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行草书风格的形成 过程及其对现世之启示

时间:2022-09-06 06:37:22

王铎行草书风格的形成 过程及其对现世之启示

【摘要】王铎的行草书风格在书法界的影响可谓煊赫,然而如果仅就表象进行研究,很难深入理解王铎行草书的风格。确切而言,对于王铎行草书风格的研究应当同时关注其风格的形成过程,这样才能理解其内涵。研究王铎行草书风格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其对行草书风格中对二王书法的独特诠释,发掘其开放性取法的价值,以及探讨王铎行草书取法方式的延伸性;王铎开放式的独特取法,亦或是其鲜明的行草书风,都是以自己的书学观念为基础的。这是一条正确的书学之路。

【关键词】王铎;行草书;形成过程;隶书

【中图分类号】J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3-0114-2.5

一、研究王铎行草书风格形成过程的意义

(一)对二王书法的独特诠释

王铎毕生的心血倾注最多的还是在王羲之的作品上,王羲之与王铎是否是血缘同宗,现也无据可证。“王铎一生执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但是也会令我们感到一些疑惑。王铎大量的临王作品与原作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而王铎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诠释王羲之的,这种方式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王铎所能看到的二王法帖基本是刻帖。实际上,在明代,二王的摹本已经非常珍贵,可以说王铎所临基本为刻帖。正如他在《跋二王贴》里所说:“不悟双钩刻经数手,摹本己儿千年矣,去原墨迹止十之三。望画中龙,即真龙也,真龙乎哉?”

在《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王觉斯是自认为直接承袭二王的,但是他之‘独宗羲献’,实际上是接受了唐、宋化了的晋人。所以他的作品更多的是米南宫、颜平原、李北海、怀素等人的影响,而在空间的处理上,似乎颇有旭、素和黄鲁直的影子在。”透过这段话我们或许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王铎是经由唐宋这个阶梯而上溯到二王的。由于王铎曾今在翰林院任职,有机会目睹唐宋真迹,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机会。“观米海岳书,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去”。“余经见内府米真迹书启约千余,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如此。”这两段文字是王铎在观米芾法帖后的感受。首先说明米芾之书源于晋唐,由王献之、虞世南、柳公权变化而出。其次,在王铎眼中米芾是对二王最好的诠释,自然经由此便可以得窥二王门径,潜心修炼,终成正果。

(二)开放性取法的价值

书法风格的形成,是一系列过程的积累。积累审美,积累体验,积累技法,积累语言,也积累着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融合,最后是自我的生成。王铎用他的书法实践告诉我们书法是一种修炼,绝不是简单的描摹和拼合。同时,这也说明了王铎取法范围的宽广,以及在取法上的开放性。

当我们对王铎行草书风格的形成做细致梳理时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他对二王作品的临习方式,说明他有自己独特而明确的视角。绝不会为了单纯字形的描摹,也没有对二王书法做“家奴式”固守,而是从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从他对唐宋诸贤的学习,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行草书的风格有着较为明确的把握。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如何获得相应的养分。当然这一切都与他自己对书法的理解有关,即他自己的书法审美决定了他取法的开放性。这一点下面会单独论述。一个个性鲜明的书家必定会有较为强烈的创造欲望,而这种创造性就觉得他不会固守一家,他的取法必定是多样的,而且是明确的。这也就是王铎开放性取法带给我们的思考和意义。

(三)对王铎行草书取法方式的延伸性探讨

由王铎的开放性取法方式来看,他既不会固守某一家;同样,他也不会固守某一种书体。正如上文所引清人张庚所言,王铎书“法兼篆隶”。对篆隶笔法的吸收及运用,最终成就了王铎沉雄的行草书风。对此进行探讨,对我们的启示或许更多。但是我们所能见到王铎的篆隶作品十分稀少。隶书墨迹仅见《三潭诗卷》和《五言律诗册》。在王铎的作品集里也都有收录,可见人们是关注到王铎的隶书的,但是对这件作品的认识多停留在一般的分析上,而没有与王铎整个的书法世界相联系。如黄思源主编的《王铎书法全集》中讲到王铎的隶书“字体保持着隶书的扁形,然已去方而变为圆势。点画也减弱了蚕头燕尾的波磔撇捺,而多楷体的方折或圆劲。……而与汉隶相去甚远,较接近于明隶。”人们对王铎隶书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概念的层面,较少深入探讨,而这种探索对理解王铎的行草书风格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唐人的隶书《叶慧明碑》和《石台孝经》中的选字

唐人隶书可以说是十分规范的,正因为规范,所以少了汉代隶书的质朴和灵动。因此,现在人们很少以唐隶作为范本。不可否认的是唐隶在点画形态上还是很标准的,但由于历史的缘故,唐隶不可避免地受到楷书的影响,已经很难高古了。这一点在一些楷书名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比如欧阳询。

再看唐欧阳询的隶书,楷化就十分严重了。这是欧阳询书《房彦谦碑》中的选字。可以说除了有意做出来的隶书点画,结构和韵味都已经是楷书啦。唐以后的隶书基本都是如此。

依照现代人对隶书的认识,这已经算不上是隶书。因为除了对点画的强力描摹之外,实在没有了隶书作为一种书体所应具有的内在规定性。笔法(隶书)已经丢失,横折处再明显不过地显示着这种书写方式是由楷书变化而来。可以对比一下王铎的隶书,无论是点画的书写或者是点画的连接,都明显区别于明代其他书家的隶书。王铎的隶书,明显吸收借鉴了米芾的作品。

王铎的隶书 首先王铎的隶书已经突破明人隶书的陈规。点画的起收笔已经没有楷书的装饰性,更多的是篆书的弹笔直过。在当时的书写历史条件下,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笔法出现。为了证明上述推论,下面我们进一步观察王铎隶书的点画,选取上图中的两个字:“药”和“雷”。放大之后,看得更加清楚。“药”字的中间部分,可以清楚的看到篆书的用笔意识。“雷”字下部的三个方框,可以看出是各有两笔完成,这种书写绝不是楷书的习惯。而且他对方框的形态的不拘一格,更彰显了他对这种书体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与明人隶书那几何式的方框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在隶书中的书写习惯和用笔方式与节奏也同样在他的行草书中有所体现,这为我们能够深入地认识王铎的行草书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二、王铎在行草书中化入隶书的意义

(一)从王铎行草书风的演变探索其对不同书法元素的融合与吸收

王铎在《自书琼蕊庐帖》再跋中说:“此予四十六岁笔。五十以后,更加淬砺,仍安于斯乎?譬之登山,所跻愈进,愈峻以旷,已经崇峰,顿俯于下。凡画以自足,皆为河伯一流。”由此可见,王铎对自己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是满意的。我们可以这样推断王铎的学书之路,四十岁以前是学习临摹期,四十岁到五十岁是探寻变化期,五十岁以后是蜕变和成熟期。其实这种分期很多人都做过,因此,不必再来论述,我所关心的各个阶段行草书的形态变化和技法层面的转变。

《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收录的最早的作品是王铎三十四岁时临王羲之《修载贴轴》的落款,另一件是临习《集王圣教序》的落款。分析这两件作品的落款是很有意思的。临草书的落款还十分稚嫩,也看不出家数。第二件临习圣教序的落款就能做到与临作的接近,这能因为所临的也是行书的缘故。再看他三十七岁的一件作品《与大觉禅师等书札卷》就颇有董其昌的味道。说明这段时间王铎取法是很多样的,还没有明确的风格取向。而在王铎四十二岁的一件五言律诗轴使我们看到另一种风格的出现。

(二)篆隶笔法在行草书中的渗入

如果翻开《王铎书法全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印象,一类点画峻拔、粗壮甚至有点不计工拙,追求强劲势态的作品在他五十岁左右开始大量出现。其草书也有了显著变化,线条显现出强劲的笔力,一扫前期笔力的偏弱之病。以草书《赠子房公草书卷》为开端,开始了个人风格的探索。

至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王铎的学书之路。他神思二王,但有深知刻帖离真迹甚远,于是才又从唐宋入手。从他所临习唐宋的作品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寻求“笔法”。因为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笔法,才能去创造出自己的书法语言。这种方法也决定了他对篆隶笔法的探索。

他在改变着唐宋以降的惯常写法。“”字和“安”字的“女”字旁的撇画,显露出隶书留下的习惯。“”字更真切地向我们表明隶书对他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年的另一件作

品《石湖帖》,更使我们想到魏晋残纸中保留的一些作品。如果我们能够剖开王铎书法的点画形态,直接进入他的内核,就会发现他的运笔的方式的独特性。不再是魏晋以来,依靠丰富的提按和多样的转折承接来塑造点画和完成书写的。王铎的用笔使得很多点画具有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又被一个字的整体字势所统一。而点画的书写是依靠顶笔反弹,中锋铺毫来完成的。

在实际的临习的过程中,如果仅仅依照楷书的笔法是很难见到王铎的庐山真面目的。在无数次的苦恼之后,你会发现,王铎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八卦阵,而他的生门就是那件“隶书”。而这种相对单纯的用笔,使王铎更能享受书写的快意,更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关注体势及空间的变化。因此,王铎的作品有摇曳多姿,恰恰是这多姿的外部形态使我们在学习时总是停留在描摹上,而难以深入其神髓。

三、书学观念对其行草书风形成意义的思考

我们前面讨论过,王铎虽然称自己“独尊羲、献”,但其取法范围却是十分广泛。加上其“一日临贴,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的书学实践,使得他卓然成一大家,终能书史留名。但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在终日不断的临习之中,王铎到底如何吸收和取舍他所临习的法帖。如果没有取舍,临习有何意义。可以说没有自己的审美取向,便不可能有自己的书法风格。那么王铎的书学思想与他的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而且这也是根治流行书法的良药。

我们前面谈到隶书在王铎书风形成中的作用,这里我们再看看王铎对隶书的认识。在《三潭诗卷》后面王铎写道:“予素未书隶,寓苏门始学汉体,恨年异壮,学之晚。”可见,如果早一些学习隶书,自己可能成就更大,颇恨“学之晚”也。在《拟山园帖》中也有记述:“弟诗已成,拨事力疾,勉效汉隶,细书笼头付速,使第虫响,不足观也。“勉效”说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说明隶书对他的重要,以及他对隶书的推崇。“赐来古隶皆是汉人,不若唐之奔且侈也。欲袍纷向此帖礼拜。”王铎对篆隶推崇的原因是,他认为“晋小楷法皆本篆隶,不作近俱薄态。”“书法大有源流,何之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坡坦而己。”秦汉本就注重气象,王铎以之为源流,正可说明他对雄强、苍浑书风的追求。

我们列举王铎的这些书论,旨在说明无论是王铎开放式的独特取法,亦或是其鲜明的行草书风,都是以自己的书学观念为基础的。而这一点是对王铎行草书风研究获得的最为重要的启示。从王铎的书论可以看出王铎对书法的追求,在于阴阳变化的自然之道。随心而发,书写性情,求书中之万千气象。没有明确的书学观念,怎会有自己独特的书风,只能是随风漂流。我想王铎通过他的行草书风,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其艺术的魅力,更是向我们展示一条正确的学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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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潇潇(1991- ):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研究方向:书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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