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区域OFDI的能源进口贸易效应

摘要：通过运用分位数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中亚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能源进口贸易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中国与中亚区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进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人均收入水平对能源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呈“U”型特征，能源进口产品从初级产品规模扩张向高附加值产品提质转变；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呈现下降趋势，贸易投资便利化将弱化距离成本的影响。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能源进口；贸易效应；产能合作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07

中图分类号：F206；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030-04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quantile gravity model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 of import trade effect and influence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of energy from China to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al effect betwe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of energy among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stimulative effect of per capita income level on import of energy present a “U” shape；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ill weaken the influence on cost of distance.

Key words： OFDI； energy import； trade effect；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不同国家（地区）的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的动因具有多样性，并表现出不同投资特征和效应[1]。根据对外投资发展周期五阶段理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较高的国家由于国内资本充沛，倾向于较大规模地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且呈扩大趋势；而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较低的国家则为了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倾向于较大规模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较小或为负值。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投资额不断增加，利用外资规模同时加大，虽然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净额呈现负值趋势，但投资与贸易关系日趋紧密。

随着“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展开对接，中国对中亚区域的能源投资贸易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亚区域①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加强产能合作、扩大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因此，厘清中国对中亚区域的能源投资的增加与能源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对发挥双边能源领域合作的潜能，扩大“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空间，促进中国的能源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在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关系时，主要包括：一类基于传统投资与贸易理论模型的规范分析，一类是基于数理模型的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方面，Mundell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假设在两个具有相同的一次齐次生产函数的国家，以及两个不同要素密集度（且仅有两种要素）产品的H-O理框架，结果发现投资和出口贸易是相互替代关系[2]。Kojima对比研究了“日本式投资”和“美国式投资”的异同，结果表明美国对外投资的动因更多是市场导向型（对外投资行业在美国国内具有比较优势），而日本对外投资按“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带来贸易量的增加，因此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关系[3]。随后，部分学者将OFDI区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并分别探讨不同的OFDI方式对贸易的影响。Markusen和Venables提出，由于节省贸易成本，企业海外扩张、复制相同的工厂所引致的水平型OFDI会出现替代性[4]；此外，一些学者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与其他因素有关，例如国际化程度、投资动机、贸易与非贸易要素合作与否等，因此，陈立敏认为二者存在权变关系[5]。

在实证分析方面，将研究结论分为三类：支持替代性研究，如Holtbrügge和Kreppel[6]；支持互补性研究，如Grubert和Mutti运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美国的OFDI既促进了出口，又促进了进口[7]；替代性与互补性同时存在的研究，如Amiti等认为OFDI和贸易之间并没有固定关系，如果两国禀赋和规模相当，发生水平型OFDI就会出现替代性；但如果跨国公司发生内部贸易造成垂直型OFDI，就会出现互补性[8]。

中国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FDI）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着重关注中国作为东道国，利用外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主要表现在：一是引进西方学者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研究的理论成果；二是定性讨论不同国家间贸易与投资的现状与关系；三是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间贸易投资自由化对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应当注意到，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中国作为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产生的影响，但以中国作为母国，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则鲜有涉及。换言之，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不断上升，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何种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部分学者如王胜等、乔晶对中国OFDI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且大多数研究结论支持中国OFDI与贸易之间为互补关系，O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具有正向拉动作用[9，10]。

（1）人均GDP性系数所有分位点均为正值。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条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时（分位数增加），人均GDP弹性系数为正，且人均GDP对能源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先降后升，呈“U”型特征。这表明，当地理距离、劳动力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不变时，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量增加在低分位和高分位处受人均GDP影响较大，也即人均GDP在条件分位点（0.2和0.8）的两端对能源进口量增加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

（2）地理距离系数在多处分位点为负值。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条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时（分位数增加），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当人均GDP、劳动力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不变时，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量增加在高分位处受地理距离影响最小，也即地理距离在低条件分位点（0.2）对能源进口量增加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地理距离系数对能源进口的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降低。

（3）劳动力系数在所有分位点处均为正值。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条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时（分位数增加），劳动力系数均为正值，且劳动力规模对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能源进口增加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当人均GDP、地理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不变时，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量增加在高分位处受劳动力规模影响最小，即劳动力规模在高条件分位点（0.8）对能源进口量增加的促进作用影响最小，劳动力系数对能源进口的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降低。

（4）对外直接投资系数在所有分位点均为负值。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条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时（分位数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系数均为负值，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能源进口增加的负面影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当人均GDP、地理距离和劳动力规模不变时，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量的增加在高分位处受对外直接投资负面影响最大，即对外直接投资在高条件分位点（0.8）对能源进口量增加的负面作用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提高。

中国在中亚区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周期一般较长，如2008年中石油联合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公司、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投资1430亿人民币建设的中亚天然气管道，目前仅有A线（2009年12月）、B线（2010年10月），以及C线（2014年6月）正式运营，而D线预计2016年才能建成通气。此外，2004年中国投资10亿美元的中哈原油管道，2009年才全线正式运营。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对中亚区域国家OFDI与能源进口的关系以及影响OFDI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

第一，人均GDP对能源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先降后升，呈“U”型特征。这表明早期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不断扩大生产，导致东道国的能源供给与投资国的能源需求双向增加。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节能减排和资源保护意识开始加强，人们开始控制能源的开采量和消耗量，从而减少对能源进口的需求。此后，中国与中亚国家进入工业时代，大生产、大消费导致中国能源进口需求重新增加，同时能源进口结构也从初级产品向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半制成品过渡。

第二，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早期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的阻碍较大，但随着“一带一路”投资贸易便利化的推进，中国与中亚区域国家在物流运输领域的合作，运输越来越快捷、便利，物流成本降低，地理距离对能源进口贸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距离可能不再是贸易的阻碍，高效的运输甚至可能“缩短”地理距离，并促进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的能源进口。

第三，劳动力规模对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能源进口增加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中国能源进口量的增加促进了东道国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张，技术进步与溢出效应将弱化并替代劳动力的规模效应。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进口贸易的影响为负。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进口的负面影响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提高。根据Kojima[3]的理论，中国对中亚区域国家OFDI与能源进口的关系为替代关系，即中国对中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减少了中国从中亚国家能源进口的数量。但这与中国从中亚区域国家能源进口数量不断增加的事实明显相悖，对此现象可能的解释为：一是中国对中亚区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可能不是资源导向型，而是市场寻求型或追求高额利润型；二是中国企业对中亚区域国家的投资是旨在利用要素回报率的差异，获取生产重新定位的收益[17]；三是可能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投产之间存在时滞①，中国对中亚区域国家的对外投资目前还未完全转化为相应的生产规模并带动其向中国的出口，在回归估计时可能表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进口为负向关系。

未来，本文后续研究可考虑基于不同的行业，选取精准的微观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关系并进行横向对比，以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和真实的效应，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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