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国资管理体制”的十点担忧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并没有按照资产的属性甄别对待，在管理上也没有完全按照价值管理的基本要求去建立组织、确定管理办法，所以，十几年的探索，在取得经验和成绩的同时，也有很多低效率的情况。

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我非常欣喜。但由此也引起我对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思考。

能否按照资产的性质，进行甄别管理，并建立不同的管理体系和不同的评价体系。我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资产是竞争性国有资产，无论从形成的原因看、还是从现状看，它都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中由政府管理的国有经济成分。这部分资产如果继续由政府来管理，继续把对竞争性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职能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的职能之一，国有资产管理在制度层面就缺乏获得最大效率的保证。

资产管理的本质是价值管理。投资者应在尊重《公司法》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按照是否有利于国有资产价值最大化的原则确定对所投资财产的监督管理程度，确定对所投资企业内部运行过程的监管方式和深度。也就是说，对企业的资产管理是有弹性的，是针对企业实际的，是以最大限度保证资产增值为目标的，而不是制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审批模式，把企业全部控制起来。后者是“计划经济”方式的资产管理。然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以往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管理。我们所熟悉的，是资产管理的行政方式，也就是我们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对于这些方式，国有企业的评价并不高，很多经营者认为常常是捆住了企业的手脚，降低了效率。那么，我们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管理方式上能否取得突破呢?是不是再翻一次牌，或者重新分配一次权力呢?

在管理经验不足、人员准备不够的情况下，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如果采用“刮风”的方式进行，势必是雷声大但效果差，违背我国“渐进”改革的基本原则，最后会做成一锅夹生饭。在最近的讨论中，有许多声音都在强调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尤其是在我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形势下，更是要以一种“只争朝夕”的态度来推进这个工作。我认为，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这是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毕其功于一役”。国有资产在我国，很有可能是一个长期存在，因此管理体制的建设应该有一个长远打算。体制建设重在实效，应该有一个工作计划，不能指望一次制度创新就能够解决全部关键问题。

接下来的三点是关于队伍、激励和约束问题的。在竞争性行业中建立一套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一件既无古人，又无同路的艰巨工作，是历史交给新世纪中国人的一个任务。那么，能否把这个创新性工作完成好，在技术性环节上就要看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好的管理队伍，能否通过恰当的激励来保证这个队伍的工作效率，能否通过严格的约束机制保证这个队伍的廉洁。

我们能否围绕新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立一支好的管理队伍。任何事都是由人来操作，由人来实现的。所以，在一套新的管理体制被推出、一个新的管理机构被建立之后，他们是否运行得顺畅有效，在很大程度上，除了要看新的制度或机构在设计和安排上是否合理之外，关键还要看能否聚集一批在相关工作上最有智慧的人来取做这件事。应该看到，虽然在我们的体制内有很多精英分子，但是，在长期的行政工作中，这些人已经不善于进行类似于价值管理这样的工作，他们的棱角被磨平，他们的专业能力在蜕化，他们虽然有学习的欲望，但是受到的限制非常多。显然，不加筛选地使用这些人是不可能带来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脱胎换骨的变化的。那么，怎样调动这些人在岗学习的积极性，怎样安排他们的学习?另外，又应该怎样吸引更优秀的人员进入到国有资产管理的行列中来呢?

能否打破常规，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建立按业绩付酬的激励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当成政府的公务员来对待，在报酬制度上，也一直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虽然有“年薪制”等探索，但总体说来还非常不够。由于在报酬制度上没有突破，国有资产管理者与国家的关系一直不是以“功劳”来论的，并且也不是以贡献和报酬等价交换的关系，所以，管理性劳动没有办法通过合同进行管理，国有资产和企业的管理人员类比于政府公务员的终身制，至今仍无法打破。我认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建立起“公仆”的劳动也要进入市场这一观念，逐渐打破国有资产管理者报酬上的“公仆”水准，并且要加大国有资产经营者的“失败”惩罚。

能否有效解决国有资产运营过程中的监督问题。长期以来，关于国有资产运营的监督权力一直是一种“特殊权利”，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公权”。这种权力的性质，是由国有资产的属性决定的。只要监督权是“公权”，那么，就应该建立一整套有助于“监督权”行使的制度安排。这包括：应该明确全体社会成员的知情权、建立国有资产经营的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报告的制度；围绕国有资产犯罪的立案侦察和诉讼制度；以及对国有资产犯罪的惩罚制度。

对“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最后四点并非来自于操作层面或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源自于我对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基本逻辑的认识和理解。往高一点说，是源自于我对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家战略的思考。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经济有着它常独特的经济逻辑，这些逻辑至今也在发挥着作用。虽然我们现在名义上是搞了“市场经济”，但是，由于这些逻辑的作用，我们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相同的组织架构，但在运行结果上，我们的社会经济也呈现出许多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情况。另外，虽然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只意味着国家间的竞争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势，国与国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在考虑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我国社会经济逻辑的特殊情况和在新国际环境下的国家目标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敢断言，如果我们在今天讨论国有经济的范围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时候，对上述问题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

“全球化”时代是否还有“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的概念，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强调国家经济力量、保护民族经济的观点，道理也相当充分。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入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保持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国有企业是这样的载体吗?国有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是保持中国国家实力的载体?国有企业必须要进行何种改革才能完成它的使命?商人的目标是盈利、是积累财富，当一国的骨干企业更多地是被短期盈利的目标所驱使、而不是在复杂国际经济环境下以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为使命，那么，这个国家该如何在强国之间立足，如何对付列强?我认为，今天讨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必须要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立论，应从国家战略、国家实力的高度来思考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凭着“一相情愿”的幻想来设计和推进改革。

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任务定位应该是“管理国有资产、并根据国有经济的实际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而不应该以“简单地减持国有资产”为主。当前似乎已经形成了“要大量拍卖国有资产，以国有资产减持和退出为主”的舆论环境，如果对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倾向不加以控制，不能对“国退民进”的过程和节奏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加以把握，不能对国有资产调整的每一个细节加以有效管理的话，完全有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国民福利的一次大流失，影响中国的国家实力，并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平，加大贫富差距，加重社会腐败。

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立法”过程来进行的。我国虽然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大多数国有企业也都早已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生存，但是，我国至今仍然没有一部处理国有资产运行过程中矛盾和问题的法律，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经营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如果这样一个问题不抓紧解决，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就不可能规范进行，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边界，说到底是由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界来决定的。这包括：我们的政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定位，干部制度的改革，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刚性的打破。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有所突破、不能进行更为科学的设计，什么样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都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在国有资产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考验，实际上是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建立起一个能够不断打破利益刚性、持续创新的机制，在不断的利益调整过程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是准备不足的。（本刊有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