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中共一大的源远流长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各地的代表13名（另有2名共产国际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董必武有幸赴会。他报告了武汉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此时的他35岁，在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为第二年长者。

对于这段非常的经历，董必武永世难忘，始终心牵梦萦，尤其是建国后，更为深情系之，曾不止一次寻访中共一大会址，不仅精心审定会址而且多次感慨赋诗，他始终自觉研究和宣传中共一大。

倾力组创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共一大作出基础性的历史贡献

董必武在这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集中在于积极倾力组织建立湖北最早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董必武从幼年起就立志为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追求真理，探寻新的革命道路。他于1886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城的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18岁赴黄州参加府试中秀才。24岁时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时革命党人重要活动阵地之一的武昌文普通中学堂。25岁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坚决走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28岁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次年6月，董必武回国，到湖北在部队中策动反袁世凯的军事行动。1917年2月，董必武再次东渡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在此期间，他开始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毕业回国后，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声誉。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的爆发，给董必武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以极大的热忱和浓厚的兴趣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指导、研究十月革命和中俄两国的革命道路，从中领悟到一定的道理。思想上发生的变化，使他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者，转变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之一。

1920年夏秋之交，董必武和张国恩收到李汉俊自上海的来信。信上说，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随后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鄂州籍人士刘伯垂，带着陈独秀之嘱回汉与武汉的共产主义者共同筹建党的组织。刘伯垂回汉后，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进行联系。经过多次商议，大家对党的建设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年9、10月间，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齐聚于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叫中共武汉支部）成立会议，会上刘伯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与组织的情况，组织学习了从上海带回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十五条（这个纲领是由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起草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资产阶级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直到消灭阶级。纲领还具体规定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原则）。会议还研究了小组生活会制度，规定每周开会学习一次，每次会议都要作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与会者推选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张国恩管理财务，并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5号为小组的活动机关，门前挂着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作掩护。中共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

之后董必武和其他党员一道，做了许多有关党的建设工作，主要有：一是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很快吸收了进步学生赵子健、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师刘子通、黄负生等人加入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二是发起并成立武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主办了《武汉星期评论》（支部机关刊物），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使研究会的大多数成员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其中有的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三是组建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生和老师中先后组织了青年读书社、妇女读书社、新教育社等群众学习团体，学习革命理论，淞⒕裙救民思想；四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到纱厂、铁路、码头工人中去，宣传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提高工人阶级觉悟。1921年5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反对车行资本家增加车租而举行的大罢工。经过斗争，资本家被迫“两星期不加车租”“被捕车夫释放”。罢工坚持了一个星期，取得了最后胜利。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武汉乃至湖北地区革命发展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北，并和当地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以董必武为首的武汉地区先进分子在长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中终于迈向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从此，武汉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开了新的一页。

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并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1921年6月，董必武接到上海党组织通知，要求武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付给每名代表100元路费。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

7月23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迎来了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上海、济南及日本7个地区来的13位代表，另外加上两位从苏俄伊尔库茨克来华的外国人，共15人。在极端秘密的氛围下，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议主席这样评价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

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受大会之托，他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一份向共产国际报告的文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战斗口号，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关于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曾有过介绍。

1929年，董必武、何叔衡、三位中共一大代表聚集在莫斯科。与董必武是列宁学院的英文班同学，何叔衡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何叔衡两次听了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报告，或许是为了解中共一大的更多情况，便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

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复信，针对何叔衡的提问依次做了如下回答：

1.大会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

2.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代表（、刘仁静[后成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东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年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联合，有的主张产业联合，决议是产业联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许，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4.会场是借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的，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留着没有？）

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

这封信将中共一大的情况做了最简要的说明；该信还披露了一个信息：董必武参与起草了“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无疑，这封董必武写于1929年底的信，是中共一大代表最早的回忆文章之一，是研究中共一大的重要资料。

认真贯彻中共一大精神，积极慎重发展党员，创建湖北地方党组织

出席完中共一大以后的同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返回武汉，给湖北的其他共产党员传达讨论了中共一大决议。在律师事务所的楼上，董必武向武汉党组织全体成员介绍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况后，兴奋地说：“中共的成立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指示我们做好工作，为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而努力奋斗。”

在具体落实中共一大会议精神的过程中，董必武与其他共产党员紧密结合武汉的实际，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积极筹备并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后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下辖武昌、汉江、汉阳、江岸、徐家棚5个党的支部，并在武昌黄土坡下街设立了区委机关，董必武任区执行委员。二是以武汉中学、湖北一师等学校为阵地，以利用教授国文课的便利，在师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在学生中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王健、王秀松、戴克敏、魏人镜、陈步云、邓赤中以及王尚德等一大批党团员，然后按照籍贯派下去开展革命工作，点燃革命火种，如将黄安籍的共产党员王健等人组成中共黄安工作组派回黄安，通过创办平民学校，自学师范学堂等各种学习活动，使该地区的青年、妇女、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又组织了中共麻城工作组，派到麻城开展革命活动，同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他各学校发展的党员也先后返回各县，开展革命工作，创建党的组织。被派下去的学生党员，在群众斗争的风雨中，逐渐成长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三是创办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学校，吸收工人及其子弟上学，学习文化，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唤起觉醒。四是通过各种关系接近工人，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发展党团员，帮助建立党的组织。董必武同志在汉阳铁厂结识了很多工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大冶铁厂的工人仇国升，经过一段时期接触了解与帮助教育，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帮助仇国升建立了该厂党支部，这是湖北厂矿中建立较早的党支部。自此，该厂的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有了党组织的帮助和依靠。以上这些革命火种，后来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势，遍布荆楚大地。

为还原真实的中共一大，一生自觉回忆和研究那段模糊历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但是，这三个重要的文献，当时都没有保存下来。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前两个文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使人们能够了解这两个文献的内容，可是遗憾的是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

那么，为什么中共一大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呢？原因无非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方面的，建党之初，各种制度都不健全，尚无档案制度，与会代表也都没有重要文献应该存档的概念；二是主观方面的，代表们没有认识到中共一大竟然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中共一大的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人们的记忆力又极其有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中共一大的记忆就更加模糊，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中共一大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甚至十几年后，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

1937年，党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

一天，问董必武：“你记得‘一大’是哪天召开的吗？”

董必武略作沉吟，回答道：“只记得是在7月，至于哪一天，则记不得了。”

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党中央决定取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在1938年5月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一篇讲稿中，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必须搞清楚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此，身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自觉地将研究中共一大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对中共一大的情况进行了多次考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有：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37年，董必武同尼姆・威尔斯谈话；1956年，董必武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访谈；1960年9月5日，董必武给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的回信；1961年4月11日，董必武与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座谈时的发言；1971年8月4日，董必武撰写的《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董必武的这些回忆资料，主要回答了如下几个问题：

1.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3个，不是12个。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董必武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谈中共一大时说：“各地小组共推选了十三个代表。”在回答《新观察》主编访问时也表示：“关于代表的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个，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当时代表的产生是按地区决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七个地区，各派两名参加，但东京的代表有一个没有回国，只有一个参加了，所以一共是十三个人。”

2.会议日期，中共一大是7月召开的，可是并未肯定是哪天开幕的。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又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准的。”

3.关于党纲、决议、宣言的问题。董必武在40多年的多次回忆中，都没有说中共一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而只说讨论和通过了宣言。1971年8月4日，《董老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中开头就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接着又讲：“这里有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一大’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情况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无论如何，董必武的回忆确实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1950年的一天，在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当处长的沈之瑜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的交代，让他办理棘手之事，即为迎接明年中共建党30周年，市委决定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因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负责寻找。

茫茫一个大上海，何去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就是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他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后叛党）之子。父子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况：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淑慧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在上海图书馆，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书中有一句话极为关键，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表示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毕竟已经过了近30年雨雪风霜、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无果。随后，杨淑慧又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寻访。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有点眼熟。

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又派专人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

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和董必武看了照片。他们证实：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中共一大会址的房主，正担任新中国的农业部长，他证实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

随后，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勘察。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和f象源酱园，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这样，被经过确认，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果真是李公馆。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76号、78号两幢房子，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兴业路上的小菜场也被迁往淡水路。后来，铲去了墙上的石灰和“酱”字招牌，露出了青砖嵌着红砖的原貌，这才恢复了李公馆――中共一大会址的本来面目。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当时，为慎重起见，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董必武审看。董必武看了后说：“是这座房子。”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1953年8月10日，李兰天、杜民两位干部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48号，访内务部研究员、59岁的包惠僧。包惠僧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1949年11月才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1954年3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和薛文淑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最初，据李达等人回忆，中共一大会场是布置在楼上的。而后来走访薛文淑，薛文淑则肯定地说，李家那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从来都是放在楼下的。这就确定中共一大代表是围着大餐桌开会，那么会场势必是布置在楼下。至于桌上那对花瓶，则是她和李书城结婚时的纪念品，各房间当时的布置，家具式样也根据她的一一回忆而定。但是，薛文淑毕竟不是一大代表，她也不可能进会场参加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于是，在开始时，人们便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1952年7月1日，中共一大会址经一年时间初步修缮后，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为了完全恢复革命旧址的当年建筑原貌和陈设布置，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曾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

面对中共一大代表和当事人众说纷纭的回忆，纪念馆工作人员无法做最后的断定。

就在大家为难之际，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前来上海视察，并对此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审定。

身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董必武自然会故地重游。他兴致勃勃地到兴业路78号中共一大旧址重温历史。

董必武在会址内外来回走了几圈，仔细观察房屋的内部结构和摆设，再结合对当年的深刻回忆，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他还分析道：“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这一令人信服的理由说得大家连连点头。接着，他又细心观察了楼上已经修复的厢房，指着窗上隐约突出的横条石说：“这里原来是大井，也有一个大门，这不是原来的石库门门框吗？”最令人信服的是，董必武在楼下指着一扇窗说：“这儿原先好像是道门。”纪念馆工作人员经过细细查看，那扇窗之前果然是一道小门，下边砌了砖改装而成窗子的。这表明董必武的记忆是准确的。

董老的回忆跟纪念馆工作人员调查访问所得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解决了纪念馆工作人员在调查会址原状中的难题。

1957年6月，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再次访问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汇报了调查情况，最后决定根据董老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这次视察还应邀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后来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百年潮》2012年第5期刊登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的回忆文章称：“1956年春节，我随父亲董必武、母亲何莲芝在上海过春节。由于父亲是中共一大代表，2月22日，上海市有关方面邀请他到一大会址陈列馆视察。他当场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这句题词出自《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寓意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在初创期很简单，但使命崇高、任务艰巨，要坚持不懈、不断前进，前途必然光明。

是呵，从建党最初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7000多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首96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身影依稀如昨。

在浙江省嘉兴南湖湖心岛烟雨楼下的堤岸旁，泊着一艘不同寻常的精致游船，它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领航船。这条中共一大纪念船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南湖红船”。

由于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是在南湖游船上召开的，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了再现当年历史场景，党和政府决定在嘉兴筹建南湖会址纪念馆。为此，国家文物局明确指示：南湖建馆的中心是“船”的问题，必须搞清楚是什么游船。

由于中共一大会议是以游客泛舟为掩护，租用游船在舱中秘密举行，当年的那艘游船是一种来自无锡的丝网船，最早在太湖上盛行。抗日战争期间，连年战火导致旅游生意一落千丈，故而原船已不可追踪，这种同类游船在嘉兴也早已绝迹了。建国后，找回中共一大召开时的原船已没有可能，于是，在动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时，决定根据当年工匠和渔民的回忆、依照原船式样仿制一艘纪念船。

1959年3月，时任嘉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郭竹林带领十多名工作人员开展了广泛调查，老船主、老船工、老渔民、老游客，以及原南湖边的茶馆、酒肆、客栈、旅店的老板和伙计等，都是郭竹林等了解的对象。同时他们还在江南各地广泛征集线索，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和研究后初步摸清了当年南湖游船的大致模样，中共嘉兴县委宣传部专门制作了游船模型，并派专人将复原的一只单夹弄丝网船的模型及图纸报送中央办公厅审定。

中央办公厅向曾为中共一大代表的主席作了汇报，提议请也曾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好好看看，因为董老记性特别好。于是，游船模型就被送到了董必武的办公室。董必武仔细审看了送来的船模后基本上作了肯定，指出：船模式样是对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细，但不虮普妫复原工作应该“新工旧做，整旧如旧”。同时也指出，当年开会的是一条极普通的游船，因为怕引人注目。另外，游船后边还带了一只小船。

居住在北京的李达夫人王会悟也补充了“船舱内有一条夹弄贯通各舱”的细节。

就这样，在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董必武和一大南湖会议安排者王会悟的共同指认下，基本确定：当年中共一大会议是在单夹弄丝网船上召开的，船后带一只拖梢船。

随后，根据董老的审定意见即复原工作应该“新工旧做，整旧如旧”，嘉兴县委宣传部据以放大仿制了一只游船：它船长14米、中宽2.8米，分为船头、前舱、中舱、房舱、后舱五部分，前舱搭有凉篷，房舱设有床榻，一条夹弄把前、中、后舱和房舱贯通。客堂间的屋顶有气楼，篷悬明灯，摆放着四四方方的八仙桌和古旧朱漆的椅凳茶几，显得典雅朴素。

于是，在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关怀、指示下，在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等回忆的基础上，1959年精心仿制成一条当年中共一大开会租用的游船式样，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纪念船。

1959年10月1日，以湖中烟雨楼作为馆址的南湖革命纪念馆正式成立。随即对外开放，陈列展出纪念船和中共一大史料。国庆期间，那只红色纪念船正式下水，向世人展出。从此，这条特殊的船只就一直停泊在烟雨楼前湖心岛东南岸边水面上，供人瞻仰，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人们亲切地称这艘中国革命的领航船为南湖“红船”。从那以后，每年有数十万游客前来瞻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这只“红船”至今已在南湖上停泊了52载春秋。

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在京h线的列车中，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忆起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在即兴抒写的《忆王尽美同志》诗词中，他将记忆中最深刻的南湖会议一幕再次浓墨重彩地提了一笔，他吟道：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好一个“南湖泛舟语从容”！诗中“君与恩铭”系指当年曾经一起出席中共一大的济南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他们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王尽美1898年生，病逝于1925年，年仅27岁；邓恩铭1901年生，1931年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董必武对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一起参加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讨论的情景是那样历历在目、记忆犹新。40年岁月虽然已匆匆过去，但王尽美与邓恩铭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铭刻在董必武的心中，缅怀不已。因为王与邓是以济南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一大，并长期在山东从事革命工作，所以，董老诗中将他们归于“济南名士”。“君与恩铭不老松”，则是对王尽美与邓恩铭的高度评价。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时23岁，邓恩铭更年轻，仅有20岁。一位长者在诗中称两位年青人为“不老松”，充分表达了董必武的缅怀之情、敬重之意。

1963年12月，董必武应邀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撰了一副楹联。在烟雨楼正厅最为醒目的位置，至今都可以看到董必武撰写的那副楹联：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

此间曾著星星火；

风云世界，逢春蛰起，

到处皆闻殷殷雷。

上联一开始的“烟雨楼台”一词，点明了时间、地点，既实写了烟雨楼宜人景色，又暗写当年长夜难明的政治形势。“革命萌生”比喻中共一大的召开。90年前，这艘游船承载着十多位血气方刚的有志男儿，酝酿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星星火”源于曾用以形容革命形势发展的星火燎原之语，用来评价中共一大的巨大历史影响，非常贴切。下联“风云世界”与“烟雨楼台”字面对仗，但着眼点已变，由南湖一地推及全国，推及全球，写出“风云巨变”的大好形势。“逢春蛰起”与“革命萌生”对仗，形象鲜明地描绘出革命蓬勃发展。“到处皆闻殷殷雷”，比喻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大地风起云涌，电闪雷鸣，波澜壮阔，天翻地覆。这幅出自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之手的楹联，突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大意义：从“星星火”到“殷殷雷”，这一切都是从这艘普通的游船开始的。此外，烟雨楼檐下“烟雨楼”的匾额也为董必武所书写。

1964年4月5日，适逢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董必武来到嘉兴南湖视察。他登上纪念船，仔细地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接着，董必武又回忆道：“当时开会好像雇了两艘船，不是一艘船。”以后，嘉兴县委宣传部又经过进一步调查得悉，丝网船由于船体较大，停靠不便，因此都备有一只小篷船，俗称“拖梢船”，为接送客人和进城购物用。因此，在中共一大会议纪念船的后面制作了一艘拖梢船。

董必武在仔细察看纪念船后登临远眺，回忆起当年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欣然挥笔题诗一首《清明节游嘉兴南湖烟雨楼》：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这首诗主题分明而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中尽现深沉凝重之情感。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祭奠先烈的日子，董必武在清明时节来到南湖，回顾从南湖小船开始的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无数先烈，不禁心潮澎湃，一句“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道出了无限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