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癌风波”谁来埋单

2007年4月7日，国家农业部新闻办公室消息，声明香蕉枯萎病与食用香蕉的安全性没有任何关联，澄清“海南香蕉致癌”的传言。当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就“蕉癌”风波做了调查分析。4月8日，自3月下旬以来一度十分低迷的海南香蕉价格，开始从跌破成本价的每公斤0.24～0.30元回升到0.9元。4月9日，收购价有的达到每公斤1.6元。至此，一场突如其来的“蕉癌”风波得以逐渐平息。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蕉癌”风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传媒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我们某些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公信力究竟出现了什么危机?其次，媒体行使公众知情权是否可以无边无际、任意裁量，是否可以将其视作不问前因后果、不讲社会效应的“至上法权”?

笔者认为此次事件新闻媒体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广州《信息时报》的报道导致“海南香蕉致癌”的传言，进而使海南香蕉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观其有关报道，可看到其对广州香蕉感染枯萎病(即巴拿马病，俗称“蕉癌”)的报道虽然不存在报道失实的问题，但是，整个报道存在着煽情、夸张、失衡、不严谨等问题，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消费者。

“蕉癌风波”

媒体的煽情报道，首先体现在版面及标题处理上。3月13日，《信息时报》推出广州香蕉感染“蕉癌”的重头报道。头版导读的头条标题“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分三行排列，并且还配发香蕉林染病的醒目照片。具体内容在A2--A3以跨版方式推出：主标题“巴拿马病’蔓延广州三成香蕉遭毁”以跨版通栏方式打出，副标题又称“这种致命的‘香蕉癌症’正在快速扩大感染面积，广州人几年后或许吃不到本地香蕉”。A2版还配发两张具视觉冲击力染病香蕉林的照片，主打照片位于版心，占据了整个版面1／2强。加上标题制作突出了“蕉癌”、“灭绝”、“致命”等让人敏感和不安的“黑色词汇”。这些模糊不清的字眼给人的感觉就是香蕉是很危险的、有致癌性的恶劣效果。

其次，文章中的措辞充满了夸张。“昔日万亩蕉林今日全无踪影”、“幸存香蕉树几年内将枯亡”、“封锁不及时病毒四处蔓延”、“蕉农为操旧业背井离乡”等小标题十分煽情，接着正文继续以“枯亡”、“病毒蔓延”、“蕉癌”、“香蕉世界的SARS”等词语制造煽情效果，着重渲染了香蕉感染巴拿马病的严重性和恐怖性，报道因此而失去公正和平衡。

第三，在长达2500字的报道中只出现了三个权威的消息源，分别是“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以及“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员梁高峰”。巴拿马病的成因、现状影响、解决方法等仅由三人分别讲述，每一环节只有一名专家发言，其中1／3至关重要的消息源还是匿名的。这样的报道证据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报社的记者也许意识到了报道存在的问题，《信息时报》3月14日在A7版刊发了题为《市民不会吃到染“癌”香蕉》的追踪报道，目的是补救13日报道的失衡。然而，该篇报道对有关问题的澄清仍不够深入，而且力度也不是很明显，尤其是对“蕉癌”与人体癌症之间有无关系等重要问题的阐述。这个报道的澄清力度低于对巴拿马病危机程度的强调，反而加剧了读者的恐慌心理，最后却扩大了事态的不良影响。

媒介要自律，珍惜手中“话语权”

最近，除了“蕉癌风波”外，还有茶水“发炎”事件等相当多的媒体“话语权力”越位的事件。不过这样耸人听闻的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报道经常在某些媒体上出现。不过，这些“抓人眼球”的报道，往往事后被证明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要么是断章取义、主观演绎、刻意炒作及以讹传讹的片面报道，这些假新闻都在客观上起到了误导民众、制造恐慌、影响和谐的负面作用。某些媒体在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力”，有意无意地混淆视听。

大众传媒在客观上所掌握的“话语权力”，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判断和言行举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媒体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借媒体之势虚造声势，结果造成了种种不良现象，导致了媒体公共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名存实亡。虽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媒体管理的各类行为规范，但基本上是以“他律的监管”为主，而“自律的约束”则很少，许多媒体并没有制定且严格遵守的细节操作规范。因此，为了避免“蕉癌风波”这样劳民伤财的事情发生，我们有必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在他律前提下的媒体内部自律制度。国际经验表明，尽管此类不良现象难以彻底根除，不过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和监管措施来降低其发生率，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作及新闻应有的公信力，联合国就制定了《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

媒介作为社会大众知晓公共事务信息的根据，媒介权力既不能无限制，也不能将这种权力完全限制。因此，要制约媒介权力，应当坚守以下原则：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在他律前提下的媒体内部自律制度；二是要通过长效的教育和沟通，促使所有媒体从业人员树立关注政治、维护稳定、顾全大局、促进和谐的“大民生”观念，进一步使其内化为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三是要让媒体从业人员科学辩证地理解“公众知情权”这一概念，避免对之不讲场合、不讲时间、不讲大局，甚至不讲限度地加以滥用；四是完善媒体运行的事前警醒、过程查检和事后责任追究制度。

小结

在实践中，“媒介监督权力，谁来监督媒介”成了我们研究的最终追溯。建立有效的媒介权力监督机制，首先要依靠众多的因素与意愿汇聚成的法规与政策。这种法规与政策是符合媒介内在规律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外在规律的，并且它还要随着社会的变化适时而动，否则，会作为媒介权力异化的又一根源存在。其次，媒介正确行使权力还离不开党的领导、政府的协助和公众的支持，只有建立起健康、良好的媒介权力运行体制才能使媒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有力的社会民主和公众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