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重读俄罗斯

在当今世界，不读懂俄罗斯，就难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全球变局。

――编者

俄罗斯走过了在世界上留有一系列深刻印痕的2008年。在这2008年和2009年之交，俄罗斯面临着新的决策：有新的困境，也有新的希望。

2009年，当我们重读俄罗斯，我们不能不在今天的俄罗斯中觉察到这个国家过去的继续，而在这纷繁复杂、万花筒般变形的继续中，我们也同样不能不觉察到俄罗斯的未来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替中发展的某些趋势。

“梅普组合”――向“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回归？

2008年，当普京准备交权时，他的智囊班子就在策划着普京不在总统之位时的俄罗斯最高权力结构。在这种运筹于帷幄的策划中，有几个主要之点，一是将普京的“无党”身份“有党化”；二是重新运用“执政党”的概念，并使政权“政党化”；三是执政机制模式的转换：由总统决定一切变为执政党决定一切。

将普京的“无党”身份“有党化”是这种决策的核心。从其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时起，普京就是以“无党”的身份出现的。还在列宁格勒时，他就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宣布退出“克格勃”并发誓不再与“克格勃”发生任何关系，二是不与任何党派结盟。决定普京这种“无党”立场的情况很复杂，首先，他当时的领导人和周围的同盟者都是“民主派”，是些从苏共党员转到反苏共立场上来的斗士，从形式上讲，这些“民主派”都是无党的，叶利钦无党，财阀们无党，新兴的政治家们无党。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苏共已经不仅丧失了政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心。苏联的历史发展表明，陷于这种状态的政治家和政党都难以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并最终失去了这种信任和支持。再次，大多数民众已经厌倦了苏联时期无休无止的残酷的党派之争，期望有一个不为党派利益所左右的国家领导人。

由此，共产党员普京也就变成了无党人士普京，开始了从无党的后台政治人士到前台的无党总理、无党总统的过程。他不止一次地宣布：“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属于任何党。”他声称，他是为俄罗斯人民谋福利的，而不是为某个党某一派服务，他不代表任何党，不是任何党的成员，他要以一个无党总统的身份来领导人民建立“公民国家”。

但是，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俄罗斯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无党的国家。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和执政者已经习惯于“有党”，习惯于“党的领导”。政权的“政党化”是俄罗斯这个国家难以变更的历史遗产，而决定政权“政党化”的是要有一个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出现、发展和演变进程就成了俄罗斯最高权力机构逐步“政党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一开始就是围绕普京进行的，或者说就是为了普京的“有党化”身份而运作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普京总统及其办公厅的直接领导和干预下，拥有其他各政党无法拥有的各种资源，发展成为俄罗斯政坛上一个其他党无法与之抗衡的大党。该党在其纲领中明确宣称自己的基本目的就是实现“政权的政党化”。它利用普京的名字和威望，由上而下地扩大党的影响和地盘，通过一系列组织手段使领导人员（中央的和地方的）党员化。8年来，普京实际上是在“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下执政的，他离不开这个党，这个党也与他须臾不可分离。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共生共荣共发展，这一情况到2008年4月就发展到了“政权政党化”的新高峰――一个“政权政党化”的格局最终形成并付诸实施。2008年4月14日，“统一俄罗斯党”作出了一项特别决议，决定可以邀请非党人士来担任党的主席。这为普京以“非党”面目来领导“统一俄罗斯党”铺平了道路。4月15日，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推举普京为党的主席，这次普京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而是欣然走上了主席的位置。普京还同时答应，只要他推举的梅德韦杰夫被选为总统，他就去担任总理。于是，普京由“无党”的总统转化为“有党”的总理的政治的、法律的、舆论的、社会的、民心的全部先决条件都已酝酿成熟。

因此，事实上，在梅德韦杰夫成为总统之前，俄罗斯国家的统治模式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总统和政府必须执行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制订的方针和政策，而“统一俄罗斯党”必须听主席的，即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完全取决于党主席的意志、指示和号令。在这种情况下，“统一俄罗斯党”决定政府，而主席普京决定“统一俄罗斯党”，并进而决定俄罗斯的一切。2008年5月开始的“梅普组合”实质上就是俄罗斯在新的条件下，“政权政党化”的结果。现在不少人都在纷纷议论普京在新的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和前途，并预测“梅普组合”的未来。而实际上人们普遍忽略了这个“政权政党化”的大前提。“政权政党化”的核心就是执政党决定一切，党的领袖决定一切。普京是总理，但他是“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如果明确了这一点，就不可能产生在现在的俄罗斯是谁，是总统还是总理说了算的问题。

俄罗斯当前的“梅普组合”在形式上非常类似于苏联时期的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政权格局。苏联时期，多次反复出现过这样的政权格局。最高苏维埃是立法机构，其主席是国家领袖，部长会议是执法机构，其主席是应听命于最高苏维埃的。但在苏联的历史进程中，部长会议主席实际上是决定一切的，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往往处于一个被架空的、荣誉的位置之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苏联的国家政权是苏共一党领导的政权，党领导一切，领袖决定一切是不可动摇的信条；苏共的总书记往往身兼部长会议主席之职，而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人远没有这样的权力地位。当今的俄罗斯所以向这种权力模式回归，也是有它的难言之处的。俄罗斯需要重新走上强国之路，甚至是大国霸主之路，因此需要集权，需要能集权的强力领导。而在当前，俄罗斯在这条道路上却是在蹒跚着前进，决定一切的却偏偏是能集权的普京。因此，以“民主化”的总统和总理的组合来保证普京的集权就是当务之急。人们不能因为有了总统和总理的这种“民主”组合，就忽略了普京是执政党主席这个实质问题。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回归就是向曾经存在过的苏联权力机构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指导思想上的，它仅仅是模式上的回归，是为了建设“公民国家”的回归。所以，这种回归还因为俄罗斯目前的决策和掌权者都曾是在这种权力模式下生活过、思维过，甚至统治过，这种模式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们在艰难选择其他决策时，最容易滑向旧的轨道。

俄罗斯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向苏联权力运行机制的回归？

“梅普组合”的执政模式首先导向的是全力推进俄罗斯的强国爱国主义，全方位地张扬俄罗斯的国力，觊觎于曾经有过而后来丧失的大国地位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

为了进一步提升贯彻强国爱国主义的力度和声势，普京一当上总理就大张旗鼓地改组了俄罗斯政府，将自己总统办公厅中的许多人带进了克宫，扩大了副总理的人数。普京任命新政府的权力大大超过了他任总统时所有总理的权力，那时他这个总统掌握着政府里许多关键部长的任命权，而现在都由他这个总理自己任命。普京还像当总统时那样，保留了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使他领导的政府成为了一个实权政府，他本人的权力由经济扩展至外交，而政府也由过去的纯执行机构向更多地参与决策的机构转变。

“梅普组合”表面上的分工是很明显的。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管国家大事，对世界声明俄罗斯的外交方针和决策，而总理普京则专著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诸般事宜。从新总统执政伊始，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这辆双头马车的前面就高高地张扬起了两面旗子，一面是“多极世界”之旗，一面是“俄罗斯利益”之旗。

多极世界的主张表明俄罗斯不甘于处在国际事务决策的中心之外，是曾经有过的美苏主宰世界的一种隔世反映。而俄罗斯利益则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极力主张的强国爱国主义的核心和基础。在这两面旗子下，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的立场日益强硬，其表现方式也从纯粹的唇枪舌战到真刀真枪。俄罗斯不再按照通常的国际“游戏规则”出牌，俄罗斯军队的直接参战和俄罗斯政府突然宣布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个共和国的承认令西方国家震惊。但普京为此进行了强力的辩解，称俄罗斯的行动是“健康思想获胜”：“我们不打算按照我们自己的特殊规则来游戏。我们希望按照统一的规则来行事，这个统一的规则就叫国际法。”在这场“不规则的游戏”中，俄罗斯政府极力强调的是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公民的利益，普京说：“我们怎么啦，难道我们不能保卫那里的我们的公民？而如果我们保卫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就要夺走我们的香肠。我们选择什么呢――香肠还是生命？我们选择生命。”

2008年11月5日，梅德韦杰夫总统针对美国准备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警告说：“如果有必要，为了消除反导系统的影响，在加里宁格勒州我们将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11月25日，由“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为旗舰的舰队出访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这支舰队在大西洋上的航线将不受限制，将“顺路访问”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并在一系列港口停留。所有这一切是俄罗斯在新的条件下向全世界重申自己利益的重大之举。从彼得大帝起，俄罗斯就一直追求出海口和全力为成为海上强国而拼搏。这一进程在苏联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苏联的舰队航行于世界的大洋大海，苏联的国外远洋基地遍及各大洲，苏联的导弹对准了一切军事目标。而当年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保卫世界和平与维护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的旗子下得以实现的，一个大国也在这样的借口下成为霸权国家的。

2009年2月4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7个国家在莫斯科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其任务是对军事入侵作出反应、实施消灭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分子的行动、与有组织犯罪和贩毒作斗争以及消除非常事件的后果。梅德韦杰夫在讲话时声称：“这将是一支严肃的部队，一支有足够的数量、配置良好、用最现代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有效部队。它的战斗潜力不比北约相应的部队差。”俄罗斯总统的这番话揭示出了这支快速反应部队的组建实质。

舰队远航，重建远洋基地，导弹力量的显示，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所有这一切是俄罗斯再次重申俄罗斯是个海洋大国、世界大国的强烈信号，是俄罗斯欲在全世界推进俄罗斯利益的顽强之旅。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玩出了自己的四大“游戏规则”：一是“后院规则”，“彼得大帝号”进入美国的后院，可能部署导弹的加里宁格勒州是欧洲的后院，俄罗斯的力量可以进入你的后院，俄罗斯是大国；二是“海洋规则”，俄罗斯的军舰可以遨游于海洋之上，有能力重建获取海上霸权的远洋基地，俄罗斯是大国；三是“导弹规则”，俄罗斯的导弹和快速反应部队可以随处随时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是个大国；四是“油气规则”，俄罗斯的油气已经可以卡住你的经济命脉，俄罗斯是个大国。这些规则的交错运用和发展令俄罗斯在全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和越来越有可能在俄罗斯疆土之外“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种大国强硬态度在俄罗斯的“入世”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清楚。世贸组织一直是俄罗斯渴望参加的，但在2008年，俄罗斯在参加世贸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8年8月25日，普京总理同意副总理舒瓦洛夫提出的冻结俄罗斯“入世”的某些协议，而这些协议是已经在“入世”谈判中达成的。普京说：“目前这些协议已经与俄罗斯联邦的利益相左”，应当撤销。

上个世纪，苏联权力机制运行的基本特点就是：强力、霸权和争夺。这种机制在俄罗斯现行的权力机制运行中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只不过当年的苏联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而现在的俄罗斯却要直白得多：为了俄罗斯的利益，为了俄罗斯的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崛起。

石油和天然气――向苏联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强心剂”回归？

苏联时期，石油一直是苏联和西方在国际舞台上争夺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苏美之间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争夺就是从研制原子弹开始的，石油的开采、加工和利用是与核能的进一步利用密切不可分的。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之间的石油争夺就愈益激烈，美国向沙特向中东石油“十字军征伐”，苏联向邻近国家伊朗竭尽全力夺取石油。结果造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石油危机――“伊朗危机”。

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攫取的石油资源日益增多，国力也日强，而苏联则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苏联的领导人就把开采本国的石油作为对抗美国的一种战略和策略手段。在斯大林时期，这未能做到。赫鲁晓夫加紧了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尽管工作进展顺利，但一个石油产区的建成和大规模的产油却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勃列日涅夫等人的“”阻断了赫鲁晓夫的石油梦。而赫鲁晓夫时期努力的成果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就大量涌现了出来，秋明和其他蕴藏丰富的石油产区陆续大量出油。石油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潮水一般涌向西方国家。这给苏联换回了源源不断的美元。苏联接着用这些美元购买了国内急需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一时间，苏联国内花团锦簇、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灯红酒绿，整个国家一片“盛世景象”。据苏联当时的官方统计资料表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国家的黄金储备逐年大幅度增加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西方的报刊在评述苏联的这种“盛世”时，说是苏联像是打了一针石油“强心剂”。但是，随着国际石油产地和市场格局的变化、石油价格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尽管苏联有了大量的石油，而国家的经济却由于体制的僵固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善。没有几年，苏联的石油不再能给苏联带来源源不断的美元，苏联的经济再次滑向低谷，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苏联就不得不面临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强心剂”失效了，这一危机的最终不能被克服和消除，导致了苏联的难以挽回的解体。

普京第二届任期内俄罗斯国家开采和出口石油的情况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甚是相像。在由于中近东武装冲突和战事频繁而国际市场短缺石油的情况下，俄罗斯的石油却大量涌向了世界市场，石油价格一路飙升，俄罗斯不仅从中获取了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几乎充当了操纵股价市场石油价格的脚色。石油价格曾经一度达到每桶70美元以上。但在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上的俄罗斯石油需求量急减，价格一路下跌。

更令人关注的是，俄罗斯2008年的预算和2009-2011年的预算都是根据每桶石油的价格为90-95美元来编制的。事实上，也只有石油价格稳定在每桶80-90美元之间，俄罗斯的经济才不会出现重大问题。而现在的情况表明，俄罗斯这几年的“石油泡沫”在破灭，石油作为“强心剂”的作用在减弱。

除了石油外，造成俄罗斯经济更为复杂情况的另一重大因素是天然气。由于乌克兰、白俄罗斯、东欧和德法意英等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出口天然气的价格不仅成为俄罗斯近年来丰富的财源之一，而且成为俄罗斯用以抗衡这些国家的有效武器。俄罗斯以不同的价格向欧洲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出售天然气，对西方国家是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而对独联体国家则保持着一种较为低廉的价格。2005年，对德国是每千立方米200美元，对波兰是120美元，对格鲁吉亚是68美元，对乌克兰是56美元等。俄罗斯正是利用这种价格上的差异来分别处理与西方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其中重要的因素有二，一是接受天然气供应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对待“北约”的态度成了俄罗斯区分和制定价格的几乎是唯一的标准，二是接受天然气供应的国家与俄罗斯的态度与关系：友好、争斗、抑或是对抗。

2005年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后，俄罗斯将对乌克兰每千立方米的价格从56元猛增至180美元。欧洲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同样面临了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威胁。但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和价格的制定本身是个双刃剑，既可刺人，也可伤己：它一方面使俄罗斯可以任意制约接受天然气供应的独联体国家，使他们不敢贸然行事，搞僵或断绝与俄罗斯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这些国家，尤其是乌克兰这个位于俄罗斯通向欧洲的唯一输气管道上的国家，存在着乌克兰利用过境管道对俄罗斯施加反压力的极大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在2008年12月变成了现实。俄乌双方又因天然气价格和偿还问题再起冲突。与2005年危机不同的是，天然气双刃剑的作用全都发挥出来了：俄罗斯切断了对乌克兰的供气，而乌克兰阻断了俄罗斯对欧洲国家的供气管道，使俄罗斯的天然气不得过境。随之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切断了向欧洲过境气的输送，乌克兰和欧洲一系列国家经历了延续十几天的寒冷难耐的真正的冬天。

俄罗斯的这次“断气”一方面对不听话的邻居再次发出了严重警告：不要在反俄罗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另一方面完全打乱了欧洲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平衡，造成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动荡，甚至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洲国家普遍将利用替代能源供应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俄罗斯自己也身领了双刃剑的利害，决心加快甩掉乌克兰的另一条输气管道的建设。这条管道就是俄罗斯与德国合资铺设的“北方洪流”输气管道。

“北方洪流”建成后俄罗斯与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而在目前，由于独联体国家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严重依赖以及俄罗斯石油对世界市场的重大影响，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有从短期的“强心剂”发展成为长期“壮骨强身剂”的可能性和条件。在俄罗斯当今的市场经济和建设“公民国家”的大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短期“强心剂”状态可能不会出现。

卢布贬值――向1998年的“黑色星期日”回归？

1998年的夏天，8月17日那个可怕的星期日，俄罗斯爆发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银行倒闭、企业、依靠出口原材料的俄罗斯经济瘫痪，结果是卢布大幅度急速贬值，到1999年1月的半年时间里，卢布对美元的比价由1∶6急降到1∶21，居民在银行的存款化为零。俄罗斯全国处于动荡不安的气氛之中，政权、社会似乎瞬间就要崩塌。这个星期日被人们称为不祥的“黑色星期日”。

所以，现在当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其浪潮向世界各地扩展时，俄罗斯也出现了新的危机迹象。靠出口为生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国家预算滑向赤字边缘，卢布大幅度贬值，俄罗斯的国际储备一周内（自2008年9月5日至12日）由5736亿美元减至5603亿美元。人们议论1998年大危机可能卷土重来。

最近5年来，卢布美元的比值在28左右∶1的平稳状态被迅速打破。到2009年1月28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美元兑卢布的官方比值是1∶33.2155，欧元对卢布的比值是1∶44.0305。据中央银行的权威人士预计，美元对卢布的比值可能达到1∶33.8，甚至1∶41，而欧元对卢布――1∶47。

尽管如此，俄罗斯政府一直没有正式承认，俄罗斯也出现了经济危机。直至2009年1月28日达沃斯的经济论坛上，普京发言才首次承认了这一事实。他说：“当然，危机也触及了我们，而且是以最为严重的方式。”他列举了受触及的部门和领域：出口原材料，整个经济，以及脆弱的金融市场。他说：“基准市场机制，首先是竞争环境的发展问题变得尤为尖锐。但是，已经积累起的金融储备将使俄罗斯有广泛的可能性来度过世界经济危机的时期。”

俄罗斯政府目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危机，除了国家力量外，动员企业和各银行的力量，加强原材料领域的工作，强化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机制，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密切合作，减少军费支出。普京特别强调减少军费的支出。他呼吁“在军费支出上保持理智型的克制”，“也许，在短期前景上，类似的措施会有有效的结果，但实际上军事化无助于解决问题，它只能使危机深化，从经济中耗尽巨大的金融和物质资源，而本可以为这些资源找到好得多的用途。”

当今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完善得多，原材料（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也已非1998年那样脆弱，国家的力量、企业的力量、银行的力量也比10年前增强了许多，因此，俄罗斯目前出现的经济危机大概最终不会滑向1998年“黑色星期日”的深渊。

东正教信仰的深化――向传统道德的回归？

尽管俄罗斯政府及其领导人以及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如何声称他们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但他们对东正教的信仰和崇奉就实际上使东正教的教义成为了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只不过，他们将东正教的教义和教训视为是俄罗斯的道德传统，是俄罗斯国民精神的支柱。在俄罗斯居民中，对东正教的信仰日益深化。

普京在其两届任期内都对东正教的存在和传播给予了全力的支持。每年的复活节前夕，普京都要去某个东正教寺院，向那里的僧侣们祝贺节日，鼓励他们为俄罗斯人的道德复兴和俄罗斯的复兴作出努力。“梅普组合”政权结构出现后，他们更是将道德复兴的重任放在了东正教的身上。2008年1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复活节时，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向俄罗斯的东正教居民发去了祝贺信。

普京在卸任时表示他执政的最大遗憾是未能在反贪污斗争中有所作为，因此他寄希望于梅德韦杰夫的反贪污斗争。梅德韦杰夫宣誓就职的17天时，就在国家安全会议上说：“在俄罗斯，贪污受贿问题已经尖锐到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他宣布成立由他亲自领导的全国反贪污委员会，并制订全国性的反贪污计划。梅德韦杰夫声称，反贪污是一种道德行为，目前俄罗斯贪污盛行是一种道德危机，一种体制危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在这方面都对东正教教会寄予很大的希望，因为在东正教的教义中有一条就是“廉洁奉公”。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东正教教会也深谙国家领导决策的精髓，他们反复加强了一种观点的宣传，即贪污，“这种腐蚀我国生活所有等级和地区的恶德是我国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没有道德的教育，任何反贪斗争都不会以胜利而告终。”

2009年的复活节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来到的。复活节前夜，梅德韦杰夫夫妇参加了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中的复活节祈祷，并发表了对全体教徒和俄罗斯公民的文告。他在文告中说：“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这个节日赐予人们信仰、希望和爱情的不灭之光。它让我们信仰那些成为整个基督教文明基础并滋养了东正教文化的永恒的价值观。复活的胜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和谐与善意、仁慈和相互尊重。今天，俄罗斯的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派的追随者在帮助贫穷的人，关心家庭和孩子、社会的精神健康和道德准则的加强。持续不断地关注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将促进进一步的精神复活和俄罗斯的复兴。”

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表明，国家政权与东正教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可分。在国家大力扶植和支持教会的情况下，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正对俄罗斯的执政者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对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起到愈益深刻的作用。俄罗斯正经历着道德和精神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向苏维埃的回归，它是向越过苏维埃的更早时期和更早道德标准的回归，用普京的话来说，是向具有上千年传统的“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的回归。这种回归问题不仅决定着俄罗斯的发展方向，还决定着俄罗斯和世界未来的关系。当我们重读俄罗斯时，忽略了对东正教在俄罗斯执政者的决策和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就不可能对当今的俄罗斯及其领导人作出准确的判断，更谈不到稍微接近实际的预测了。

俄罗斯――在拼搏中争得光明，在艰难中赢得未来

普京执政8年来的俄罗斯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发展，但是其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石油天然气的产出、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这样的支柱之上的。尽管国家的储备逐年增加，达到了苏联解体后最有“底气”的程度，然而其他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发展还相当迟缓，轻工业产品还要靠大量进口。这是一种在俄罗斯持续了上百年的发展途径，其潜藏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必然导致的周期性经济衰退或危机。普京在强国爱国主义旗子下，重建海军和重振国威的过程中再度启用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集中最大的力量和优势发展军事工业，俄罗斯经济一时显得繁荣发达，但是它潜藏的矛盾正在逐步显现并对整个经济产生消极的影响。梅德韦杰夫总统继承了这一方针。

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来，俄罗斯储备基金总额的约49%投入了美国的国家债券。因此，当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席卷而来时，俄罗斯国内基金市值损失80%左右，俄罗斯受到很大的冲击已成定局。但是，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普京都认为，尽管有危机，但不会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根本的威胁，俄罗斯有能力克服这样的危机。

不同于岁末年初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判断的是，现在俄罗斯不再强调紧紧用国家的力量来干预和克服危机了。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普京宣告了俄罗斯不将国家干预力量绝对化的方针，他说，现在，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反危机措施都带来了反面的东西，那就是不去完善市场机制，而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称这种干预是“对国家无所不能的盲目崇拜”，“由国家来承担一切责任，就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这种想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国家力量也是一种可以耗尽的资源，这是其一，其二，它也并不总是有效的。

普京在谈到“国家干预力量”时，着重讲了一段话：“上个世纪在苏联，国家的作用曾经发挥到极致，结果使经济完全丧失了竞争力。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个教训让我们损失惨重。我想，现在谁也不会要去重蹈覆辙。”“国家力量的干预”是苏联建设国家的绝对真理和施政大计，被视为是国家发展的唯一力量。因此，在苏联时期，国家“承包”一切，结果是这种心有所愿而力不能及的干预就使苏联的发展反复进入一个怪圈：国家干预最强的时期正是国家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正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力量最弱的时期，也正是多方面出现危机的时期。一旦在国家统领下，放松了对国家干预的控制，苏联的发展之途上就会出现曙光和希望。然而，这种放松又常常是短暂的，周而复始的是反复加强国家的干预。苏联的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国家绝对干预这条道路，最终的结果是苏联完全丧失了竞争力，不得不面临解体的毁灭性考验。现在，普京宣布俄罗斯将不完全依靠国家的干预来解决危机，这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征兆。当前的经济危机在考验着俄罗斯的国家力量，也对普京等对“国家干预力量绝对化”否定的考验。

在克服经济危机进程中，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另一迹象是：俄罗斯将强化自己的大国立场，以大国的姿态处理国际和国内的事务。普京在达沃斯的讲话中对此有十分清晰的表态：“俄罗斯不需要帮助。我们不是残废。应当帮助穷人、机会有限的人们、领退休金的人。需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当然不仅仅是给钱，而且不能振荡出新的一轮贫穷。”在这里，普京明显认为俄罗斯不是发展中国家，俄罗斯不是穷国，是个大国，或者说，普京表示出了将以大国行事的强烈愿望。

纵观俄罗斯政府的决策，俄罗斯将沿着“工业优先”、“本国公司优先”，“本国生产优先”，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发展为主线，辅以调整国家干预力量、有限度地削减军事费用和促使世界贸易在新条件下进行的非传统路线前进。2008年一年，“梅普组合”几乎是没有矛盾地最终制定出了这样的方针路线，在显示大国地位和力量的道路上顽强前进并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席卷俄罗斯使俄罗斯经济发展方针问题上升到了首位，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配合也基本上是协调的。最近，梅德韦杰夫指责政府克服经济危机不力，这并不意味着“梅普”之间产生了矛盾并因之将出现权力结构的变化和人事更迭。在此时期，俄罗斯所需要的也是稳定与和谐。“梅普”之间任何的力量变异都会对目前的稳定与和谐造成威胁。梅德韦杰夫因政府的不力而免去普京的总理职位，或是普京因国家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取梅德韦杰夫而代之，这样的政治决策对俄罗斯，对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是不利的。梅德韦杰夫对政府的指责在当前的俄罗斯也许可以看成是“梅普”二人在为俄罗斯的危机进一步发展时的事先垫铺。极大的可能是，在经济形势恶化时，普京的副手，比如说主管经济事务的舒瓦洛夫副总理或财长库德林将会受到牵连。

直到目前为止，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对克服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持乐观态度。他们甚至表示，俄罗斯将会在最短的时期内度过危机，也许还将是最先摆脱危机的国家之一。2009年2月5日，普京总理在政府会议上甚至提出要把卢布作为与他国贸易结算的货币并要在5年内在俄罗斯建立另一个世界金融中心。

俄罗斯正在危机中拼搏。一个善良的愿望是：俄罗斯将在拼搏中争得光明，在艰难中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