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与蒙马特高地

去蒙马特高地，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到那里的咖啡馆坐一会儿，喝杯咖啡。因为那里曾经容纳了上天给这个世界的一大批艺术家。雷阿诺、凡・高、高更、马奈、毕加索……他们都在这里度过他们年轻的、默默无闻又充满幻想的时光。卢梭、左拉、雨果都曾在这里流连，寻找他们的灵感。据说，毕加索刚到巴黎不久，他和几个年轻朋友经常到这里的跳兔咖啡馆消遣。那时他们还没有名气，口袋里没有几个钱，很穷，几个人待一个晚上，只用一瓶啤酒、一份火腿肠。

一定去咖啡馆坐一坐，喝杯咖啡，还有另一个原因。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标志着中法正式建交。那次，总理没有去巴黎，他委托使馆工作人员设法找到一家名叫奥罗里的咖啡馆，替他还清当年他赊账喝的一百多杯的咖啡钱，再送另一家拉丁区的咖啡馆三百盒香烟，也是用来抵偿当年的欠账。这个故事，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这些咖啡馆见证了当年中国青年人在法兰西探索和追求的岁月，见证了留法学生跋涉的艰辛。

这个蒙马特高地我最先是在艾菲尔铁塔上看到的。我们站在铁塔第三层上，巴黎的朋友指给我看，说那高高的就是有名的圣心教堂。圣心教堂周围就是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是白色的。我们是傍晚去的，有嫣红的晚霞，但晚霞上面是一大片乌云。乌云作背景的圣心教堂，白得更加夺目，仿佛大海中的一艘大船。教堂前面是高高低低的建筑，小径穿插来去，这里一个画像的，那里一个拉琴的，教堂里传出大风琴的美妙声音，咖啡馆比比皆是，让人觉得舒服。

那些年轻的未成名的艺术家，在那里生活得窘迫而潇洒。他们比着作画，追求着出新、出美，追求着个性。毕加索在那里潜心追求他的立体主义。他艺术生活中的“粉红时期”“蓝色时期”，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他的名作《 阿维农少女》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

马奈的那幅引起争论的《草地上的午餐》，也是在这里完成的。画中两男两女在草地上聚会。男士衣冠楚楚，两个女士一个正浴罢穿衣，一个，和两个衣冠楚楚的男士坐在一起，让人感觉很是特别。原来，马奈试图打破绘画中只有天神可以展现的传统。据说，拿破仑三世看后大为恼火，认为“这画是不道德的”。但那时的环境还是宽松，没有因为皇上不喜欢就要求作者销毁。

凡・高的弟弟提奥是一个青年画商，他喜欢这些并不出名的青年画家的画，总是支持他们，所以很得这些青年画家喜欢。他把凡・高引到蒙马特后，介绍他看了许多青年画家的作品，如劳特累克、高更、修拉等等。凡・高在那里看到的“正在墙上冲着他发出欢笑的画，是他从未见过、也从未梦想过的”，他震惊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色彩和光，还有这样的画法！傍晚，提奥回家了，发现凡・高还坐在地板上发愣。提奥说：“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大吃一惊了。那是可怕的，是不是？我们正在几乎一切被奉为神圣的东西。”

凡・高截住了提奥的目光，很严肃地说：“提奥，为什么你没告诉我？我为什么不知道？你让我白白浪费了整整六年的时光啊！”面对这些青年画家的创新，凡・高颇为沮丧，深感自己的落伍。

弟弟安慰他，说他的作品已经很有成绩。凡・高表示，要学习这些印象派青年画家的表达方式：“我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 《草地上的午餐》

于是，第二天，他便提着绘画材料到弟弟指给他的画室学习。受印象派的影响，凡・高的画风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一句比喻说，是印象派在凡・高的绘画生涯中打开了一个手电筒，从此照亮了凡・高的画。

凡・高对绘画是十分热情的。他为了让人们了解他所崇拜的青年的画，推销他们的作品，便积极发起组织展览。他们没有钱，租不起展馆，便与饭馆老板商量，把他们的画挂在饭馆的墙上。老板同意了，条件是晚上他们一定都得来用餐。但是，直到晚上八点半，顾客结了账，一个个都走了，一幅画也没有卖出去。老板过来说要关门了，他们只好从墙上把画又一幅幅取下来，放到手推车上，推回家去。那些画后来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可惜当时无人赏识！ 凡・高自画像

……这些事都发生在蒙马特高地，发生在那一个个咖啡馆、饭馆中。

凡・高在这里挣扎的经历，让我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美术青年奔赴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情况。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常书鸿、刘开渠、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这些今天绘画界的大师级人物，也就是在这里摸索、探寻和学习的。那里的学校管理很宽松，交了学费，便能领到随时进出博物馆、美术馆的出入证。中国的学子们如鱼得水，每天在大师们的画作前观摩。徐悲鸿出国前业已成名。到了巴黎，他十分刻苦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他就教于法国的艺术大师，遵循“勿慕时尚”的教诲，刻苦钻研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他上午听课，下午画模特儿，晚上拜访画家，一丝不苟地学习，坚忍不拔地训练。他努力汲取西方艺术的写实主义的内涵，想用西洋写实艺术来改造、充实中国画。他回国后，实现着自己的追求。林风眠，则走了另一条路。出国时他刚刚19岁，并没有一定的观念和计划，到了巴黎，一下子就被塞尚、马奈、马蒂斯这些印象派大师的作品所吸引，每天在博物馆参观、浏览，完全不顾学院派的嘲讽。他追慕西方印象派画风，吸取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和讲究境界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新的画风。这一批青年才俊在巴黎的奋斗，和凡・高、塞尚、马奈的经历多么相似。成长的道路各种各样，有奋斗追求、开拓创新的精神，再加上自由探索的环境，总能成才。

我们走着，捕捉着每一个咖啡馆、饭馆的招牌，心里想，说不定哪个咖啡馆、哪个饭馆会走出高更、毕加索、修拉来，会走出卢梭、左拉、大仲马、小仲马来。雨果在这里停留过两次，如今在蒙马特高地还耸立有雨果的塑像。

……一杯咖啡终于喝完了。这里的咖啡很贵，容不得我们再在这里流连。我想起可怜的凡・高。他的画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品，大家排着队等着看他的画展，他的一幅画都能卖到几千万美金。而当年，他却被住地居民驱赶。他穷得不敢住6法郎一天的宾馆，等帮他介绍宾馆的人走后，自己悄悄搬到3.5法郎一天的客栈。他说：“我又不是资本家，怎么住得起那样的房间？”

为什么？为什么伟大的天才在他活着的时候，就那么不易被人们认识？

但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毕竟有让我们感慨和欣慰的结局。他们太超前了，我们跟不上。等我们认识到的时候，他们只有在天堂里微笑了。 《渴望生活――凡・高传》及其作者欧文・斯通

凡・高死时，室内什么也没有，棺木放在饭馆的弹子台上，牧师也没人想起去请。凡・高的好朋友、经常给他看病的医生伽赛哭着说：“咱们不能就这样让他走啊！”他把凡・高住室里的画全部取来，又让他的儿子回家把凡・高其余的画取来，几位从巴黎赶来的凡・高的画家好友，急忙把这些画挂在停放棺木的房间的墙上。

于是，“凡・高那些充满阳光的画，使这死气沉沉的昏暗的饭馆顿时变成了光辉灿烂的大教堂”。

凡・高曾抱着他的刚诞生不久的侄子对他的弟弟说：“我们能在身后留下什么呢？你用你的血肉创造……我则用颜料创造。”

凡・高37岁时死在巴黎附近的瓦兹河畔美丽的奥维尔小镇。他真正的创作生活只有10年，但他却留下了900幅油画、1100幅素描。算下来，他平均每年有200件作品问世。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非凡的美，留下了光辉灿烂。

最让我激动的是，《渴望生活――凡・高传》的作者、美国人欧文・斯通在1982年专为该书中文版写的“导言”中介绍说：

1934年1月1日，（我的书）出版即日，我曾试向该社负责人表示谢意。他神情阴郁地回答：“我们印了5000册，我们还在求神保佑。”

他求的那个神算是求对了。据最近的统计，《渴望生活》已经翻译成80种文字，现已销出2500万册，想必也有这么多的书被人读过吧。

最后，欧文・斯通非常肯定地说：“不过，永远要记住，是文森特的身世打动了读者，我只不过以小说形式再现了它。”

蒙马特高地引起我的思古幽情。我到那里坐一坐，喝杯咖啡，以寄托我多年来对当年活跃在这里的艺术家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