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庄子的艺术精神

摘 要： 本文列举了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对庄子艺术思想的研究，从人生观、生死观等角度展现出庄子对万事万物博大悦纳与善意的精神境界，分析了庄子“至乐”天乐与儒家仁义之乐的区别，消除了人们对庄子“消极避世”的片面理解，探求庄子特立不羁的外表之下掩藏的艺术精神。

关键词： 艺术精神 道德 圆满俱足 境界 自由

一、“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

他一会儿是尖锐无比的人生解剖师，一会儿又是沉湎往事的诗人，一会儿是濮水上悠游的垂钓者，一会儿又是土屋前闲坐的穷汉。有时他去远游，有时又安坐家中，洋洋洒洒地记录自己的思想。他太丰富，太浪漫，太抒情，太不拘一格，同时又行踪不定①。

庄子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奇怪的一位先哲――他隐逸山林，对宇宙自然却有着超然的大智慧；他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追求对象，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至高的艺术精神。他“无欲无求、崇尚无用”的风格，被千千万万代后人揣测又推敲，也不知是否有人真的了解他的内心。

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徐复观先生将他写庄子的一章命名为“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作者在自叙中曾说道：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②。

由此可见，庄子的艺术精神其实是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最本质的思想。艺术的核心是“美”，故最高精神同样也是最美的。中学时读《庖丁解牛》，便觉得字里行间都充盈着一种和谐的美感，“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p，砉然响然，奏刀d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③。

我猜测，庖丁解牛时可能并没有刻意追求奏刀之声的动听，然而正因为他所向往的是“道”，是“目无全牛”那炉火纯青的熟悉，故人与牛这两个个体之间的对立能够消解；许多遍的练习使他可以轻松地让自己的双手为心灵所驾驭，操作时不需以目视而只以神与牛相遇，解牛的过程不复有任何阻碍，成为纯粹自然的过程。因此，解牛之声“莫不中音”，解牛的动作才能“合于桑林之舞”。无欲无求又看似无用，却“不期然而然”地获得了极大的美感，这正是庄子全部思想的一个重要特性。解牛事虽小，却从中可见宇宙万物运行之机理――万事万物之“巧”皆应以与自然造化相协调为最高之境界，非刻意，不造作，不为小节耗费气力，方能将身心托付于对大善、大美的追求，获得与造化同工的大巧。

二、庄子与儒家的关系

先秦诸子的思想理论对华夏影响最深刻的应当说是儒家。庄子对儒家并不排斥，甚至在很多方面受其影响甚为深刻。但从艺术角度来看，儒道二家仍然有本质不同，孔子对于音乐艺术，是一开始便下意识地将其作为完善人格、提升修养的途径；而庄子的艺术思想中则不存在这种目的性，艺术对他而言，只是纯粹地为了“怡然自得”，享受精神自由。如在“乐”的问题上，徐复观先生曾将两种思想作了比较：儒家也重视乐，但儒家对己是乐，对天下国家则是忧；所以孟子说：“故君子无日不忧，亦无日不乐。”因为儒家的乐来自义精仁熟。而仁义本身，即含有对人生不可解除的责任感，但庄子之道是艺术精神，要从一般忧乐中超越上去，以得“至乐”、“天乐”，这便不同于挟带有责任感的仁义之乐④。

对于人世，儒家要给予“救济”，道家则寻求“解脱”。从道德伦理角度看，似乎前者较好；论艺术精神，又数后者更佳。很难说两种思想哪一个更高明，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它们发挥的作用互不相同又互为补充――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做人、治学与出仕时的道德准则，道家的精神则在绘画、诗歌创作中被不断传承和创新。再具体地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儒家的教化是身处人事之中时对自我的规范；道家营造的境界更像在喧嚣、争辩之外，每个人心里一处隐秘的世外桃源。

三、庄子的艺术思想对他人生观的影响

庄子的艺术思想同时影响了他的人生观。谈到人生，艺术与道德又出现了一些极为统一的特征，比如，对自己与一切人和物的平等看待：“寓诸庸”是自己虚静之心，超越了、也是摆脱了世俗以自己的才知为“用”为“成”，超越了、即摆脱了以一时一地的结果为“用”为“成”，而发现了每一人、每一物皆有其自用、自成，且无用于此者或有用于彼，毁于此者或成于彼，所以便将自己对人、物之态度，寄托于各人各物自用自成之上。“因是”、“寓诸庸”，实际是一种人生态度的两种说法，即是此处之所谓“不谴是非”⑤。

对徐先生的这段论述，我实在是极赞同不过了。庄子涵融万物的“不辨是非”与鄙薄之人的“不辨是非”如此容易被混为一谈，而我曾经是那自以为具备了庄周精神的“鄙陋”之人。看不懂世俗，辨不清是非，面对纷繁的世界选择了躲避，便自以为是那潇洒的隐逸之士了。殊不知这只是他精神的最表层罢了，其对万事万物博大的悦纳与善意，并不是仅仅逃避了世俗就能达到的境界。

庄周的生死观除却对命运的无奈与“精神不灭”的观念外，又落到了“物化”之上：物结乃生于“虑”，虑便有计较之心，计较必生哀乐之情。虑是生于心知的作用。物化是因为“忘”：梦为胡蝶而当下全体即是胡蝶，即忘其为庄周……这才能随物而化，以生死为一条……物化的境界，完全是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因为是物化，所以自己生存于一境之中，倘然与某一物相遇，此一物一境，即是一个宇宙，即是一个永恒。化为鸡，即圆满俱足于鸡；化为弹，即圆满俱足于弹。既圆满俱足了，更从何处感到有难填的缺陷，而发生超越于当下一境一物之上的神力的要求？更从何处感到“死生事大”，而要求从轮回中解脱呢？所以庄子的生死观实际是由艺术精神发出的艺术的生命观⑥。

艺术的吸引力，大概就在于它以一种极具美感的方式回答了道德不能回答的问题。即便是最高的道德，使人在临死时有视死如归之感，也不能摆脱“死生亦大矣”的痛感，然而艺术却创造出这种“圆满俱足”、“超然物外”的意境让人觉得死甚至比生来得更纯粹，庄子这样将整个生命托付自然的艺术家尤其――人间本就布满丑恶，难以依托，人死亡之后，反而与大美的自然贴得更紧了，他的身体融于大地，他的意识呢？是消亡了，还是说彻底与自然造化相协调了？由此看来，人们在死亡面前表现的恐惧绝望倒显得难以理解了。

人们对庄子往往有“消极避世”的印象，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庄子其实是决无意排除“人间世”的。然而艺术是纯粹的美，人世却是罪恶成分多，那追求自由纯粹的艺术精神，在这多苦多难的人间世界――终究是安放不稳的。人们只看到了庄子隐逸孤傲的一面。然而当他站立于万物之上时，他展现出的美感会如雨露一般，洒落世间，润泽万物，受到感召之物，皆会呈现出其最美好的一面：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⑦。

“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正是神人对世间的恩泽。庄子给人们留下消极避世的印象，也许是因为他主张破除是非好恶的世俗感情。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按：《庄子》一书的“情”字，有两种意义。一是由欲望心知而来的是非好恶之情，这即是上面所说的“无人之情”，庄子以此种情足以内伤其身，所以要加以破除。极其至，是“死生无变于己”。另一是与“性”同义，指由人之所生的德，人之所生的性的活动而言⑧。

忘了知欲，忘了自己，与万物相融，实已将天地万物涵于自己生命之内，只剩下与宇宙相连的静谧博大的情感，不再被一己之好恶所伤，这便是庄子“圆满俱足”之境地了。对于庄子否定的世俗感情，儒家的态度则是给予充分的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就向我们揭示了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差别。要成就艺术人生，大概不得不摆脱道德人生的某些内容。

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使日夜无S，而与物为春⑨。

这是庄子眼中“得道真人”的模样。心志纯一不杂，不受欲望之扰动，喜怒与自然一致变化，这即是“圆满俱足”。但他的特性还不止这些，“与物有宜”，“与物为春”这样的字眼，让我们领会到“至善”与“至仁”的境界。用徐先生的话来说，即是“最高的艺术精神，与最高的道德精神，自然地互相涵摄”。也许不论道德还是艺术，当到达最高境界时，呈现出的都是一种忘我的姿态，将个人的生命全部交付于广袤的世界，在他人看来正是以个人的生命囊括了整个宇宙吧。

四、结语

庄子是战国时期的宋国人（今安徽蒙城），宋国是周代的后裔，庄子因此得以接触周代保存下来的典籍资料。但他早年的生活又是十分动荡的，庄子早年系出楚国贵族，后因楚国动乱迁至宋国，而宋国在当时又常常成为各国的战场，战乱不止少有安宁。大概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庄周的性格――抨击权势，一生在政治上隐没无闻，精神生活却极为丰富：读书、周游、辩论、遐想，并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在了解了这些之后，我对于庄子为何厌倦政治、认为孔子游说诸侯的行为是“不可为而为之”有了更多理解。而那至纯至美的艺术精神必是经历了许多坎坷才得以成就的。对于他，除仰慕之外也多了些怜惜――想起他漂泊不羁的身影，风一更，雪一更，踽踽独行，眼前闪现的图画也蒙上了一层悲剧性的美感。但庄周终究是不需以世俗眼光判定的，世人眼里的孤单之行，他反倒悠游自适。庄周始终站在遥远的地方，看我们如何将他的思想当成实验对象去探索发现，又如何将各色标签贴于其上，并狡黠地冲我们微笑。也难怪，他从一开始就什么也没想得到。

注释：

①凤凰卫视《庄子逍遥谈》开场语.

②《中国艺术精神》自叙第三页.

③庄子・庖丁解牛.

④中国艺术精神P65.

⑤中国艺术精神P108-109.

⑥中国艺术精神P113.

⑦中国艺术精神P74.

⑧中国艺术精神P93.

⑨《庄子》中《大宗师》二三零―二三一页.《德充符》二一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