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5 07:10:29
【成为劝捐员】
地铁里的信号不好，于津从对方近似于哭腔的话中，明白了事情原委。
女人叫钟富英，河北承德人，有个7岁大的儿子佳辉。佳辉被确诊患有淋巴腺细胞白血病，钟富英和丈夫张志文辗转各地，花光了积蓄，还是治不好儿子的病，他们甚至已经在老家给儿子准备好了一口棺材。
朋友劝夫妻俩把儿子的遗体捐出去，理由是：“一个孩子起码能救好几个孩子。”这对朴实的农村夫妇琢磨了好久，觉得这是善事。
他们曾经问儿子：“你愿意把身体捐给得病的小朋友吗，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你这样疼了。”佳辉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我会疼吗，真不疼吗？”
由于佳辉太小，发育程度不够，不能捐遗体。后来，钟富英得知捐眼角膜对年龄几乎没有限制，2岁以上就行。
钟富英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于津的电话，于津是北京同仁医院眼库劝捐员。 “对不起，您孩子的眼角膜不能捐。我们有规定，白血病人不适合做捐献，也不能用在别人身上。” 虽然不忍心，于津还是给了钟富英一个残酷的答案。
“真的不行吗，真的不行吗?”电话那头的哭声大了起来。
哭声夹杂着方言口音，于津已经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她下了地铁，站在站台上看着地铁呼啸而去，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给你寄一个荣誉证书吧，谢谢你们这种精神。”于津想安慰钟富英。
最终，那张写着“张佳辉”名字的荣誉证书没有寄出。于津再给钟富英打电话，但是打不通了。“或许他们太伤心了，不愿意提起捐献的事了。”于津只能这样想。
2007年6月份，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成了同仁医院的一名辅医。6个月之后，于津又来到了医院的眼库。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于津一头雾水：“什么是劝捐员？”
劝捐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职业。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其主要工作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
“你考虑一下吧。”潘志强解释完工作性质后，补充了一句，“做这个工作肯定会挨骂，还可能会挨打。”
于津考虑了一个月，上网查了很多资料，看了对陈淑莹的采访视频。光明使者、爱心大使、角膜劝捐第一人……陈淑莹有很多美丽的光环，但让于津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也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于津决定把陈淑莹当做榜样，做一名劝捐员。
【工作步履维艰】
于津最终从4个候选人中被选中。成为劝捐员后，她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东城区一家医院。因为没到探望时间，很多家属都站在走廊里，聊着天。于津选了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上前和人家搭讪。聊了5分钟，她都没敢说明自己的身份。
于津去了院办，人家看了她的介绍信，复印了一份，然后说：“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我们请示一下领导，过几天联系你。”过了几天，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这家医院。对方告诉她：“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于津提出进病房劝捐，人家的回复是“不可能”。
“我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医院可能是担心我的出现给病人带来负面影响。”于津说，她理解医院的拒绝。
普通医院之路暂时是行不通了，于津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试一试。2008年10月的一天，于津来到北京近郊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这所医院，平均每天会送走两个去世的人。从劝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于津选定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壮着胆子跟人家聊起了天。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选择：“那里的家属特别少。”
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晚期，人已经不行了。于津问他：“你对捐献眼角膜这个事情怎么看啊?”他说：“挺好的啊，为社会作贡献。”
眼看谈得差不多了，于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她想和对方的儿媳妇谈谈。对方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说罢，起身便走。“那一刻，他的表情和声音都变了。”于津回忆。
于津每天将装满宣传资料的大包挂在胸前，游走于大大小小的医院之间，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有一次，她把从路边小摊买到的豆浆放到包里，结果豆浆袋子在地铁上被挤爆了。看着沾满豆浆的宣传单，于津欲哭无泪。
于津郁闷的时候，父母经常给她打电话，问她“累不累”。于津总是轻描淡写：“不累，就是多溜达溜达罢了。”她觉得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很神奇：“距离远了，感觉却亲了。”
有一次，于津实在憋不住了，问母亲：“如果让你们捐献眼结膜，你们会吗？”电话那头的母亲，迟迟没有回答。
【迟来的喜讯】
2008年春节期间，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接到那个电话时的心情，她的心一阵狂跳。从此，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因为这可能代表着一个捐献者。
法律规定，眼角膜捐献必须是死后捐献，禁止活体捐献。考虑到运输和保存等医学方面的要求，于津和同事们必须在捐献者去世6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
“获取眼球的最佳时间一般是去世后3个小时左右，这样取的时候不会出血，血液已经凝固了。”于津说。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捐献者家属还沉浸在生离死别的痛苦当中时，于津等人却急匆匆地赶到，无异于在家属的伤口撒上一把盐。
“你的话语很真诚，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无情。”一位捐献者家属曾经这样对于津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别人爱听的都是喜讯，于津关心的却是死讯，因为死讯就是“喜讯”。于津并不害怕死人，刚到同仁医院工作的时候，她曾帮一个去世的病人换过衣服。她至今记得：“那个人死后水肿，特别沉。”
于津害怕面对的，是活人的目光。
刚开始，每次取完眼角膜，于津都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从别人的悲伤中走出来。现在，她想开了：“自己取回来一次眼角膜，等待的病人就少一个，又多一个人重见光明。”
2008年，作为劝捐员的第一年，于津完成了主任规定的“15个”任务。年底，于津得到了300块钱奖金。于津总结：“最大的收获，是习惯了被拒绝。” 2009年，于津的任务是“20个”， 2010年，她的任务是“30个”，2011年任务更重，她感到压力很大。
【孤独的战斗】
2009年秋天，于津去丰台区一家医院进行劝捐工作，随行的有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刚开始，于津和一位病人家属谈得很好，但当记者要拍照时，家属立即发火：“你还给我拍照片，别人会怎么说我，说我把亲娘的眼角膜都捐了，不留个全尸？”
于津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慢慢地意识到，她要挑战的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于津逐步调整了工作思路，活动范围也从原来的普通医院、临终关怀医院，扩展到了干休所、敬老院和各种社区。她还邀请捐献者的家属，到清华、首都医科大和中小学去讲座。
于津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2009年初，中国第一个职业劝捐员陈淑莹辞职下海经商去了。2011年，于津才听到这个消息，一脸讶异：“哦，是吗？”过了一会儿，她平静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做这个工作的人如此稀少。”
医院领导告诉于津：“如果效果好，我们肯定会增加劝捐员，但是近三年，效果不显著。三五年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最好的结果是，我失业了，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于津说，“目前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做的时候就好好做，别想那么多。”
责编/宿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