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普朗格:德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开创者

弗兰茨・恩斯特・爱德华・斯普朗格（1882―1963）是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现代教育学的开创者，一生从事教育研究和教学工作，对德国教育事业的振兴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作为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同时又是教育实践家，他通过自身努力，使以往在大学课程中不太为人重视的教育学成为不逊色于任何学科的专业课程，是“将教育学从哲学领域独立出来，使之成为独立学科的第一人。”

弗兰茨・恩斯特・爱德华・斯普朗格，1882年7月27日出生于柏林西郊西特菲尔德的一个玩具商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900年，斯普朗格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师从哲学家狄尔泰和教育家鲍尔生学习哲学。1905年，他在完成毕业论文《历史科学的基础》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6年至1911年期间，斯普朗格曾分别在两所高级女子中学任教，并在此期间开始研究洪堡的教育思想。1909年，他发表了教授资格论文《威廉・洪堡其人及人文思想》。1911年至1920年，他先是在莱比锡大学任教，随后进入柏林大学教授哲学和教育学。1925年，斯普朗格入选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并曾一度担任柏林大学顾问校长，后于1946年离开柏林大学前往联邦德国杜宾根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在担任普鲁士院士期间，凭借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及对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斯普朗格为联邦德国教育体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世人眼里，他不但是名符其实的教育家，还是杰出的思想家、德行高尚的伟人。

奠定德国现代教育体系基础

对文化理论的研究是斯普朗格文化教育学的重要内容。扎根于文化的深厚土壤，他全面论证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使教育突破了传统的狭隘观念，进入到文化理论的广阔领域，在文化教育学方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斯普朗格认为，教育作为一种活动，是与人类文化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与经济、科学、政治、宗教等相比，教育在全部文化生活中显示出了一种特殊价值，其功能在于引导学生进入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使他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净化。因此，为了展示教育在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教育学就必须借助于文化哲学。

他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思想出发，将文化分为四部分――团体精神（各种集团，如家庭、民族、经济联盟等，都是通过团体意识来保存文化意义）、客观精神（有意义的文化活动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工具等来体现的）、规范精神（每一种文化都包含着需求目的，不仅需要客观规范，也需要共同生活的规范，如风俗、团体道德、法律规则和政治秩序等）、人格精神（凡是具有意识的人都背负着文化的意义，并使这种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前三个部分成为“客观力量”，而客观力量与人格精神又构成了怎样的关系？这正是斯普朗格教育学的核心问题。

研究中，斯普朗格从生命、生活及精神角度去考察人的个性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将个性分为六种理想的类型，即经济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宗教作用、权利作用和社会作用。这六种精神融合在一起，构成生命价值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同时，他将人格也分为六种，即真、美、利、权、爱、圣。斯普朗格认为，“善”是全人格、全人生价值升华出来的总体价值，人格发展不仅是教育家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同时其精神世界也能够得到最大满足。而教育的使命就在于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的人格。

此外，斯普朗格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就是“以环绕个人周围的客观文化为材料，使个人心灵获得适当的陶冶。”教育的本质是以爱为根本的文化传递作用，是培养个人人格精神的一种文化活动，“教育之为教育，正因为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将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唤醒”生命价值。

从现实来看，斯普朗格的教育思想第一次打破了赫尔巴特古典教育思想的垄断地位，驶出了传统教育学的狭窄之域，为德国现代教育体系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构建的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对欧美、亚洲等国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推动教学活动改革

斯普朗格指出，教育的过程是以“人”为主体，必须重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体验”和“了解”。斯普朗格的观点认为教育应视为学校为他人追求生活意义与目的、塑造良好公民的场所。所以，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秉承“没有一个孩子不能受教”的信念，尊重每一名学生的意愿、心理需要及个性人格，重视与学生建立“个别化”的师生感情，指引学生如何去充实生活、体验人生和了解生命的价值。

在教学过程中，他提出要注重学生伦理道德培养。他认为，都市化、工业化后的社会，公共道德式微，教育应该唤醒个人的“良心”，增强学生的“道德能力”。因此，学校应该在道德课程的内涵上加以充实，使学生在生活中学会规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认清公私之分，并且在行为实践中能够身体力行的构建各自的道德生活。在教学中，教师应时刻保持公正感，一切求客观、公道，不可让学生感觉到老师心里有贵贱之分，如此才能使学生逐步树立起公正的社会道德观念。

斯普朗格认为，教学的实施应建立在“教育爱”为起点的师生关系上。“教育爱”是完美的、无私的、发自教师内心的情感。因此，教师应发扬“有教无类”的精神，强调“教育爱”和一般爱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无条件、无选择性。对待学生，要以“人情味”来代替简单的说教，尽量避免自己的主见过多地影响到学生，要能够容纳学生不同的意见，从而建立起成功的师生关系。

通过一系列努力，斯普朗格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了教师责任的重大――在教学工作中，教师除了对学生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外，更需引导学生大胆发现和肯定自我的价值。

为职业教育指明发展之路

20世纪初，欧洲掀起了一场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知、情、意全面发展的“新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职业教育由于专业比较狭窄，且注重实用，与当时风行的新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在这种局面下，借助自身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多年来从事教育事业的经验，斯普朗格提出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

斯普朗格首先提出了著名的“职业陶冶论”，认为职业是精神陶冶的重要载体，而教育的本质就是陶冶人性。他同时强调，教育的陶冶必须配合着精神的发展。为此，他将精神陶冶分为三个阶段，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通才教育，而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教育任务分别由不同的教育机构来完成。其中，职业教育是由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完成，其教育重心是根据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价值取向”，进行专门性的“职业陶冶”。

斯普朗格认为，不能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这三种教育形式完全孤立区分开。他曾说：“孤立、狭隘的专家或技术的养成，还不能视为教育的完成。真正的教育，要使受教育者于接受专家教育的同时，还能对职业里面的一切活动，保持自由的态度。”

为此，他提出应该在中职教育中增加人文素质教育的比重，不能只是注重“技匠”的教育，而忽视学生心灵和文化素质的培养。以商业职业教育为例，学生德育课可与商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历史和地理课可与商业贸易职业教育相结合，等等。

斯普朗格指出，职业教育可通过引入各项职业导向内容，将比较抽象的人文教育具体化。这一教育模式不仅适用于职业教育，同样适用于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比如在大学教育里加强更加实用性的教育内容，使大学不仅成为培养人文学者的场所，还能培养出具有实用价值的专门人才。为此，他强烈呼吁学校应培养全面发展和有生命尊严的人才。

晚年的斯普朗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为自己尽到了作为一名教育者的义务而死而无憾”。而他的言论著作则给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史掀开了宝贵的、崭新的一页。今天，斯普朗格所提倡的职业教育应注重职业文化建设的观点，对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