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作为解喻者与施喻者的双重身份解读

摘　要：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以唐诗三百首的译者为研究对象，提出译者在进行隐喻文本的翻译时往往具有解喻者和施喻者双重身份。前者是指，译者在接触源语文本的隐喻时，需要经过自身经验映射和隐喻主体自洽这两个过程，对隐喻进行解读；后者是指，译者将原文隐喻译入目的语之时还需要经过施喻主体自洽，并且从目的语读者作为解喻者的角度出发，使译入的隐喻能够契合读者的认知体验。

关键词：解喻者 施喻者 自洽原则 唐诗翻译

一、引言

隐喻是“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中的联想”（赵艳芳，2011：28）。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已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语言表达之中，也为新的语言意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对于隐喻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这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的常见形式，是译者在进行源语与目的语转换时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译者在处理隐喻时有着两种身份：解喻者和施喻者。前者是指译者在接触源语文本中的隐喻时需要对其进行解读，将隐喻内化；后者是指经过解喻后，译者需要重新以目的语的形式进行构喻，即翻译产出。译者主体会受到自洽原则的引导和制约。

二、译者的解喻者身份

（一）经验的映射

译者作为一个解喻者时还未涉及到翻译环节，此时他（她）仅仅是以解喻主体的身份对源语文本中的隐喻现象进行解读，牵涉到译者经验的映射，而源语文本作者则是施喻主体。译者（解喻者）需要自觉地激活自身对于源域和目标域的所有经验，继而映射到经过源语作者（施喻者）加工整合的源域和目标域中。译者对于源域和目标域都该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若缺少其中一环，那么映射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活动更是无从谈起。解喻者和施喻者居于隐喻认知的两端，唯有两者经验的共通和交流，才有可能使隐喻这条大河变成通途。如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感慨道：

（1）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据《河岳英灵集》记载，王昌龄晚年“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慌遐”，而诗人正是想以此诗向亲人表明自己的清白。诗中的“冰心在玉壶”正是心如玉壶里的冰一般清虚，不愿为官宦之事所扰之意。“玉”自古是君子的象征，“玉壶”表达了作者志行高洁。因此，真正想解读这句隐喻，译者必须对施喻者的经历以及句中的源域和目的域，即对“冰心”和“玉壶”要有所认知，才能深切领会诗人的心境，才能更加确切地传达原文的思想。

从另一方面而言，施喻者和解喻者都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施喻者的隐喻是在主观经验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表达的是他（她）自己的感知和情感认知；而解喻者在解读隐喻时同样也是从自身体会出发，受主观因素的制约。加之人的生活经历和认知经验不尽相同，尽管解喻者可以努力地与施喻者靠近，但是两者对某一隐喻的理解脉络不可能完全重合。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断言，原文与译文在隐喻的意义表达上是无法完全一致的。因此，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地缩小自己与源语作者在隐喻上的理解和表达差距。

（二）译者的解喻主体自洽

经验的映射仅仅是译者对于隐喻的感性认识，作为解喻者，译者必须达到理性认识才能准确翻译，这就要运用到主体自洽原则。王文斌（2006）对隐喻解读的自洽原则作了如下论述：受喻者（即解喻者）若想解读“A是B”或者“A似B”，就必须借助自身的经验以及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和感悟力而找寻A与B这两个心理空间的相容性。若相容性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受喻者对隐喻的自我解读就会允许，否则便会自我否定。（王文斌，2006）

王文斌（2006）还提出：“在隐喻及其意义的解读过程中，受喻者需要经过由‘连接’‘冲洗’和‘合流’这三个认知机制所组成的认知流程，尽力达到经验与经验的交流，视域与视域的复合，感悟与感悟的交汇，最后达成隐喻及意义解读的完成”。（王文斌，2006）

由王文斌的论述可以看到，解喻的过程并非简单地寻求两个心理空间的映射，更重要的是进行理性的加工和分析，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连接、冲洗和合流”三个环节。对于译者来说，对隐喻有了感性认可之后，还需要进行理性加工，这对文本的后期加工和翻译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古诗词中常常会有隐喻的使用，对于隐喻意象的认知和解读是翻译的基础也是关键环节。我们依旧以唐诗为例，刘禹锡在《乌衣巷》中写道：

（2）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诗的后两句已成经经典佳句，但细细品来，前两句诗的隐喻同样用得妙，起着关键的铺垫作用。译者唯有在对前两句诗的隐喻用法有所认知后，才能把握全诗的整体基调和情感。本诗前两句中所蕴涵的隐喻不易察觉，因为只出现了源域，译者则需要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储备，找出目的域并使两者“连接”，继而进行“冲洗”。这是一个加工信息的过程，我们对诗句可以做如下理解：朱雀桥和乌衣巷皆是旧时王公贵族聚集、交往之地，车马喧嚣，人声鼎沸，而如今却长满了野草花，夕阳斜下不免显得凄清、颓然。刘禹锡想借用这两幅场景去隐喻整个时代的衰败和落寞。最后，源域和目的域就可以很自然地“合流”了。

三、译者的施喻者身份

（一）译者的施喻主体自洽

可以说，译者作为源语文本读者时，他（她）是一个隐喻的解读者和内化者，一旦到了开始翻译阶段则又要置身于目的语的语境中扮演施喻者和输出者的角色。与一般的施喻者不同，译者的施喻行为严格受到源语文本的约束。译者首先会进行施喻主体自洽，经历“连接，冲洗和合流”三个阶段。

联想和想象是隐喻得以实现的手段（王文斌，2007），对译者而言，连接并非是受到内在驱动力的作用，而更多地是受到源语文本的导向，因此想象的作用空间并不大，更多地要诉诸于联想。译者的联想指的是，脑中所储存的与源语文本的源域相关的记忆表征和经验，在原文的指引下与目的语中的相关表象或意念发生连接的心理活动。源语文本的源域与目的语的目标域发生连接后，这两个心理空间还需要进行“冲洗”，这是隐喻是否恰当、协调的核心步骤。对译者而言，冲洗的关键是要找到两个心理空间的相似性，以期用最妥帖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在此以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两句诗为例：

（3）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在初步将“一对恋人”与“birds”和“branches”这两个目标域连接后，译者需要在自身世界知识和人生经验基础之上找出其语境下两者的共同特征，也就是“冲洗”的过程。“比翼鸟”的特点是雌雄双宿双飞，而“连理枝”指不同根的树木，其枝叶同生在一起，两者均可比喻夫妇或者恋人。由此可见，比翼鸟和连理枝都和“恋人”有共通之处，即荣辱与共，不离不弃。因此，译者在翻译这两个意象时只有传达出“比翼”和“连理”这两个特征，才可体现原文要旨。在经过冲洗后，若两个心理空间能够实现契合，就可以很自然地合流，反之则相反。以下分别是两位英国学者的译文：

（4）I　swear　that　we　will　ever　fly

like　the　one-winged　birds，

Or　grow　united　like　the　tree

with　branches　which　twine　together.（Giles）

（5）We　swore　in　the　heaven　above

we　never　would　dispart：

One　tomb　on　earth　enclose　of　us

The　frail　and　mortal　part.（Fletcher）

这两则译文皆有不足之处，“Giles”在对两个心理空间的“冲洗”环节出了错，“连理枝”是指两棵树的枝叶缠绕，而并非指一棵树，“两个恋人”是无法映射到“a　tree”上的。而“Fletcher”则直接忽略了“比翼鸟”和“连理枝”的关键特征，仅仅描述了这两个源域的象征意义，实属达意不当。这两则译文皆是在施喻主体的自洽环节出了偏差导致译文的不确切。

（二）隐喻的输出技巧

施喻主体自洽是译者对译文的心理加工过程，接下来就该是隐喻在目的语环境下的输出过程了。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精髓，国内外学者对唐诗的翻译也作了大量的学术探讨和翻译实践。无论是“信、达、切”还是“信、达、优”，直译还是意译，形似还是神似，艺术译法还是科学译法，都是历代学者对诗歌研究的成果所在。本文从施喻者和解喻者的自洽原则出发，认为唐诗译者对于诗歌中隐喻的处理应该更多地去契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经验、审美意象和知觉感受。

译者在进行隐喻输出时需要协调好自身作为施喻者和作为解喻者的读者之间的关系。译者需要在不偏离原文的前提下对译文进行选择、修正甚至重组。而隐喻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工具和语言表达，在目的语境下的表现形式和联想意义都该被保留下来，但由于两种语言代表了两种文化背景，人与人的认知经验必然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同一个隐喻的解读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隐喻输出时，力求能在目的语中找出与源语文本的两个心理空间相契合的源域及其相关表达。以王维的《相思》为例：

（6）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红豆”在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相思”的涵义，很容易使中国读者映射到“思念”与“爱情”的空间中，但由于文化差异，西方读者却不会有同样的认知。“红豆”在英语中对应的译名是“ormosia”，这是一个正式的学名，若放在重意象重审美的诗歌中，则缺少了艺术感。因此译者需要对其进行些许加工。以下是许渊冲的译文：

（7）Red　berries　grow　in　southern　land.

How　many　load　in　spring　the　trees？

Gather　them　till　full　is　your　hand；

They　would　receive　fond　memories.（许渊冲《唐诗三百首》）

在西方文化中，红色的玫瑰代表着炙热的爱情。译者把诗中的“红豆”译成“red　berry”，用强烈的颜色表达来激活英语读者的认知体验，使其自然联想到了爱情。相比直译成“ormasia”，“red　berry”的隐喻效果显而易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许渊冲将题目“相思”译作“love　seeds”，这是一个对红豆解释性的表述，与文中的“red　berry”相呼应，起到了彼此充实内涵和丰富文化的效果，更有利于英语读者对该隐喻的认知和解读。

四、结语

隐喻认知视角为解读翻译过程提供了新的参考。我们经过对本文的讨论得出，译者在处理隐喻翻译时往往具有解喻者和施喻者的双重身份。在译者接触源语文本时，需要结合自身的认知体验和知觉感受对其中的隐喻进行解读，经过经验的映射和解喻主体自洽两个过程，为翻译阶段打下基础。到了翻译阶段，译者扮演的是施喻者的角色，在目标语的语境下“重新”构造比喻，当然这种自主性受到原文的严格制约。译者会重新以施喻主体再次进行自洽，从读者（即另一类的解喻者）的认知体验出发把隐喻译入目的语。

参考文献：

[1]王文斌.论隐喻构建中的主体作用[J].外语研究，2007，（6）.

[2]王文斌.论隐喻构建的主体自洽[J].外语教学，2007，（1）.

[3]王文斌.认知突显与隐喻相似性[J].外国语，2008，（3）.

[4]王文斌.受喻者的主体性与主题自洽[J].外国语，2006，（6）.

[5]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余光中.余光中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7]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孙午乐　牛新生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