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研究

合作常常被利用在各种商业发展中，然而将其引入档案工作中，特别是档案资源的开发服务中，是大有可为的。

一般来说，合作的意义之一在于合作人可以从特定的合作中获得比不参与合作大得多的收益。如果合作不产生收益，那么合作人就不必参与特定合作体。效益是合作体输出的一种形式。合作者合作目标之一是参与合作效益的分配，从本质说，合作收益是对合作人资源支付的一种补偿和回报。补偿和回报体现了利益占有的合理权益。没有合作效益，合作将无法持续。

合作开发，携手共进效益显著

事实上，在现实中合作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服务社会方面，档案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广州荔湾区政府等单位共同开发广州十三行档案，就是一个合作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服务社会的最好案例。

广州十三行是指清代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是对清代广州商贸活动的原始记录，其时间跨度始自顺治八年（1651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260年，囊括了整个清代十朝皇帝执政期间的所有机要秘案。这部分档案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已经开发出一些，但由于这部分档案材料比较零散，费时耗力，进一步开发有一定难度。此时，广州市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找到一史馆，希望开发这部分历史档案，以提高广州作为著名商埠的国际地位。这样，一史馆与广州市档案馆、荔湾区档案馆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共同合作开发出广州十三行档案，经过合作开发出的档案成果充分展现了广州作为一个著名商埠的历史积淀，从而实现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服务社会的目标。

合作开发，关联效应不断放大

合作的最初始目的可能是一个，但合作成功后所带来的相关效应已远比最初的目的放大了许多。

中央档案馆直接保存管理了我国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利用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源研究、编辑、出版各种爱国主义的书刊、音像制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与相关单位合作，发挥相关单位的优势条件，运用文献电视片的形式，从1999～2002年，先后拍摄了四部电视题材的党史、国史和军史，他们是18集文献电视片《共和国的脚步》、27集文献片《自从有了共产党》、365集文献电视片《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10集文献电视片《新四军》，以及《百幅手迹怀伟人――的110个故事》，这些电视片选用了大量珍贵的馆藏资料、手迹、照片及历史文献声像资料等馆藏珍品。运用各种创新手法，从不同侧面准确、生动、客观地反映了党史、国史和军史，及伟人高超的政治艺术、军事指挥艺术、杰出的书法艺术、文学艺术。

片子播出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档案资料凭证历史、昭示后人的独特魅力彰显无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新的贡献。

法国国立档案学院教授罗伯特・ 亨利・鲍蒂埃指出：“档案工作者所掌握的潜在情报源不能仅仅贮藏起来就行了。档案库房不光是贮藏文件的场所，也不简单地像被人称呼的那样‘历史的粮仓’。这听起来更像是诗，却不够真实。档案工作者应该尽最大可能把所有文件材料提供给尽可能多的人来利用。”这就需要不断开发档案信息资源，采取合作的方式，将丰富而珍贵的档案资源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于公众面前，使档案走向社会，服务社会，档案信息资源只有在社会的利用服务中发挥作用，才能彰显其价值所在。

“档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特性，因为我们保存的是国家的共同记忆”。“但是，档案工作者不能满足今天的信息需求，那么我们将被弃之路旁”。这已成为档案人的共识。因此，合作开发档案资源，充分发挥档案的价值，培养公众档案意识，为社会提供利用服务，已经是世界各国档案人共同面临的课题。新加坡档案馆、莫斯科档案馆作为一个公共档案馆，在合作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各有特色，值得我们借鉴。

一、 档案工作者与专业人员和竞争对手合作。新加坡档案工作者认为“档案工作者必须学着与其他专业人员和竞争对手合作，以获得支持和资金。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在思想上进行垄断。力量上的协作和联合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前，商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供应商、顾客甚至竞争对手合作和联网，以便更好地接触新技术和市场，网罗人才，增强能力。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相信，合作关系对于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削减开支的情况下达到目标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中，新加坡档案馆按照这一理念，已经开始着手在公共及私立部门寻找合作伙伴及合作机会，以保护档案，提高档案的利用，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例如，新加坡档案馆积极地与图书馆等其他信息内容的提供者携手共进，建立有凝聚力的一体化信息中心，这样不但可以挖掘对方的信息资源，还能增加档案的利用客户，这样的合作服务，一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档案工作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3年新加坡档案馆与国家博物馆在国家遗产委员会（National Heritage Board ）领导下的合并改组，目的就是通过这次合作重塑档案部门的专业形象。合作后共同使命是弘扬和保护新加坡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使得档案馆与国家博物馆双方能够将各自的服务扩展工作集中，共享资源、规划与工作经验。

此外，与新加坡旅游局合作，通过提供咨询和实物，开发新加坡历史和文化遗址，如中国城和小印度等。

与信息产业和其他信息提供者，如国家图书馆、网络出版公司一起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立了以历史为主题的网站，并制作了CD-ROM。

在合作中，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深深获益于此种合作关系，他们认识到，通过这种合作可以解决很多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知识、技术、资金等方面制约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因素。

二、 档案馆与科学学院和地方志学者合作组成联合体。莫斯科档案馆为了提高档案馆的价值，扩大档案馆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馆藏资源优势与科学院和地方志学者成立了一个科学研究集体，通过档案资源+知识+专业学者的合作模式，组成档案馆联合体，以出版书籍作为开发档案资源的有效方式。这个联合体在这样富有创造性的环境中，出版工作取得了大规模的发展。

如：他们出版了《莫斯科通史》、《战时莫斯科：1941～1945年》、《战后的莫斯科：1945～1947年》、《莫斯科和俄罗斯前线的命运》，《14～18世纪档案中的莫斯科历史》，《莫斯科的皇宫》、《莫斯科公国的创始人》。同时他们同巴黎的档案工作者合作，出版了《莫斯科-巴黎合作一百年》文集。

这个联合体将尘封于档案馆的馆藏资源――一般都是莫斯科档案馆文件集，或者是作者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编辑的文章，开发出来，在著名学者的参与下，以影集的形式出版并配有大量的插图，这些出版物不仅具有历史客观性和很高的科学价值，而且最可喜的是这些文字不是面向小范围的专家，而是面向广大读者，语言生动，十分吸引人。许多出版物作为莫斯科的优秀书籍被授予俄罗斯联邦和莫斯科政府奖金和证书。

同时他们还利用联合体的优势，在公众中积极开办讲座、论坛，在学校中开展与学生的广泛交流。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这种联合体合作方式，做到了优势互补，有效地开发了档案资源，促进了社会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加强了档案馆与公众的交往，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总之，合作使档案资源得到有效开发，使档案信息利用服务工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小范围走向大范围，使档案、档案工作更加贴近现实，实现了档案、档案工作为社会服务的目标。

由此我想到，档案人应该铭记：若想把档案变成从专业人士到普通大众都耳熟能详的名词，档案部门就要广开合作交流之门，提供积极主动的服务。

参考文献：

1《百幅手迹怀伟人――的110个故事》，《中国档案报》，2003年12月25日。

2罗伯特・ 亨利・鲍蒂埃：《档案馆的责任与档案工作者的职责》，载《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3朱燕萍：《档案馆在社会中的形象：以新加坡为例》，载《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4 同上。

5[俄罗斯]阿列克谢・基谢廖夫：《档案馆与公众交往的策略》，载《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管理系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