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8 07:39:36
徽商对士子科举的扶持和资助
封建社会，学子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入仕，而明清时期，入仕须经过科举考试。因此，参加科举，折桂蟾宫，就成了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徽商对家乡学子所寄托的殷殷期望。为使家乡土子的理想变成现实，为使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微商又围绕科举考试对土子进行了多方面的扶持与资助。
首先是竭力兴办文会，为士子应考前研讨、切磋制艺提供条件。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以研讨八股切磋制艺为目的的文会组织遍布城乡各地，而这些绝大多数都是由微商独力创设，或主要由徽商出资兴办的。如清歙县商人张明侗，“立飞霞文会，延师以教里中子弟”；清婺源商人余章锦，“输租立文社，以振文风”。又如清绩溪曹雅苑，“兴萃升文会，捐腴田”：胡元龄，“倡建文会于崇山，凡有文誉者招集之”。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粗略统计，仅光绪《婺源县志》中“义行”、“质行”两类传记记载的有关清代婺源商人兴办文会的材料即有26条之多。文会的普及，使徽州士子得以以文会友，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保证了他们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
其次是慷慨捐输科举资费，为应考士子提供经济保障。“功名兴盛，原因复杂，……但经济条件是基础。科举考试，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用度颇为不菲，据明嘉靖万历时人王世贞在其《觚不觚录》中介绍：
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比旧往往数倍……
这是指明后期的情形。“清代物价持续上涨，各项费用大增，科考支出大概非千金不办。”如此高昂的费用，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持，一般的寒门士子是无法承受的。
明清时期，微州院试在郡城、乡试在金陵(今南京)、会试则集中于京师。且不说应酬之用，就是参加乡试、会试的旅食之费、试卷之资亦为一般土子所不能承担。清道光初年任绩溪知县的王日新说：
宾兴之岁，大江南北两省之士皆试于金陵，而水陆兼程、道里之远、徽州为最。徽属如歙县、休宁富甲通省，又有公捐乡试经费，赴举者最多、科名亦最盛。绩溪于府属独为硗瘠，士多寒素，艰于行李，就试者最少，非无积学宿儒，往往兀守里闾、老于牖下，或遂谓地本无才，非通论也。
可见经济的发达与否决定着徽属各县应举士子的多寡。换言之，徽州士子的科举费用大多依赖于商人的资助。
事实的确如此。明清时期，微商为应举士子捐输费用十分积极。以休宁县为例，据方志记载：清康熙十四年(1 675年)，商人程子谦“捐银一千两，置学田取租为诸生科举费”。嘉庆初，商人汪国柱见“本邑士子乡试艰于资斧，捐金五千二百有奇，呈请申详，定立规条，存典生息，以为试资”：商人徐名进，得知江国柱的善举后，“亦乐输五千以继其美”。道光《休宁县志》卷三《学校志》中收录了汪国柱等所立，并经官府批准的《乡试旅资规条》，内中规定：
……“汪国柱捐输本邑士子乡试盘费……遵发典商领运……照海阳书院规条每周年一分二厘行息，所有息银至乡试之年按季计利总交司事绅士汇收，余非乡试年分息银存典不必交付……如有歇典，将原领本银及该利息一并缴交经管书院董事，随即分派……
收支生息银两必须经理得人，每值乡试之年，捐输之家同经管书院董事，于五月初间邀集在城绅士公举人品端严者一人，同办省中给费事件，至六月收齐息银即登确记，一同将银解省，无至迟误……
……息银多寡，尽数分派，约分若干，照学册名数分给。如录科已填册而未进场考试者，学书于考试后照册开交司事，不准给费，以均鼓舞，以杜冒滥；
士子录科入场未取者，司事查对学册，均给盘费。定以八月初一日起，未取者亲至司事领费书簿，先给早回；
士子在省领费，司事立簿对册，领费者须簿内有书“收”字，以便查考，俾无冒领、浮开情事。其簿回日，即交经营书院董事查算收存，俟至下科公举有人，交与接收照办；
府学、县学恩、拔、副、优、廪、增、附、监到省应试者，概行给与盘费；
本籍八学，寄居客外，均系至省不远，酌给一半盘费；
非本籍入学及由俊秀捐纳贡监赴省应试，均非不足之人，无庸给费；
此系汪国柱捐银时所立，嗣徐名进亦捐银五千两，同归此例。
由上可知，休宁县商人对本邑科举士子的盘费资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和发放办法，其资助对象主要是经过正规学校升学而又贫寒的士子，即“不足之人”。除盘费之外，休宁商人还为应考士子提供“卷资”，如清邑商吴立志“倡同余启铿、汪永绥、吴日鑫捐赀取息，以为县、府，院童子试卷并县复试卷及乡试卷资”。
歙县商人对资助本邑士子的科举经费更为踊跃，仅道光年问以“乡试卷烛费”名义捐输的就有：汪坤祖，“于道光二年尊父仁晟遗命，捐银一千两为乡试卷烛费”，程嵩生，“于道光五年遵伯父绍允、父绍兖遗命，捐银两干两”；潘弈星，“遵母吴氏命，捐银一千两”，鲍树艺，“遵父致远遗命，捐银一千两”；潘弈綮，“遵父大鉴遗命，于道光十六年捐银八百五十两以增乡试卷烛费，呈县备案，发典生息，分给乡试诸生”，等等。
又如祁门商人郑世昌，“道光间独捐钱二千缗入书院生息，津贴阖邑乡试卷费”。更令人感动的是郑世昌的店伙计江茂星，“每岁辛资余赢，积铢累寸数十年，得钱二百缗，当昌之捐助乡试卷费也，心窃慕之，遂将所积倾囊附焉。”
连素称“瘠薄”，商业远逊歙县，休宁的绩溪县，道光初年，在户部主事、邑人胡培里乞假归里，“仿休宁公捐经费”之法，而向绅商劝捐时，“通邑翕然从之，不数月得捐银五千余两”。于是“请于太守及邑宰立案，其银发典生息，每科以息银分给应试者旅费。一切规条，刻于石，以垂久远”。此次劝捐的成功，使绩溪县令兴奋不已，遂撰文宣称曰：“绩溪之人文自此其日起矣平!寒睃之士得其资斧，应举者必多，其科名之盛讵出歙县、休宁下哉!”从绩溪县令的兴奋之情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感受到商人的资助对士子的应举是何等的重要。
除捐输本邑、本府的科举经费外，许多商人还对宗族应试士子另行资助，如清歙县曹景宸，“置义田五百余亩于休宁，以给族人寡妇并助族中乡会试考费”。清婺源程世杰，“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李焯春，“贾金陵……凡里中乡试者，均往其家，旅费不敷，量力资助”；潘重，对宗族“贫不能赴郡院试者予资斧”。清休宁商人程子谦，除为县诸生捐输科举费外，又“尝买腴田为祖祠公业，积其息以给族子之赴试者”，等等。
再次是积极捐建考棚、试院和试馆、会馆，为应考士子提供舒适的考场和寓所。为了给童试的士子提供个较为舒适的考试场所，徽商对捐建
县考棚，府试院极其热心。清道光初年黟县知县吕子珏在《(黟县)新建考棚碑记》中说
国朝之制，学使者按郡试士，皆有试院，而县令则各于其暑扃门试之，无特院。间亦有为邑人捐建者，然以天下之大、千数百县之多，不数数见也。
而徽属各县就是这“不数数”中的几个。究其原因是因为有徽商在财力方面的资助。清嘉庆、道光年间，微属各县，除歙县因是府治所在地，其县试借府试院进行，无须考棚外，其他专为县试而设的考棚相继建立。
如休宁县考棚在“海阳书院西首”，嘉庆十二年(1807年)邑绅商刘启伦营造，其规模：“前照墙、左右鼓吹亭，头门内左右班房、二门内左右门房，甬道左右设东西文场直接大堂，堂后房二进各三间，东厅西厨房。墙外西偏楼房四进，赁租以为岁修之费。”
黟县考棚，建于道光五年(1 825年)：“正中为重门、为甬道、为阶、为堂，两廊为童子列坐号，堂之西为县令退食之所，其东为庖、井溷，上皆有楼墙；左右环以缭垣为巡风巷。凡措置一椽，一石总不离乎整肃者。”在黟县考棚建造的过程中，合邑绅商共捐资银三万余两，其中输银一千两以上的有商人舒德舆胡士良、汪彦济、余荫甫、汪葵、王宁、胡应鸿朱作楹等8人。
道光六年(1826年)，婺源县建考棚，“弃儒就贾渐饶”的孙有炫“倡输千金。工告竣，费缺，复捐五百金。”同时，以“业茶起家”的俞澄辉，以“业木豫章家始裕”的毕启泮等亦“皆慷慨捐助”。
再如祁门县考棚，道光十年(1 830年)由知县王让同邑绅商洪炯“邀集四乡劝捐购地，在学宫之左创建”：“中为水鉴堂，两旁号舍八百余坐，右为花厅、左为书房，后为庖厨，前为大门，门东西为鼓吹楼，共屋数十间，计费逾万金，期年乃成”。
绩溪县考棚的建造，我们虽没有掌握详细的材料，但据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四《家传》载：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邑建考棚，捐银二百两以助”。可以想见，其得到商人的资助肯定不少。徽属各县考棚的建立，使县试有了专有考场，童生于是拥有了较为宽敞舒适的应试场所。
除捐建县试考棚外，微商对府试、院试试院的重建、葺修亦鼎力资助。雍正年间，微州府试院“岁久倾颓”，“尝贾于台州”的歙商汪涛“独力更新，费不下万金”。时人郑江在《重建微州府试院记》中说
(试院)历稔淹纪，浸以圮堍，扉枢朽落，瘤悬危，外观弗耀，子衿永慨，有司方谋维新，事未有会。时则郡人汪君激昂高义，喟然而兴，不贷众赀，奂然启宇。缭以周垣，蔽以崇闳，中为厅事，后为燕居之堂，堂后有楼，庖廊舍，左右成秩。经始于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讫工于乾隆元年六月。
为了给远赴南京，北京参加乡试会试的士子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寓所，使他们在外有“宾至如归”之感，得以从容应考，徽商又煞费苦心，积极捐建试馆、会馆。如同治年问，歙县商人就曾以1 2300余两白银的巨资，在南京建造歙县试馆，作为士子乡试住宿之所。与此同时，婺源县绅商亦购地买房建“金陵婺源试馆”。
明清时期，微州在北京设立的会馆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有近十所，它们是：微州会馆，在鹞儿胡同；徽州全馆，在三里河大街，休宁馆，在丞相胡同路西，休宁东馆，在长巷上四条胡同中间路东；歙县会馆，在宣外大街达智桥；黟县会馆，在南半截胡同路西，婺源会馆，在石猴街中间路西，婺源新馆，在大耳胡同东头路南，绩溪会馆，在椿树头条路西。这些会馆大多规模宏大，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如休宁会馆原是明代相国许维桢的宅第，屋宇宏敞，廊房幽雅。内有三大套院和一个花园。套院里有专门悬挂写有本邑中试者姓名匾额的文聚堂，有祭祀朱熹和历代名臣的神楼，有戏台，还有碧玲珑馆，奎光阁、思敬堂、藤间吟屋等。花园里有云烟收放亭、子山亭、假山池水，总面积达九千多平方米。歙县会馆不仅有屋百楹，而且还在永定门外附设有面积甚大的义庄。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黟县会馆也是“有堂有庭，前荣后塾，接通衢而临爽。”
会馆作为“公车下榻之所”，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本邑、本府的士子入京参加科举服务。如歙县会馆章程规定“创立之意，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初授京官与未带眷属或暂居者，……科场数月前，务即迁移，不得久居。”
会馆由本邑或本府入仕官员和商人捐资创设，但以商人出资为多。如北京歙县会馆，在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创建时的36人全部都是商人，会馆“择在京殷实老成有店业者分班公管，每年二人轮流复始”。正如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先生研究后所说
歙县会馆从扬州盐商那里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援助，而居住在北京的茶商也参加了会馆的管理，负担了一部分经费……但是，会馆是专门为科举应试者(偶尔也有官僚们)准备的地方，禁止商人使用。
商人自己创建的会馆却自己规定不准商人使用，专为科举服务，微商对科举士子的无限关怀，对他们所寄托的殷殷期望由此可见。
会馆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对士子科举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清歙县人程景伊在《增置京都歙县会馆南院舍记》中所言，自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 562年)京师歙县会馆设立之后，歙县士子赴京师科考者日盛，中举者尤多。
徽商对扬州教育发展的贡献
盐商是微商的中坚，而扬州则是他们的侨寓集聚地。微商积极支持和慷慨捐输扬州的教育事业，为明清时期扬州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歙县大盐商鲍志道的弟弟鲍方陶，幼时家中贫穷，但酷好读书。当发现市面上流行的一些童幼读物如《论语》，《孟子》等并非善本时，他曾央求家乡的富贵人家重新刊刻这些著作，但却遭到断然拒绝。后来，他全家移入扬州经营盐业，稍稍富裕时，鲍方陶便着手对《论语》，《孟子》精心校勘，并刊刻印行，然后将这些善本分发到各盐商的家塾中收藏。家塾是家庭专门用来教育自己子女的学校。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客居扬州的徽州商人常请当地和外地有名的教师来家塾中上课，虽然所花费用较多，但他们并不吝惜。
除了私塾外，微籍商人还热衷于在扬州捐资建书院，用来普及和提高
方学子们的文化水平。我国书院始于唐代，宋元以来书院日益增多和普及，至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徽商对扬州书院的支持，为地方官吏所称道：“扬州故属郡治，两淮商士萃处于斯，资富能训，英才蔚起，成踊跃欢迎，愿光盛典。”
由于有盐商在财力上的支持，清代扬州的书院迅速得到恢复和重建。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广陵书院等；训蒙则有西门义学，童子义学等。近代著名学者柳诒征在《江苏书院志稿》中说：“两淮
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成得肄业焉。”这些书院，学校的资金大多来自盐商和盐运使司的运库。缘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扬州书院的地位和南京不相上下。
安定书院是康熙元年(1662年)由盐运使胡文学与一些盐商共同筹款而建的。梅花书院是由微籍盐商马日独自出资重建，原名为崇雅书院，后改为梅花书院，至乾隆四十二年(1 777年)，马日的儿子马振伯呈清将书院归公，至此，书院由盐商承办。敬亭书院由两淮商人出资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 683年)。担任过两淮总商的微籍盐商汪应庚在乾隆元年(1 736年)见扬州府学(即江甘学宫)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便捐助五万银两用于重修，重修后的府学“辉煌轮奂，涣然维新”，其后，汪应庚又拿出两千银两置办教学配套设施，一万三千银两购买上等田地一千五百亩赠给学校，作为日后修补校舍和贴补乡试的费用。《清稗类钞》的“汪太太捐资助书院”中载：“汪太太者，为汪石公妻，石公乃两淮盐商之一也。扬州有安定、梅花两书院，绌于经费，太太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而汪石公即是微州大盐商。这种经常性的捐助在推动。促进书院和学校的壮大、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书院也就能请到一批一流的学者来此掌教。他们被称为山长，掌院或院长。担任安定书院院长的有著名学者杭世骏赵翼、蒋士铨陈祖范等，担任梅花书院的院长有著名学者姚鼐茅元铭、胡长龄等。
因有许多名流学者集中于扬州讲学，不仅吸引了本区域内的生员来书院读书，而且还有不少是外府、外省的生员来扬就读。“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为扬州培养了很多人才，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后来成名的梁国治洪亮吉、孙星衍、刘台拱、顾九苞等人，都是安定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而扬州学派中的刘文淇、凌曙则出身于梅花书院。嘉庆四年(1 809年)，梅花书院的生徒洪莹在殿试中考取了状元，扬州特造了文昌楼，设立了孝廉堂，为举人专用讲课之所。据记载，姚鼐在梅花书院掌教时“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安定、梅花两书院确实成为有名于一方的书院，时人说：“安，梅两院，自清以来校课士子，不限于一郡一邑，故四方来肄业者，颇多通人硕士，而其后多满天下者，亦不可胜数。……可谓极人才之盛矣。”
在斥资修建书院、聘请名士讲学之余，徽籍商人还对一些贫寒士子在生活上，经济上给予支持。一些士子甚至长期居住于徽商家中，安心研究并进行创作活动。如盐商马日、马日璐兄弟主动关心士子的生活，甚至多方打探士子们的日常需要个人喜好，如钱塘范镇，长洲楼，年长未婚，就为他们择配以完家室；全祖望染上恶疾，则为他付千金，请医生治病，天门唐太史客死维扬，则为其厚葬。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曾在他的诗中歌颂马氏兄弟道：“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有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供养文人过一生”，集中地反映了马氏兄弟对贫寒士子们的关心与支持。继马氏兄弟之后，江春，程梦星，程晋芳等大盐商也都不吝千金供养文人。程晋芳为资助文人甚至使自己到了山穷水尽、倾家荡产的程度。
由于盐商们对教育的重视，扬州在清代人才辈出，整个清代扬州府进士总数达348名，而且还有11名一甲进士，扬州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化发达地区。许多学者都曾执教或就学于扬州书院，从而互相切磋，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这就为扬州学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