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方法论思考

摘要：“中国问题”特指在西方学者眼里用他们的一套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混沌”但却成功的经济发展事实。“中国问题”是一个当代性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问题，涉及到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表面是公平与效率问题，深层不仅有分配问题，更有本土方法论等问题。通过对因“中国问题”所引起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进行语言学的初步反思，利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中国现代转向的历史路向，重新建构了一个对“中国问题”的解释框架，最后可以把问题的解决定位在政治经济学方向。

关键词：“中国问题”；经济学文本；语用学转向；对话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041―07

一、导论：“中国问题”的由来和语言学转向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面临崛起的可能，面对“混沌”但却成功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曾经对剧变和拉美萧条提出并实施“休克疗法”等的西方学者，面对中国的现实却显现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失语甚至是悖论，并因此产生了困惑。我们把西方学者的这种困惑所指的中国发展事实称作“中国问题”。

关于“中国问题”存在三种声音：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固执于原来的范式、视野，因受话语局限而看不懂“中国问题”，例如萨缪尔森曾表示“我对中国大陆的前景充满乐观，但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我不是很有信心”；弗里德曼曾提到“谁能解释中国现象，谁就能得诺贝尔奖”。①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知道中国经济是怎样运作的，至少能够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但却找不出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规范的话语，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表述中仍处在经验话语或西体中用的状态，无法把这些运行机制用经济学语言规范地表述出来。此外，部分学者虽得不到西方主流的认可，却积极参与中国学术界的讨论，并形成某种共识，但他们也未能系统化地用被主流话语认可的语言来表述这一事实，正走在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语）。由于受到经济学语言的局限和解释学视野的影响，对于作为交流思想、描绘世界和作为人类实践方式②以及语言作用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如修辞学等方式对经济学语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这仍未引起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他们还沉浸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迷思中。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没有能够解释这一问题，是因为他们犯了普遍主义、本质主义谬误，违反了近百年来的语言学转向所指明的方向，同时也违反了我国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路径。

总体上看，“中国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中国问题”涉及到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表面是公平与效率问题，深层不仅有分配问题，更有本土方法论等问题③。我们认为，提出并解释“中国问题”，不仅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提供一种视角，更是尝试以一种新的范式④来为中国向何处去提供思路。从经济学这一基础层面分析“中国问题”，是一个全面和深入的方法。但是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和数学化倾向以及反事实假定，背后潜藏着地方文化的情景理性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话语独白，从而导致了以下弊端：第一，话语独白，无限理性（理性人假设）；第二，各种反事实的假定，脱离了历史的客观性；第三，造成了对制度的不同定义；第四，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缺乏时间要素，不能准确解释制度的演进事实；第五，对一般性理论⑤的强调，使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忽视了历史特性问题，从而使理论不能解释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现实。因此，西方经济学不能够全面准确地解释“中国问题”。

本文正是从处在当代哲学前沿的语言学出发，对由“中国问题”所引起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进行初步反思，将首先对经济学语言重要性的一些含义进行文本层面的初步探讨。

二、经济学文本的解读

（一）经济文本解读的意义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发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语言学转向”，开始提醒经济学家注意语言表述的重要性，而通常我们传达真实经济世界的语言多以规范文本的形式出现，在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特别的比喻，即用把真实的经济世界当作文本的形式来对经济学语言进行思考。如果把研究经济的过程作为一个对文本的理解过程，那么应用经济学话语就涉及到了应该如何对这个文本的解读问题。这就意味着，应用经济学的话语是一种双向的沟通行为，而作为文本的经济由各种符号和符号系统所构成，因此必须对这些符号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解释，以传达其在特定语境中的所要表达的准确的经济学意义。所以，问题的焦点不是把经济学家看作一个努力去准确描述现象并说服别人的辩论家，或者是一个某种单一经济学思想的发言人、传声筒，而是要将经济学话语看作一个阅读、理解和解释经济符号的过程，这样经济学家就成了一个在对话中对经济学文本的阅读者或翻译者。又由于对经济文本的阅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准确有力和具有广泛影响，这就与诠释⑥经济学“经典”概念的解释学思维联系在一起。于是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就产生了视经济为何种文本以及如何将这个文本作为一种合理的表述方式来阅读和理解的某些具体的方法问题。所以，从文本的概念出发，我们对经济学语言的某些特征提供了一个选择性解释。

（二）经济文本的特征

在经济学语言中，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一个清晰而又真实的实体。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被用以以解释经济现实的不同方面。但是，那些由经济本身的真实存在所组成的符号系统又是什么呢？在现实中这种符号系统的最重要部分的存在是由一种或多种经验数据来提供和表述的文本形式，例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货币计量、总量波动、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收支平衡等。有时，这些数据是由政府或其他特定经济机构所提供的；有时，数据是由实地调查所给出的，而通常这些经济数据又不得不被“翻译”而为公众所了解和参考，这就意味着经验符号系统不得不用当前关于经济阅读的理论术语来翻译或阅读，这其中就可能产生偏差，因此不同的统计数据和序列只有受到构成这些变量的规范分析框架的详细考察，才会被认为是重要和有用的。

尽管作为独立存在实体的经济具有真实的性质，但是关于其运行的符号性操作系统并非简单地由观察所给出，而是必须对各种指标加以收集、拼凑和建构。这其中必然存在因资源不对称等原因而产生诸多信息不对称甚至是偏差，况且很多数据序列是经济学家所无法直接获得，是必须以其他数据为来源引入或推导出来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系列引用和翻译与现实的误差问题⑦等。再加上数据生产的时间滞后性，也就是说当前的事件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才能被并系统化地总结起来并加以解释，但是那时由于新统计数据的产生，原有数据序列和理论必须在随后做出重大修正，以适应新的现实。

在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当中，数学和模型分析大量进入经济学文本，这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实证性和规范的分析表现，而上述因素恰恰都是经济数学化时尚所要反思的重要因素⑧。此外，经济学文本并不具备清晰的边界（指装订完整，具有封面、页边和正文），经济学不同于一般性的应用学科，它是一门有着开放体系的社会科学，关系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因此，用单一的经济学语言来阅读经济学文本的研究方法，也是构成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出现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正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是带着有意识主导的段落、空白的篇章和被擦去的词的文本，经济学家可以被认为是研究高度残缺破碎的文本的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研读经济学文本的经济学家可与收集并钻研一个个残存的龟甲和兽骨上的符号，并试图从中认识一系列的文字，继而从这些符号系统中佐证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断定某些关键的文明阶段的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相媲美。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法是：经济学家对真实经济世界的存在方式的解读和描述只能是一个残缺而又支离破碎的文本。⑨

（三）表述性的文本

文本表述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理解与阐释，以传达更加准确的思想，发掘更加广泛和深刻的道理。而经济学又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展开的文本，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具有超出给定文本的时间向量，这暗示着经济现象可以被当作一个历史性表述的文本来考察，这可以看作是基于对参数变化的反映，并针对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确定性转换所进行的比较静态分析的情节结构的具体摹本。然而，这种表述方法并不意味着一种在表述者可以实施完全控制故事情节发展意义上表述的一致性。作为表述性的文本，对话性和多义性都产生于交往的经济学实践之中。

现实中的经济学文本的格式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当历史发生大变迁、社会发生大变动、思维发生多元化趋向的时期，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把握经济社会的动脉，可以在不同文化沉淀的基础上，展示人类思维在理解和表述经济现象时的多种不同层面及其自身的价值而有所发现。表述性是经济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经济文本的研究还需要许多种不同声音来朗读，而不是只存在一个完全控制故事情节的单一叙述者的声音，或是以作者或叙述者的缺席为特征的叙述。在真实的经济世界中，只存在经济学语言的丰富性和一个多义的表述性的文本，而不存在确定性故事的单一解释。这意味着，对于相同的经济学文本，在阅读中能产生不同理解甚至不同的阅读过程，经济学文本没有一个绝对的表述语言或结论。

综上可知，对经济文本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导致“中国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经济学的思考，对于揭示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对于文本的理解阶段，还要深入语言内部，将语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思考。

三、经济学的语言学转向

自20世纪初以来，从当代哲学到社会科学各领域中较普遍地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并取得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结果，这种趋势值得经济学家思考。语言由于其三个重要属性，人的创造、社会的功用和价值的属性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奠基性作用越来越明显：语言是社会规范的载体，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规范存在于人们的语言活动之中，并以语言的存在来实现其自身的存在，整个社会也是在人们的语言和言语交流中生成发展并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从经济学学科角度来讲，不仅经济学理论话语对经济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争论长期存在，而且，各种经济制度也是奠基在语言的基础之上。因此，解释“中国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思想上来反思生活中的经济学语言问题。

（一）经济学：作为一种语言来思考

个人意识依靠符号并反映出符号的逻辑性和规律性。意识的逻辑就是意识形态交往的逻辑、集体的符号相互作用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物化表现就是符号，话语是最能表现符号特性的，它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意识现象，而且“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是人的内在生活即意识的符号材料，并伴随意识行为的始终。语言具有“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往的参与性⑩、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存在性”。语言本身是一种遵从规则的活动。人一说话，就意味着人已经遵从规则了，甚至说人类一思考就要用到语言，就要遵守规则。人遵从规则的习惯源自人们使用“语言”这种工具和媒介以及语言自身的特性，而人们在语言游戏中遵从规则的“标准”又在于人们生活形式的一致性和传承性。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私人语言，作为文本的语言只是真实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语言更多的是以社会中日常用语的形式存在，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参与其中的过程，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有了语言，人们才能进行种种社会博弈与对话活动即语言游戏，并从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同时也产生了这生活世界的种种生活形式。而生活形式的构成“要素”也就是人们的习惯、风俗、道德、伦理、法律、规章、制度等种种具体的约定俗成并代代相传的社会规范。同时，语言也不停地受到人们生活游戏的影响。因此，语言的一致性与生活形式的一致性是同一的，是相互依存共生的，语言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一种人之为人的生活方式，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意味着我们思考问题的视域范围。经济是我们时刻都参与其中的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是一切生活形式的载体，作为一种语言来思考经济学将给我们提供一种更加深入的视角。

语言具有公共性，人们通过共同的文化、知识以及共同使用语言的方式为基础来进行交流，并承袭发展各种经济社会制度。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切实感受的到而又说不出来的，是我们打上历史烙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存在形式，从纵向来讲就构成了文化。语言同生活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但却理解不了的，正如维特根斯坦著名的“人遵从规则的悖论”所描述的那样，这也构成了一个历史的解释学循环。因此，我们用语言来思考，在思考经济问题时必然也是站在本土化语言所构成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用本土化语言所构成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由本土化语言所描述的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学家在思考解决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此在的本土化的烙印，这也是构成语言不可翻译性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对于“中国问题”，国外学者不理解，中国学者用主流的经济学语言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经济学和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语言

语言是一种元制序。“在一个社会范围内，人们所见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交流，不是表述，而是表述同其他表述的交往。”人的存在方式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在动态的社会语境中来考察语言，以历史地看到语言在经济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以语言为载体的制度、惯例、礼仪等社会制序比语言秩序本身的适用的范围要小，这也就意味着人要先遵从语法规则，然后才能遵从其他制度规则。因为，制度性规则必须由符合语法规范的语言建构出来。同时在一切制度中，语言又是最不适宜创制的，它同社会大众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又带有很强的滞后性，这是一种保守性的力量。语言的传承性、连续性，以及在演化变迁中的滞后性，实际上也反映出，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决定了由语言建构和编织出来的社会制度的传承性、连续性和变迁的惰性。由于其他社会制度要由语言本身来建构、“编织”、界定和组成，语言本身的滞后性就自然会引致其他社会制度变迁的滞后性、保守性和自我维系性，这正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制度变迁拥有巨大张力的一个主要语言根源。

语言本身的规则也像经济政策一样，是一种规定性的制度，并且人们必须按照这种内在的制度、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行事。任何社会制度的型构和存在，均需要有一定的约束条件并受到一定的制约，但语言的任意性却好像并不受任何制约。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语言符号的这种构成形式的模糊性即有用性――就像对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的选择过程一样――能够使其成为构建其他社会制度的承担者，并为其他社会制度的无限演化和变迁创造了可能性。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的模糊性即有用性特质，使它能够成为承担“编织”其他经济社会制度的一种元制度的基本条件，是其他社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经济学是一门悠久而又坚实的社会科学，它与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本质上也存在如同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征。经济是一种社会结构，经济学是一门以知识的跨学科研究为策略的基础学科，同语言学一样，经济学对于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在经济学的奠基之上，各种游戏都是可实施和有效率的，经济学可以说是维持社会运转的最基本的支持者。正是凭借这一基础地位，经济学开始了一次次对其他学科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通过语言来反思经济学对制度建构的奠基性作用，将对解释“中国问题”提供一个更加准确的思考方向。

四、走向对话的经济学

历史是多元而又混沌的，世界经济也是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参与而创造和博弈所形成的，全世界都在争夺正义的话语权和建构权利科学体系，我们必须在此在的混乱断续中来理清思路，为中国的主体性争夺话语权，这是我们在对话开始时必须注意到的。

（一）关于对话的概念

语言是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它的具体存在方式是对话。人与人是相互依存的，人类的生活充满对话性，人的意识、思想无不带有这种相关而又独立的对话性特征。正如巴赫金所说，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性的交往，参与性存在意味着每个人的此在都是唯一性的。参与性思维，也就是在具体的唯一性中、在存在之在场的基础上，对存在即事件所作的感情意志方面的理解，换言之，它是一种行动者的思维。对话性的交往中，他者对予我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他者，人才能构成自我意识，在构成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行为是确定对他者意识的关系。每个人为自己思想寻找的语言都是吸收了取自他人语境、渗透他人理解的语言。

通过语言我们可以确定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经济的发展都是一种参与性对话的相互依存方式。经济是社会存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我们参与性存在的一个基础表现。制度是一种重叠性共识，语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的本质在于交往，是说话者“社会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生活中，对话是以“日常语言”为媒介而进行的交往活动，它的特点是民主、平等、协商。在规范性的场域，社会中的对话是建立在权力与权力的对等均衡博弈的前提下，它有两个循环层面，大循环指社会――政治――立法――司法――社会的程序运行过程，微循环指非正式的规范。经济社会的历史进程是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并创造完成的，这需要我们在制度的语境中、在对话性的交往中来体会和把握规范的经济学文本和现实经济。

对话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同主体带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评价、意识形态立场所创造的不同话语来进行的交流活动，所以，话语就不仅仅是指物叙事的，同时还表达了话语主体的社会评价意向。此外，由于文化与所构成的人类语言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在不同的语境中被不同的话语主体所运用，自然就带有了各种复杂的社会评价色彩，这样就出现了对经济学研究的多种不同的声音，于是，经济学语言就成了复调的，或者是多声部的，这需要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实践诠释。

对话中的文本处在独立性、未完成性和未决定性之中，保持着这种对话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正如巴赫金所说：“对话结束之时，也就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经济学文本的意义也正产生于这种多层次、多声调的对话之中，我们应该在对话中来研究经济学文本。由于各种文本都形成了作者和读者、学者专家和一线实践主体的对话，对话双方都是有限理性，同时单一经济学话语也是有限的，经济学话语也正处在独立性、未完成性和未决定性之中。因此必须用对话打破完备理性的绝对话语，经济学必须要面对真实世界，中国经济学必须面对中国的真实世界，所以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对话。发展中国经济，坚持中国经济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合法性是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对话对于合法性的奠基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可以重新定位一种发展与道德的标准，即以公平和幸福作为合法性的衡量标准，而不是以西方的鲁宾逊情结很强的自由民主为唯一标准。

（二）中国学者与国外学术界的改革实践对话

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与国外学术界的改革实践对话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听人说”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被困在西方经济学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书场中，只有少数人能够突破出来，主要是以顾准为代表的经济学前辈，启动了转型经济学的破冰之旅，并衍生了中国第一代的改革家。他们多在经济学经典文本中与国外学术界进行思想层面的对话，其突出贡献在“破冰”（自主性学习），破除蒙昧主义、唯理主义，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突破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学术风格，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跟着说”的阶段。主要以孙冶方、吴敬琏等学者为代表，他们一方面向国外经济学者学习并进行文本层面的思想对话，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中国经济改革一线，与国外经济学者进行了实践层面的对话。他们反对唯计划主义，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与市场经济对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氛围，为推动改革和使中国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学术基础，并引导了一大批经济学者自觉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第一线。在一些学者沉迷于“华盛顿共识”和改革实践的杂语声中，中国经济学的先驱者们开始了独立的、自主性的学术思考。

第三个阶段是“对着说”的阶段。此时，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是多元的、创新的，主要有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中国流派的本土经济学派，以汪丁丁和韦森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学派，以钱颖一、崔之元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以及作为主流话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等。他们立足中国本土实践，与西方学者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对话，成功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并使中国经济学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多元对话中的一个重镇。

在与西方学术界改革实践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要遇到规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个综合性的概念，规范化是经过程序理性的一致性同意而达成的“重叠性共识”。在与西方学术界改革实践对话的过程中，本土化与规范化互不分离，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也应放到这个层面内进行重构，即从“自发游戏”到“自觉游戏”，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自觉反思，突出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地位，提倡科学、多元、创新、竞争的经济学本土方法论，反对西化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倾向，努力将中国的改革实践经验提升到具有科学规范的理论学术水准。

（三）走向对话的经济学

“中国问题”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制度变迁的综合性问题，它不是一个仅靠用社会稳定与技术性相关的具体方法就可以解决的局部问题，也不是经济学者自说自话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各个学科综合发展来实现问题。它需要在共同对话、继承的基础上，形成合作互补的多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俯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随着西方经济学诸多学科的蓬勃发展和实际运用，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对话上也有很大的进展。而这些都是多元性的、它们同时共存互补的话语，这就有利于更为全面准确地解决经济实际中的问题，更加直接地趋近真实的经济世界。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必须根植于中国真实的改革实践，放眼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把经济学看成是一种活的、处于未完成的对话中的主体，并在长远时间里与之进行对话。这样，我们才能在与经济学经典著作与“中国问题”的循环互动中，正确把握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为出发点，在当代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理解和发展经济学，使经济学在与时俱进中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在认识到对话性思维对于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后，中国经济学需要走多元话语和对话的实践解释学的路径，真正理解和解释“中国问题”。

五、结论：经济学话语的实践论转向

对话在于解释问题，而实践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本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由对话面向实践。通过上述反思，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一种新的策略：即由自然科学引发的表象科学观，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

笔者认为，统一大视野的政治经济学即建立在大多数人获利的、公平合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将是一个很好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该方案可以将“中国问题”放入一个更大的框架中来思考――该框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视角和各国成功改革实践经验，达成经济发展与人的沟通之间的良性互动――即建立起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为价值观的、以跨学科研究为路径的政治经济学，从而能够更加真实地理解“中国问题”，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协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现实。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所说的“实践――理论――再实践”，即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是一种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在改革操作上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就是本文讨论“中国问题”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问题”是中国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是“五四”以来在“解放政治”主导下的中国现代转型中必然的社会历史路向。中国的发展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我们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探索并逐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中国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最重要的是在于坚持中国发展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对于这种主体性的把握，既要坚持中国自己的“话语权”，打破西方学者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话语霸权”，也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科学地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问题”是“一个与所有”的问题，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和谐与公正、经济与社会等全面统筹进行发展。

中国的国家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已经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总体看是机遇大于挑战。这要求我们从本土化的经济社会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语境出发，继续创新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注释

①参看高小勇、汪丁丁著《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40、49、50页；汪丁丁、韦森、姚洋著《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第4页。

②这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学说的重要观点。

③其背后既有事实又有问题，既是一种范式性问题又是一种实证性问题。

④新范式指在以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中，坚持中国主体性，发展既要有实证的态度，积累经验，又要结合经验教训并注意理论创新，以新的模式发展。

⑤一般化的理论方法在经济研究中有重要的作用，但相对于数理学科，一般化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应用的准确性要弱，因为并不存在单一的或自然的市场类型或市场体系，市场自身包括多种规则体系，而这些规则可以是不同的形式。

⑥此处借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概念，由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在对多种策略的思考选择中，找到与时代相协同发展的新的方法，为未来指明方向，参看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32―57页。

⑦也就是奎因所讲的语言的不可翻译性。

⑧指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多以数学模型的与博弈论大量应用作为一种更接近真是经济实在的衡量标准，这正是文中所述问题的一个表现。

⑨此结论受到韦森先生的指点，在此再次致谢！

⑩语言之所以能够发展，在于它拥有意识这种灵活的物质材料，语言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参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见《巴赫金全集》（中译本）第2卷。

语言游戏说是维特跟斯坦语用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包括说话都视为一种游戏，自此基础上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时时感受到的制度。它强调在主体间一致的基础上沟通达成共识。在语言游戏说的背后是一种平等观念。这种观念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交往实践平台。

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观点之一，即“我们的悖论是：没有任何行动的方式能够由规则加以确定，因为每种行动的方式都可以依据规则而得出。”这一概念对于理解社会制度的演化理论，理解习俗、惯例和制度的生成以及对理解道德原则的起源与生成有深刻意义。

元制序指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制序，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是过去历史的结果。见韦森著《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第344―350页。

参看《巴赫金全集》（中译本）第4卷，第225页。

确认自己独一无二地参与存在这一事实，意味着自己是当存在不囿于自身的情况下进入存在的，意味着自己进入了存在的事件之中。参看巴赫金《论行为哲学》，见《巴赫金全集》（中译本）第1卷，第1―67页。

参看《巴赫金全集》（中译本）第1卷，第32页。

哈贝马斯交往实践理论的重要观点，参看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2-15页。

在规范性的场域中，通过对话，人们相互沟通和理解；双方的愿望和要求都能够成为对话的对象，每一方试图获得的东西都可以在对话中得到解释和认识，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考虑。人们借助于对话取得的共识，最终将推动社会渐进演化和发展，使经济社会更有活力。参看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23―131页。

这种同意是在沟通、妥协（利益交换）为前提的一致性的同意。

与之相仿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存在共识，这是赛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指一种人们生活在其中并没有感觉到其存在的约定俗成文化制度事实。

即建立创新、多元特色的本土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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