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 画布上的荒诞剧

能让更多人看到的艺术品就可称得上公共艺术。“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其实就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剩下的就是个别讨论了。时代是一台巨大的机器，艺术家是机器里的某个零件而已。”郭伟说。

“艺术长沙算上今年已经是第四界了，前后8年时间，很不容易。好多城市都办过双年展，但大多只办了一界便没后续了。这要感谢谭国斌的努力，让艺术长沙能持续下去。同时我也希望艺术长沙能有一个制度化的东西作保证一届一届办下去。”

谈到对长沙的印象郭伟感觉跟成都非常相似：舒适、安逸。“定居在成都的艺术家大概受都到城市性格的影响，生活悠闲淡然，从生活寻得的趣味多于工作。他们相互交流又从尚独立，这是艺术家真正的精髓。”

2003年8月，郭伟和周春芽、赵能智、杨冕4位画家找到机场路旁一排闲置厂房便将其作为绘画工作室，因为厂房是铁皮蓝顶故命名工作室“蓝顶艺术中心”。4位艺术家的进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入驻。作为蓝顶艺术区的发起与创始人之一，郭伟认为艺术区为城市提供了一个艺术家聚集、交流的场所，同时也为城市中热爱艺术的人提供了一个亲近艺术的平台。

出道以来，郭伟一直以青少年作为画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在解释他的选择时，郭伟曾这样写道：“无论过去与现在，以儿童和青少年作为创作主题，主要是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关注人，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尽可能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和感受人，并把视点控制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目的是避免陷入泛政治化的艺术潮流之中。在不同时段，我会画些不同的场面，但那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故事或具体事件，而是对当代社会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非人性化的关系和异化状态的一种谴责。简单说，我是想把人当成文化问题来对待。”

郭伟的艺术就在中国新艺术的图版里引人注目。他以一种非常个人的角度切入现实，这种角度既带有与现实关联的直接性——视点都落在儿童与年轻人的世界里，画的是他熟悉和了解的事物，但与此同时，他与现实发生关系的角度又带有一种与现实的表面真实相疏离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在他们作品中那些扰动人视线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表象，而是一种场景的戏剧性和形象的生动性，一种人物之间关系的陌生化效果。

采用俯角表现人物，加之蓝灰的背景色调，郭伟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面对监视器默默观看封闭在昏暗电梯空间中对摄像头作怪的孩童。这是一种主动的监视或窥探，从画中人物的角度出发，更是主动的表现声音，在作品和观者之间找不到被动位置。画中人仰视的目光有种空洞的挑衅，无所指，目光落在观者却没有交流，焦点是观者所在的大环境，这一环境也正是人物自身的处境。郭伟不过是把人们在现实中的内在表情表现在了画中人物的外在。

他作品中的人物是动态的——发生在两个相近时间点之间运动的一瞬，给人以飘忽、不确定、甚至颓废和不屑的情绪。画中的人物脱离大环境和背景，以室内摄影手法借单色背景突出人物情态，这不但没有影响人们对画中人物所处环境的阅读，反而加强了共鸣。生活在同样的时代、经历同样的速变，人们的心里境遇是共通的。正是这种共通建立了郭伟画中人物与现实中人们的联系以及人与社会、时代的联系。

作为本界艺术长沙展览艺术家之一，郭伟的参展作品是201I-2013年创作的一批新作。他的作品总是充斥着不安与恐惧，视觉冲击强烈。“恐惧感也许是我希望观众更快进入我强调的状态的一种催化剂。”郭伟画中满布的“破坏线”犹如伤痕、犹如反抗，形成其作品最明显的表面特征。

此外，郭伟作品中空间和时间的瞬间及瞬间延续性如同戏剧场景，画面既凝固了当时，也清楚交代了前后文。郭伟想要的正是一出画布上的戏剧，这出于对“扮演”的渴望和探询。“扮演”是郭伟作品的核心，和现实中的人一样，这种扮演并非舞台上的演出，而是生活中的自觉演出以及对看不见的观者、看不见的“上帝”发出的宣泄。这些表演的目的无非是要发出一个出自个体的声音。郭伟的笔触是决心式的，毫无商量的余地。他在川美读书时正赶上文艺大思潮，存在主义和荒诞派戏剧就是他当时的最爱，萨特的《墙》、加缪的《局外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都对他影响至深。这就不难理解郭伟绘画的叙述角度和作者态度了。在一次展览的导语中郭伟介绍说：“我们试图通过陌生现实境遇的体验呈现生存本身的丰富性和不可知性；通过这种对陌生的呈现，使人和社会建立起亲密、温暖的关系；并由此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人格力量，即我们必须批判当下艺术中弥满的犬儒主义和那种企图以矮化人格来与社会调和的堕落倾向，激励我们的精神进步。”

郭伟曾说：“我喜欢画画是因它能带给我无尽的快乐。我常说自己对绘画的热爱远远超过对艺术的热爱。因为今天的艺术像气球一样吹得无比巨大，我的感知和阅历己让我无法拥抱它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