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 10期

即便是在不乏人烟的桐木村边的公路沿线，只要是没有皓月当空的暗夜，也不乏野生动物摄影师肖诗白要找的蛇类和蛙类。抵达的当天晚上十点出门，仅仅是沿着公路两公里的散步，我们就遇见了多只棘胸蛙（当地人称为“石鳞”）、多只臭蛙和一条竹叶青。与村民聊天，发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与蛇遭遇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庙湾出发，坐着张良运茶的货车，沿809省道蜿蜒向南，慢慢爬上先锋岭。站在先锋岭顶端的望火塔上，四周一片林海。最夺目的是面向东北偏北方向，能看到整条的大峡谷在眼前呈“V”字形浩浩荡荡地展开，笔直通向桐木关，通向江西。在先锋岭的附近，有两个著名的地方——位于它西北方向的挂墩，和它西南面的大竹岚。

最早在学术意义上“发现”了大熊猫和麋鹿的法国传教士阿尔芒·大卫（Armand David，又名“谭卫道”）于1873年进入武夷山采集动物标本，在他之后的数十年里，又有包括波普在内的多名研究者来此采集。根据波普发表于1931年的论文统计，从大卫到当时的将近60年中，仅在挂墩一带被发现和采集的脊椎动物新种就达到了62种之多。这些为了确认新物种的发现，呈现其特征以进行分类而采集的标本被称作“模式标本”。在本地山民的帮助下，这些标本被大量采集和制作，并被送往西方的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世界的动物学知识。模式标本的采集者的名字被分类学家附加于生物学二名法名称之后，以表达对采集者的尊重。而采集地点则会作为重要的区别性信息留在物种名字中。由此，1929年由波普发现于挂墩（Kuatun）的挂墩角蟾的二名法名称就是“Xenophryskuatunensis（Pope， 1929）”。

与挂墩同样著名的是大竹岚。武夷山在外被称作“昆虫的世界”，但是在武夷山之内，“昆虫的世界”的名号属于大竹岚。它不仅是西方生物学家和传教士的重要昆虫标本采集地，也是中国科学家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标本采集地。著名昆虫学家马骏超，1941年-1945年期间在今日保护区范围内广泛采集动物标本，最终最重视大竹岚，以至于不仅派遣同僚常驻大竹岚，与山民合作采集和制作标本，还多次亲自前往采集，才得昆虫标本共60万号，后来随同他与1946年渡台，如今完整保存在位于台中的农业试验所。

挂墩只是一个村庄所在的一片山，是弹丸之地，如何能够集中那么多的物种？不免让人生疑。所以，后人推测，因为大卫等人当时的工作地点、路线并没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有可能他们只是将作为据点的挂墩作为周边一整片区域的代名词。特别是考虑到：当时这些外国研究者往往通过优厚的物质奖励来动员山民协助采集和制作标本，以至于山民趋之若鹜，致使茶园荒废。因此，标本来源很可能不止挂墩一地。而至于大竹岚，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这两个地方的光环，仍让人想亲身造访。

从先锋岭上望去，大竹岚是一大片山坡上的竹海。驱车驶去，却只是逐渐进入竹海深处。没有村庄，只有路边一间不知什么年代留下的伐竹工房。一片竹涛虫鸣中，让人感到似乎有很多眼睛在从翠绿中探看着我们，其中或许包括最为稀有的“国蝶”——金斑喙凤蝶。

离开大竹岚前往挂墩。刚刚竣工的盘山而上4公里的村道汽车不能驶入，只能步行前往。刚走了几步，就见到两条蓝尾石龙子，褐色的身子，却华丽地拖着条宝蓝色的细长尾巴。一凑近，它们就瞬间隐遁于草丛和石块间。一路上坡，反复与一条潺潺的溪流并行。沿途植被类型多样，阔叶针叶混合，还有不少竹子。路边不时见到一些蜂箱三三两两地放在路边的石堆上。逐渐见到略成规模的茶园和腰间挂着工具的采茶人，就知道村庄不远了。

空中飘着山岚的宁静村子，房屋前整齐地码着劈好的松木，暗示着这里也在生产需要用松木烟熏的正山小种。住在村口的傅老伯招呼我们泡茶，确认了我们的猜测。傅老伯两个儿子，平时在武夷山市经营自家的茶庄。除了茶以外，他家还拥有三千多棵毛竹，也是可观的收入来源。此外，此前我看到的那种随便撂路边的蜂箱，也能为他们带来一百斤的苦菜花蜜，意味着一万元的收入。现在村里人最关心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30年后的重新分地的问题。因为多年以来，茶树和毛竹的人均拥有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户际差异悬殊。尤其是茶树数量的差异，被高企的茶叶价格放大，形成悬殊的收入差异。

傅师傅家和村里绝大多数人家一样，信仰天主教。根据《武夷山志》，这一信仰最早于1823年由法国生物学家、传教士罗公正传入。他在挂墩建起了一座教堂，在用于宗教活动之外，它还成为后来接踵而至的生物学家的工作站。除了法国人大卫、美国人波普之外，还有英国人拉杜西（La Touche）和美国人施密特（Karl P. Schmidt）等。他们在这儿一边传教，一边做研究和标本采制。挂墩教堂于1921年毁于火灾，后又在如今桐木村部所在地三港重建，原址只剩一片废墟。我去三港看了新教堂——桐木天主堂，显然它长期是附近村庄的中心，包括村部办公楼在内的一批后来的建筑都挨着它建造，甚至把它挡在了办公楼的后面。在教堂里我遇到了之前遇到的一户挂墩村民，正在准备第二天立意于彰显天主教重视家庭的价值观的“堂家组”活动。教堂门外挂着一口钟，钟面上铸有“American Dominican Fathers，Kieningfu - Fukien， China. 1924”的字样，意为“美国多明我会诸神父（捐赠），中国福建建宁府，1924年”（武夷山市原为崇安县，曾属建宁府），充分体现了这座教堂的“国际主义”。而这种国际主义的由来，与挂墩乃至整个武夷山区的生物多样性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