，恰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时。在中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各种主张也借机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形式主义理论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在它的误导之下，一些人认为美国就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好典范，中国就应该以美国的经济制度为榜样进行改革。尽管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药方”绝不是拯救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秘诀”。但时至今日，一心向往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仍然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心存幻想。

随着海外留学人员陆续回国，在国外接受新经济自由主义熏陶的经济学人，看待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思想方法的影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不少经济工作者习惯于按照理想的经济模型去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结果是“洋八股”泛滥，真知灼见甚少，甚至主张按照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改革中国经济体制。不少经济学刊物也追求发表形式主义论文。国内高校也以在国外发表的经济论文为荣，将结合本国国情、为真正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放在一边。

总的看来，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坚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具有效率的基本信条基础上，反对政府干预。在分析方法上，他们力图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上，以精确的数学形式证明自由市场秩序的逻辑合理性与正确性。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他们更是将“华盛顿共识”作为标准，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以获取美国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如何看待新经济自由主义

客观地讲，从反对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片面性的角度看，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包容经济不确定性的观点和竞争出效率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垄断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鼓吹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一方面是罔顾事实，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是放任大公司和大财团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对整个社会不利。其次，新经济自由主义是以一种片面性，如片面强调供给和市场的有效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即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再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主要是服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其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缺乏有效管理和对外竞争力，为发达国家的利益敞开门户，而发展中国家却深受其害。一些拉美国家的惨痛经历就是证明。第四，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往往沉醉于并不存在的理想状况之中，以在这种理想状况下的分析结论去衡量或要求实际经济，造成理论严重脱离现实，以至于这些理论被称为仅仅满足于课堂训练的“黑板经济学”。第五，新经济自由主义否认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抽象的、理想主义的理论推演“游戏”之中，在理论上越来越片面地强调形式主义的技术化手段，单纯追求数学逻辑的严密性，而忽视经济上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这就使得其日益成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而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角度看，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的确在运作市场经济方面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比如，竞争有助于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提高效率的观点;市场能够较快反映经济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理价格、调节经济供求的观点，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具有积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当然，由于经济活动的必然联系，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活动规则之外，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这些方面，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也还具有暂时性的借鉴意义。

但自由市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承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具有产生垄断、降低经济效率的倾向和作用;市场信息在事实上的不对称极大地妨碍了效率的发挥;市场机制本身在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上具有局限性;市场经济对解决公共物品问题无能为力。这些都是需要从法律、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限制和规范的。此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强者通吃”机制，其造成收入分配和利益上两极分化的弊病，需要必要的制度和政府政策来加以调节。“优胜劣汰”的机制也具有两面性，如何对待被淘汰的企业和个人，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政府都是一种考验。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经济衰退。这场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危机影响深远，各国至今尚未彻底走出其阴影。对于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众多经济学家纷纷进行探讨，发表了各种见解。

除一些较为直接的和表面的因素之外，很多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原因。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美国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恶果。英国沃里克大学商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科林・克劳奇教授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获益良多的利益集团――巨型企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的社会影响却丝毫没有受损。虽然正是银行业的错误行为导致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但这场危机却使银行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新自由主义认为银行业对新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保护银行，使银行不用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买单。……更可笑的是，持续向银行业提供补贴被视为是可以使金融业回复活力、使全国经济得以恢复的必要而合理的举措，要知道这些补贴大部分来自纳税人为‘救市计划’作出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说：“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总能产生好结果的思想是危险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长期信奉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在危机发生后，也表示：“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日本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也说：“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连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推行者和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而银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感到难以置信”。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新经济自由主义并未完全丧失其影响力。当前，新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在美国和一些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一些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仍然认为新经济自由主义是根本的、具有生命力的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主张。一些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的经济学人也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持肯定态度。

古巴的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教授在2008年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夕就出版过一本书――《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2007）。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生命力源于多种因素：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世界观、价值观，其理想模式在私有制下的吸引力，以及精致的形式逻辑和智力吸引力等。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他说：“无论是基于不真实的假定的比较优势，还是边际主义以及那些一般均衡的模型;无论是生产的功能，‘理性选择’，还是用以反映在全球化了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数学模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所赖以存在的不过是优雅的逻辑和强烈的智力吸引力。”“形式逻辑的基础是一系列不切实际、违背历史的假设和前提，而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违背历史的假设和前提决定了自由主义的结论。这些假设和前提就像是麻醉大脑的陷阱，人们一旦接受它们，就会落入优雅形式的园囿。”

利用现代数学分析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瓦尔・沙克（Anwar Shaikh）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关于经济思想的形式化表述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这些工具（指经济学形式主义表述所使用的数学工具――引者注）从来就不是脱离内容而凭空产生的：它们无一例外地是在正统概念体系框架中开发出来的，至少，它们与那些隐藏起来的前提的关系被严格地审查过。那些前提就这样被不知不觉地植入到分析工具中。正统理论倾向于仅仅将自己表现为一套客观和中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没有哪门学科比得上数理经济学。这主要是因为，数理经济学的根基是对正统经济问题进行几何构建，而这些经济问题本身就是以一系列概念（例如一般均衡、完全竞争、将利润演化成为利益等）为前提的。在这里，几何学的精确与正统经济学的愚蠢充分混合，所形成的混合体其强度可能远远超过了其组成部分脆弱性的程度。轻薄的问题虽然用精确的方式提出，但归根结底，也只能是精确的轻薄。”

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一种“胜者通吃”的市场经济秩序。在这种经济秩序之下，如果没有适当的制约和调节，将永远是有利于强者的“自由竞争”。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既是有利于国内大企业、大资本集团和统治者利益的，也是有利于大企业和大集团在国际竞争中的利益的。从历史上看，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情况就是如此。18至19世纪的英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提倡自由竞争，对其本国极为有利，而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力量不如它的国家则明显不利。美洲新大陆以及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对其进行的有利反抗。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显然有利于美国这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于美国大资本集团的利益。

经济自由主义赖以存在和延续其生命力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其对人性的认识。从人性的自然要求来说，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由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指导经济活动和经济秩序的基本思想，从古典自由主义产生起，就带有了强烈的资产阶级色彩和烙印。所以，经济自由主义从其产生至今，基本未能褪去资本主义的烙印。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所片面强调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立场和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对封建主义私有制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展开经济活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有利于更多的社会经济利益，所以，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制度，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历史的长度看）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正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引以为傲的理由。

资产阶级视野的狭窄性就在于，他们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眼光当作所有人的立场和眼光，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世长存的、最合理的经济制度，将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看作最有效率、最符合所有人的自由要求和利益要求的经济模式与机制。于是，在这种僵化和固步自封的意识下，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就总是被看作最理想的经济秩序。

但是，历史的发展永不停歇，经济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性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先是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缺陷的暴露，后是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以断言，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根本缺陷不能克服的情况下，危机的出现就是必然的、或迟或早的事情。

综上所述，经济自由主义既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进步意义，具有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仍可借鉴之处，其未来仍然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显示其促进经济效率的优点，但它也存在着其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设法努力防止和消除其消极作用和影响。

注释

转引自[美]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55、42、50页。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页。

转引自[美]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59页。

[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9页。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28页。

[英]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1、1页。

）参见[古巴]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3、28、28～29、15、15页。

[英]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页。

[德]戈罗斯凯特勒：《论经济秩序的设计：弗莱堡学派的贡献》，沃克编著：《经济思想史回顾》第2卷《二十世纪的经济思想》，爱德华・艾尔加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一是以瓦尔特・欧肯（Walt Eucken）和弗兰茨・伯姆（Frantz Bohm）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The Freiburg School），也叫“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学派”;二是以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epke）和亚历山大・吕斯托（Alexander Ruestow）为代表的“社会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参见《读卖新闻》（日本），2009年1月3日。

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3月23日。

参见《国际先驱论坛报》（美国），2008年10月23日。

转引自[古巴]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第16页;安瓦尔・沙克：《价值、积累和危机》，波哥大第三世界出版社，1990年，第330～331页。

责 编/武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