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界”一词看我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

“跨界” crossover一词始自上世纪50年代西方工业领域，稍后，美国流行音乐的排行榜中出现的crossover现象被广泛接受并流行起来，艺术跨界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迅速波及开来。人们崇尚跨界合作，乐于将两个或多个原本并不相关的元素融合到一起去考虑问题，甚至将其看成一种文化符号，这显示出人们内心深处强烈要求突破界限的樊篱，凸显创新和自我风格个性的意识。但当“跨界”一词用以表述我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研究，生成“跨界民族”时，此时的界限已从无形变成了有形的疆界，人们在无形的界限间可来回穿越，面对有形的疆界跨越似乎不那么容易。

一、跨界与跨界民族

“跨界”本质是形容两个不同领域的事物之间进行合作与交融，后来逐渐波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下已然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和审美方式，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以至于有人高呼“不跨界不能活！”

“跨界”一词是现代传媒时代的舶来品，而“跨界民族”一词则具有中国原生的性质。“跨界民族”多指居住在国家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传统聚居区因为现代政治疆界的划分而被分割，疆界两边的居民具有不同的国籍。我国学者早在民国时期就开始对地处边疆两侧的同一民族以及相关问题开展研究，如1935年-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等人参加中英会勘中缅南段界务时，就已经注意到跨国而居的民族在周边国家的活动情形，发表了《中国边疆民族》和《中国边疆文化》等论文，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刊行了石钟健编著的《有关中缅国境线上少数民族的专著及论文索引》，但以上文章只是描述了这一现象而没有提出“跨界民族”这一确切的概念。1979年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正式将跨界民族研究纳入国家规划，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将跨界民族的研究确定为专门的研究方向和课题，至此“跨界民族”这一概念才明确提出，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长期的同一性质的研究基础上积累的结果，是具有中国原生性的。国外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大多归类于比较研究或者是移民研究，没有形成并确定为专门的“跨界民族”研究。

二、跨界民族的分类和依据

跨界民族的形成虽然大多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界线划分而生成，但具体到每一个个体民族来说，自身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跨界民族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结果，也揭示出跨界民族研究受到多重影响的客观事实。目前对跨界民族存在着多种划分类型。如按照语言系属划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和朝鲜等民族，属于汉藏语系的有傣族、壮族、布衣、京族、回族、藏、彝、哈尼、傈僳、拉、阿昌、景颇、独龙、怒、门巴、苗、瑶等族，属于南亚语系的有布朗、德昂、佤等族，属于印欧语系的有俄罗斯、塔吉克等民族；或者根据跨界民族所跨国家数目可以分为双边和多边两类跨界民族；亦或根据是否为国家主体民族可以分为双边均为主体、双边均为非主体和单边主体三类跨界民族；或者根据境内外人口的多少，分为人口主体在外和人口主体在内的两类跨界民族；也可以根据民族形成的诸多因素划分为三类：历史上世居原因而形成的跨界民族，如云南的佤族、景颇族为代表，由于民族迁徙原因形成的跨界民族如傣族、苗族、瑶族为代表，由于政治原因发生疆界变化而形成的如藏族、哈萨克、达斡尔族为代表；以上诸多分类方法为我们全方面关照跨界民族研究提供了可能。

由于我国跨界民族的研究最初始自解决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所以划分首先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进行也是值得借鉴的。按照这一思路，笔者认为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境外建有独立国家的民族如朝鲜族、蒙古族、柯尔克孜等民族。二是由于历史原因海外存在不稳定因素的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等。三是没有政治独立诉求的民族，但却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存在问题的民族如我国的南部和东南部边境的少数民族等。这种对跨界民族的三分法虽然是从国家的地缘和安全的角度去考虑，但由于其包含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与跨界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因素也正受到当下音乐学者的关注，因此针对这三种不同的跨界民族的研究也会呈现成不同的结果。

对跨界民族进行分类实际是寻找研究支撑点和依据的问题。我国跨界民族研究最初基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属于少数民族研究的大范畴，而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是建立在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基础上对少数民族音乐领域进行深入和细化的拓展研究。在具体的音乐事项调查研究中，对跨居两地的民族来说共同保留的东西是什么？保留的原因是什么？各自得到发展的是什么？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改变与人们内心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认同产生了什么影响？……学术界已经看到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步履维艰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研究思维、完善着研究实践的过程、摸索着前行的道路！

三、我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面对的诸多问题和资源共享原则

跨界民族的研究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国内这一部分，无论是从音乐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各方面，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具备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储备。对于我国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为之不懈努力的学术领域，它不仅关乎我国的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安定发展，还是一块滋味丰富的“多层夹心蛋糕的中层”①，是从更大范畴来探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并将其看作连接我国汉族传统音乐和世界音乐发展的“中间介质”，因此可以将其上升至我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高度来看，实际也是应该备受关注和值得为之付出精力的。

尽管我国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具有深远的研究价值，但由于对其研究起步较晚，学者们也意识到该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困难之处。例如和云峰撰文《知其难而为之――有关当代“跨国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之难点透析》，从民族学研究语境的同一有困难、音乐学研究视域的定位有困难、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有困难三个方面对我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面临的难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文中可看出学者务实求真的研究态度和深厚细密的学术思维以及知难而上的进取精神，这在我们因发现新视域而欢呼雀跃的兴奋的大脑神经下注入了一只镇静剂，使我们能更冷静的审视此研究领域将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思考如何能更好更有效地促进学术的发展进步和学术领域的拓展。

实践出真知，随着人们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不断深入，解决难题的思路不断拓宽。由于政治、地域等多方面的原因，对跨界民族的实地考察成为首要难题。针对此问题田联韬老师在《藏文化圈边缘地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所提建议：“对周边跨界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比较研究的学术重担，则无旁贷地落在中国音乐学者，特别是音乐学者的肩上。”鉴于这种共识，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已经形成有针对性的研究机构或科研群体，如东北亚音乐舞蹈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东北与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内外蒙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西北与中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等，这都是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所需的坚实小碉堡，既能固守已有的阵地又能适时向新的目标进行冲锋。面对这种既有的优势我们要充分利用，而对于不足我们则要尽量去弥补。针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过程中，个人去国外实地考察的机会较少，那么我们就要立足本土，将国内的少数民族音乐做精做透，对于跨区域而居的民族，我们也可以用来操练跨界民族研究的学术思维意识。

对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需要实地调查，更需要资源共享。资源共享的原则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不同音乐事项如文人、宫廷、宗教、民间音乐，还是各个具体的音乐事项内部都存在着资源共享的特征，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大力加以发扬。在针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这一具体的事项上，能进行实地考察和跟踪调查获取一手资料是最好不过的，但跨越国家去做研究并不是每一个研究者个体都能做到的，这时候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所做的已有成果进行资源共享借鉴则成为首选。由于国外学者的跨界研究多从历史、文化、社会入手，音乐方面涉及较少，即使有也主要涉及社会构成、民俗仪式、历史文化等人类学方面，这就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跨界民族国外部分的音乐生成环境资料，掌握这些后可反观我国国内地音乐生成环境并进行比较，这将是国内研究部分的一个补充，国外学者也可以根据中国学者提供的内地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研究进行对比、互补、完善音乐方面关照不够的缺陷。这种资源共享从中外角度可以看作是外部资源共享过程中的重选和整合，而国内学者之间的资源共享相对就容易些，多表现为针对同一科研课题和项目之间或音乐事项的深入研究中的内部资源共享和互补。这种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关照对于我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和传统音乐学科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和其它学科之间的资源共享本身也是一个跨界行为。

虽然“跨界“和”跨界民族“之间有着许多的差别，但有关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应该用无形的“跨界”来关照有形的具体的“跨界民族”的研究。当下有形的边界不可随意跨越，但活跃的思维可以让我们在无形的边界上自由驰骋来回穿越。愿我们用多学科、多视角、多元化的“跨界”思维意识来认识和解读“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厚内涵。

参考文献

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音乐研究》201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