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6 02:02:47
李诗敏（化名）在放弃抚养权与监护权的协议书上果断签字。
2013年11月27日，这位年轻的妈妈将自己1岁多的女儿小文文（化名）交由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收养。通常而言，中国福利机构只会收养弃婴和孤儿，如小文文这样，生母健在而被收养的，此前并无先例。
不过，就法律而言，此类收养本有依据。《收养法》第四条规定：“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被收养，但由于缺乏操作细则，这一通道基本上被封闭。
打通这一通道的，是一份民政部尚未下发的《关于规范社会散居孤儿和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涉外送养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对“散居孤儿”和“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两类群体的收养程序和要求做了详细说明。
目前《通知》并非正式文件，有望于2013年底正式出台。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提前得知文件内容，因而选择和李靖雯签署抚养权与监护权的转移协议。
“我们这次也是探索，出于‘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我们愿意做这个‘吃螃蟹’的人。”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唐荣生说，“我们不想到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再伸手，更不希望‘南京吸毒母亲饿死孩子事件’的重演。” 曾被忽视的群体 现行《收养法》虽规定，“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被收养，但由于缺乏操作细则，现实中难以落地。
32岁的李靖雯是深圳本地人。因早年父母离异，她12岁就开始走上社会。据李靖雯自述，她从13岁开始接触，吸毒史至今已近20年。15岁时，李靖雯逃离深圳，开始第一次戒毒，但不久后复吸。此后的日子就是在反复戒毒、复吸中度过。
“我戒毒的次数可能不少于50次。”李靖雯回忆。而她的母亲给出的是另外一个更惊人的数字——100次。从未真正远离的李靖雯有1.76米的个头，但体重只有48公斤。
李靖雯现在与53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女俩租住在深圳关外的房子里，依靠母亲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一年前，李靖雯意外怀孕，但却说不清孩子的父亲是谁，她唯一确定的，是某一次在酒吧里吸毒后，和陌生男子发生了关系而导致怀孕。
最终，李靖雯选择把孩子生下来，此后，小文文主要由李的母亲照顾。就在前不久，李靖雯的母亲被查出身患癌症晚期，如果失去了母亲，从未真正有过一份工作的李靖雯意识到，自己根本无力抚养文文。
11月3日，走投无路的李靖雯第一次来到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要求放弃对文文的抚养权与监护权，但她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无此先例，福利中心爱莫能助。
“我们之前没有碰到过这种先例，所以刚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 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唐荣生说，“按规定，我们只能收养被父母遗弃的弃婴、弃童，通过公安审核、出具证明后办理收养。可是，具有明确监护人，却被主动放弃监护权的孩子，我们能不能收留？哪个部门能办手续？现在的法律并没有规定。”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研究中心2011年的数据，类似小文文这样的“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全国总数为57万-58万人，已非常接近61.5万的全国孤儿数目。
所谓“事实无人抚养”，指的是儿童父母双方或一方仍然在世，但是无法、无力或不适合抚养儿童。这一概念第一次被官方正式使用，是在2006年民政部、中央综治办等15部门《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中。
而现行《收养法》第四条虽规定，“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被收养，但由于缺乏操作细则，尤其是对“特殊困难”“无法抚养”并无界定标准而难以落地。
事实上，这一群体始终徘徊于救助范围之外。 填补漏洞
值得欣慰的是，“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已逐渐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2013年初，民政部启动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试点，重点关注到了困境儿童家庭和困境儿童。在这个试点中，将困境家庭儿童分为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儿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父母强制戒毒、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困境儿童则被分为残疾儿童、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三类。
“由于试点刚刚启动，很多事情都还在探索。而仅从这个分类来看，如小文文这类父母吸毒但没有被强制戒毒的也未能纳入救助对象。而另外一个群体，即是遭受父母虐待的儿童群体，也还没有进入到救助对象中。试点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说。
而此次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最终决定收养小文文，依据的则是民政部的《关于规范社会散居孤儿和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涉外送养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对“散居孤儿”和“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两类群体的收养程序和要求做了详细说明，可以视作《收养法》的细化和补充。
据知情人士介绍，民政部于2011年即开始酝酿这份《通知》。根据现有的文本，《通知》对送养的工作程序、送养人和收养人的确定、如何实施与监督均做了详细要求。
《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散居孤儿和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其监护人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可以变更为福利机构，且福利机构可以接受监护人的送养意愿。
《通知》还规定，送养人在向户口所在地的省级民政部门提出送养意愿时，须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本人的身份证和户口簿、被收养人的户籍证明、监护人同意送养的通知书。民政部门对送养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报送至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批准，最终凭借“送养通知”，完成送养。
此外，送养人还必须提交“特殊困难”以及“无力扶养子女”的证明，包括法院对监护人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判决书、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大病证明、县（区）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残疾证明、生父母双方所在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的有关证明。 监护权之重
其实，按照国外的做法，类似李靖雯的情况，已不具备监护人资格。即使其不主动放弃监护权，由政府建立或是授权的儿童保护机构，都将会介入救助。
但中国在立法和司法理念上普遍认为未成年人监护是“家事”而非“国事”，国家监护制度始终存在空白。
目前，中国涉及监护权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两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通则》。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提出，如果父母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或者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民法通则》也有类似规定。但由于强制报告制度缺位、提起此类诉讼的原告资格规定不清、撤销资格的前提条件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安置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原因，在现实中很少出现剥夺监护权的案例。
“严格说的话，这个程序如果要起到应有作用，在各个环节方面，应该更完备一些。”张志伟说，“因为毕竟涉及到监护权这一基本权利的转移，这是影响到家庭和孩子的重大事项，肯定不能像现在规定这么粗疏，如参照国外一些可行的经验，则有一些空白环节需要填补。”
在张志伟看来，最先要解决的就是评估的问题：“父母是不是已经没有监护权资格了，评估的标准和主体，都未能明确。而美国则有专门的社会组织做这种评估，而不是由法院来做。”
除此之外，“还有矫正的问题，不管在哪个国家，肯定是原生家庭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短时间把孩子监护权转移之后，还要对原监护人进行矫正，如果矫正效果好的话，孩子是可以回归家庭的”。张志伟说。
此外，相关法律界人士指出，作为法律的配套措施，国家应该建立替代性的监护制度，明确具体干预措施，包括应急措施、监护权转移、指定寄养或收养、发放家庭津贴等，承担起儿童监护的责任。
本刊实习生林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