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形成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它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这支新的生力军的，正是曾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特殊身份，特殊关系，对左联做出了特殊贡献而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他不是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而是依靠自身扎实的文化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获得左联盟员的尊重成为领导。他在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去到上海，恰逢左翼文化运动举步惟艰。出于对革命的投入，对文学的眷恋，对文化扯不断的缕缕情丝，他通过冯雪峰、茅盾结识鲁迅后，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场伟大的革命文化运动，为推动中国左翼文化健康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作品，确立中国左翼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1931年夏，瞿秋白一到上海，很快介入左翼文化运动。他凭借自己深厚的俄文功底，直接、准确、系统地译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作品，为思想混乱的文坛输入了清新科学的理论空气。他对三年前国内文化界产生的那场“革命文学”论争的情况十分清楚，争论虽然热闹非凡甚至硝烟弥漫，然而，即便是口号喊得最响的“革命文艺”阵营里的“战士”，对具体的理论问题也不甚了然以至于曲解，造成革命文学观点复杂混乱，影响文化运动的发展，这一切都归咎于马列原著的译介不足。为此，他集中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论易卜生的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着重介绍的是马、恩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为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方法论。

针对一些革命作家为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而以概念化的说教和简单化的编造代替文学创作的现象，瞿秋白第一次给中国文坛译介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左翼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五四”以来关于“革命文学”现实主义的理论之争有了一个较科学的解释。瞿秋白还着重介绍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倾向性、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关于作家和阶级的关系等问题的重要论点，给当时左翼作家文艺创作中较流行的肤浅的革命浪漫主义倾向敲响了警钟，为纠正片面地、过度地强调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作用，甚至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机械等同起来的“左”倾错误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理论指导地位。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介绍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

为了帮助中国左翼作家更清楚地了解苏俄社会现象，了解国际资本主义的现状，深刻地体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瞿秋白突出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苏联文学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他选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集》里《说文化》、《关于妇女》、《论叛徒》等23篇政论文，《高尔基创作选集》中《海燕》、《同志！（故事）》、《莫尔多姑娘》等7个短篇名著。还翻译了高尔基早期的两篇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重译了讽刺短诗《市侩颂》，等等。

瞿秋白系统译介成果累累，仅收入《海上述林》上卷的就有40多万字。他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准确、流畅、优美的俄文翻译能力，是当时中国文化界无人能及的。他所翻译的内容又是首次公开的稿件，其价值可想而知。

瞿秋白的译作得到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高度赞赏。1936年鲁迅在《〈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中写道：“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系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惶惶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外，足以传世。”曹靖华在晚年时这样评价瞿秋白译文，秋白“从事苏联文学的介绍与宣传……”，“而他的学识的渊博，表现力之强，也是人所难及的”。“甚至极枯燥、极艰深的理论文集，透过他生花的笔，在中国广大文艺读者的心中，真正生根开花了，这是犀利无比火焰般的，生命蓬勃的革命鼓动家的笔啊！”

克服“左”倾错误，端正革命文化思想，引导“左联”走向全面发展

“左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团体中成立最早，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社联、剧联、美联、教联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是在“左联”影响下成立的。因此，“左联”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核心，“左联”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左翼革命文化的发展前途。

“左联”成立之初，也就是1930年3月前后，形势是大好的。而到了这年9月，中执委下令取缔“左联”等组织。以及一切反动政治集团一面采用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等白色恐怖手段，一面收买流氓、堕落文人，用民族主义、改良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等种种假面具，围攻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同时，共产党内“左”倾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要求“左联”盟员走上街头贴标语、贴传单，参加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将文化团体几乎变成了政党。在的高压下，在李立三和王明“左”倾思想的干扰下，“左联”受到重创。革命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和18名“左联”党员被秘密杀害，人员几乎散尽，阵地几乎丢光。正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瞿秋白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

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也很想转变“左联”的上述错误思想和行为，但正如茅盾所说，“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的确，“左联”的实际领导是由党员干部担任的，“左联”的大政方针及干部任免都由“左联”党团负责。鲁迅在“左联”的地位实际上是导师而不是领袖，因此，他对党内的斗争不甚了解，所以他难以克服“左联”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而瞿秋白在党员心目中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加上他和鲁迅之间的深厚友谊，为他转变“左联”的指导思想创造了条件。

瞿秋白参与“左联”时间不长，然而他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艺术修养和党内多年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引导“左联”在短时间内克服了前期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做法，继而扩大了统一战线，拓展了革命文化阵地，推动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从理论和思想上纠正“左联”前期的错误。1931年秋瞿秋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确立了“文委的任务就是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的工作思路。并为“左联”、“社联”、“剧联”等团体规定了正确的行动计划。同年11月，“左联”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重要决议。这是由冯雪峰执笔起草并经多次修改，最后由瞿秋白定稿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反对“左”倾空谈。在“左”倾思想统治党中央的情况下反对“左”倾，体现出瞿秋白极大的革命勇气。

以前的决议不太注重文学创作，而11月决议则突出强调文学创作，特别提到作家必须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广大题材，要描写“民众生活”，“贫民生活”等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描写，要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同时要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11月决议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茅盾这样评价该决议：“我以为，这一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1931年11月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在实践中指导“左联”扩大统一战线，拓展革命文化阵地。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瞿秋白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中间派文艺工作者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反复引导作家，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开展文化工作。对于先进文化分子，不论是党员，非党员，是“左联”盟员，非盟员，是左翼分子，还是中间分子，都应该热情对待，紧密团结。“左联”根据瞿秋白的建议，及时将《前哨》更名为《文学导报》，专门登载文艺理论文章；创办《北斗》，作为专发文学创作的园地，由丁玲主编。《北斗》的创办，既为左翼文坛开辟了一块新的阵地，扩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力，同时又团结了非“左联”的一大批进步作家，如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这些努力，有效地克服了“左联”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弊端。

在把进步分子拉进来壮大革命文化队伍的同时，瞿秋白鼓励“左联”战士向外出击，占领的文化阵地。“左联”创建初期，是不允许盟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而自己又没有报纸，自办的刊物常被查禁，严重阻碍了左翼文化的发展。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的宣传阵地。夏衍、郑伯奇、钱杏，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开始将左翼文化渗入到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阵地。从1932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工作者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对于报刊杂志，瞿秋白同样鼓励“左联”文化战士挤进去发表爱国抗日的革命文章。紧接着，左翼文化工作者就在根基深厚、影响甚大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等有名的保守阵地以及《新闻报》的“艺海”、《大晚报》的“剪影”、《大美晚报》的“文化街”等副刊上发表文章，特别是发表许多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日后夏衍曾经说过：“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多亏了瞿秋白同志的一度领导，才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的那一套关门主义作风，广泛地打入资产阶级和敌人阵地，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推进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在我的印象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比如，上海唱片行业里占有重要地位的百代公司，就是在瞿秋白的支持下被“左联”所利用的，通过任光将聂耳、冼星海、田汉、孙师毅等人作词作曲的进步歌曲录制成了百代公司的唱片，使《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国。

“左联”在瞿秋白介入后逐步发展壮大，“左联”盟员由前期的90人降为12人发展到约400人；“左联”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除上海外，北平、天津、保定、青岛、广州等地及日本东京也先后建立了“左联”组织，“左联”报刊亦多达50种以上，如《萌芽月刊》、《拓荒者》等等。而且在反击文化“围剿”过程中战胜了“民族主义文学派”，在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也夺得了可喜的成绩。

团结协作，真诚奉献，指导和影响了一批左翼革命作家

瞿秋白参与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工作的几年里，在团结大批先进文化分子，增强左翼文化团体凝聚力的同时，指导和影响了一批优秀的文化战士。

正确评价鲁迅，树立鲁迅所代表的革命文化旗帜，促进左翼文化精英的精诚团结。1928－1929年间的中国文坛，由于受“左”倾文艺思想的影响，把鲁迅作为思想斗争的对象，称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有闲阶级”、“中国的唐・吉柯德”，甚至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等，说鲁迅的小说只是“醉眼陶然”看人生，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阿Q正传》的艺术也已经“死去”等等。这些歪曲鲁迅的评价严重影响了左翼革命文化的健康发展和队伍的建设。瞿秋白对鲁迅的深刻了解，使得他能够正确、客观评价鲁迅和鲁迅作品，从而树起鲁迅所代表的文化旗帜，促进了左翼文化精英的精诚团结。

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革命友谊在文学史和中共党史上早已传为美谈。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而且在文学观点和立场上基本一致。但他们讨论原则问题时则实事求是，常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瞿秋白不客气地指出鲁迅在创作或翻译上用字用句不恰当的地方，鲁迅很喜欢这种开门见山的态度。1933年春天，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长篇《序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态度评析了鲁迅及其作品。他把鲁迅放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运动变迁和文学队伍不断分化的历史洪流中加以分析评价，具体地论证了鲁迅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历史地位和他在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贡献，深刻地阐述了文学运动中的有关事件。瞿秋白果敢肯定“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他的杂文“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韧的战斗”，“是反自由主义”，“是反虚伪的精神”。《序言》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中概括出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正确道路，有力地驳斥了各式反动文人对于鲁迅杂感的嘲讽，并对帮助革命作家正确认识鲁迅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树立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明确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真诚、热情评阅作家作品，指导和影响青年作家成长为左翼文化生力军。瞿秋白注重表扬、支持优秀作品，帮助青年作家成长。最明显的当属对茅盾和他作品的建议和评价了。茅盾与瞿秋白之间亦师亦友。1932年3月，瞿秋白读过茅盾的《三人行》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文章所写的事件脱离着现实的事变，人物的成长和转变，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他坦言文学创作仅仅具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要重视艺术表现，注意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达到艺术的真实，还要写出人物的转变过程。茅盾后来同意了瞿秋白的批评，认真总结了《三人行》创作失败的原因。随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子夜》，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巨著，包含着瞿秋白的不菲功劳。瞿秋白就《子夜》的大纲和章节里的具体内容提过不少建议，有的还是关键性的。除“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两点，由于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没有照瞿秋白建议修改外，其余都照改了。《子夜》出版不久，瞿秋白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赞扬《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接着，瞿秋白又发表《读子夜》一文，比较系统地评论《子夜》，谈它的成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的评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的，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正确的。

对蒋光慈来说，瞿秋白则是一位导师。蒋光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和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都是蒋光慈反复向瞿秋白征求意见后，进行多次修改才完稿的。《短裤党》是蒋光慈写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直接描写工人阶级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小说，但是内容梗概却是作者和瞿秋白共同商量的，作品的主要素材，也是瞿秋白提供的。完稿之前，瞿秋白对蒋光慈说过：“要真实深刻地反映革命，必须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深切地了解革命和革命群众。”这对蒋光慈影响很大。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一文里讲到：“秋白……相当看重这位中国早期的革命作家。蒋光慈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同秋白谈论文学工作方面的问题，了解革命斗争的情况，他是一位努力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又有文学才能的同志。”“秋白赞扬他对党的事业的关心，鼓励他为从事文学工作的党员，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可惜的是蒋光慈1931年8月病逝于上海。

丁玲是受到瞿秋白帮助较大的女作家。丁玲能步入文学殿堂直接受瞿秋白的影响。她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是瞿秋白鼓动的结果。后来又是瞿秋白给她指明人生奋斗方向。有一次，丁玲问瞿秋白：“我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现在应该怎么搞？”瞿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嘿，就是这样……”瞿秋白的话给丁玲无穷的信心和很大的力量。她相信了他的话，决定了自己的主张。以后，丁玲加入了“左联”，主编《北斗》，加入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红色”文化战士。瞿秋白针对丁玲的性格曾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一生极其坎坷的命运和坚定执着，矢志不渝地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证实了这一悲壮的预言。

而对曹靖华，瞿秋白不仅校阅并帮助他发表了第一篇译作，还指导他走上翻译的道路。开始，曹靖华把自己的处女作《蠢货》（契珂夫）独幕剧译稿寄给秋白，请他审阅修改。不久译文刊登在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这对于在北大俄国文学系当旁听生的曹靖华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曹靖华以后翻译的契珂夫《三姊妹》四幕剧本，也寄给了瞿秋白，瞿秋白审看时作了些修改，然后介绍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郑振铎，由郑振铎编入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5年出版。曹靖华还时常写信给瞿秋白，提出各种翻译问题，瞿秋白每次回信都不厌其烦地解答，“有时简直是长篇大论地祥述”。鲁迅请曹靖华翻译的《铁流》多次再版，曹靖华每次校订，都汲取瞿秋白的一些意见。在受到瞿秋白翻译思想影响的同时，曹靖华发展了自己的译文风格，成为中国现代翻译界的一位著名人士。1987年5月，北大、中国作协、中国译协等单位在京举行曹靖华学术座谈会时，大家公认曹靖华是“鲁迅、瞿秋白、茅盾所倡导的直译，绝对正确的白话文，保留原著神韵这些科学翻译原则的身体力行者实践者”。

夏衍在写作上同样也受过瞿秋白的教育和影响，他结合自己的感受说，瞿秋白在上海，对文化工作，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人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瞿秋白在指导左翼文化运动期间，不厌其烦，乐此不彼地支持、帮助和引导青年文化工作者的成长。事实上，他在培养文化后备军方面的实践远不止如上所述，因为他在上海大学做过教师，在党内做过领袖，终其一生皆以团结同志、帮助他人进步为职志。茅盾在《“左联”前期》一文中曾这样设想过：假如1933年底，当时王明路线的中央不把瞿秋白调到中央苏区去当什么文化教育委员，而继续留在上海，那么，“左联”后期的不团结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两个口号的争论也不至于发生。假如历史可以假设，那么有瞿秋白在，也许“左联”不会在1936年就莫名其妙地解散了。

继承“五四”新文化民主精神，积极倡导文化大众化，促进左翼文化理论和实践建设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是独特而富有创见的。他写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论文学的大众化》、《“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文，就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内容和形式，语言运用和作家革命化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而详实的论述。瞿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还就实现文化大众化的方法、途径阐发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学习，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要实现文艺大众化，首先必须解决语言问题，解决好文腔的问题，要用中国普通话去写”；文艺作品要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实践，首先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要在群众中培养作家；实现文化大众化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众文艺要利用旧形式创出新内容的大众作品。

瞿秋白从革命斗争需要和发展大众文艺的愿望出发，学习和利用我国的民歌、民谣、山歌、哩曲和民间唱词小调旧形式，写了一系列民歌小调，如“乱来腔”《东洋人出兵》、仿照“可怜的秋香调”写的《可恶的日本》，用“无锡景调”写的《上海打仗景致》。另外，他还写了《群众歌》、《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月调》（照五更调唱）、《工人要求新唱春》（仿唱春调）、《国民会议新唱春》、《苏维埃新山歌》、《五月调》（新新莲花落）、《十二月革命小调》，以及《江北人折姘头》、《英雄巧计献上海》等等。这些诗歌小调，通俗易懂，思想新颖，语言生动，既能说又能唱，涉及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在实践上拓宽了左翼文艺创作的形式。

瞿秋白从文学的内容、形式，特别是语言等方面，阐述了文艺大众化的具体途径，并且从性质上确定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文学革命，主张文学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无疑是中国文化大众化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也为文艺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