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诗歌除外

“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在各种考试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将士”们，见到这八个字的时候，是否有一种遇到最熟悉的敌人的感觉？

“诗歌除外”――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公务员考试，哪一份语文卷子不用到这词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解风情、不懂诗歌的国度吗？答案是断然否定的。

白居易在其《新乐府序》里提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有事即可有诗。我国最早的文学样式是诗歌，最早的诗集是《诗经》，那令我们骄傲的唐诗宋词元曲，如日月般璀璨，如恒星般生辉，光耀千年，深深滋养着所有的中国人。我们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俗语，据此理论，可以毫不自卑地说：凡受过诗歌启蒙的中国人，个个都是诗人。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里，本该最受欢迎的诗歌竟如此不招人待见？

责怪历史的传承？责怪现实的发展？责怪人心的急功近利？分析起来，每一个小观点都可以写就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长篇大论。然而，写者落花，阅者流水，花大力气做无用功并非诗歌的优良传统。何况，古今名家早有诸多关于诗歌本质的精辟言论，挑两位有代表性的来看看他们的说法。

宋代梅尧臣关于诗歌有名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五千年没有间断的历史文化造就了汉语的成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诗歌语言更是极为精妙，浸淫其中数十载也未必能领略其伟大之一二，乾隆皇帝，热爱诗歌，作诗数万首，也未能成为杰出的诗人，也未必有一首诗歌能达到有口皆碑、妇孺皆知的程度――在诗歌堆里打滚着长大的中国人实在太挑剔了。

钱钟书先生在为外国人做演讲而写的《谈中国诗》中说：“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钱老先生说“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他自己对中国诗高屋建瓴的俯瞰阐释，将自己也归入了“流毒无穷的中国人”之列。

“逐渐腐化”，意味着再难超越前人，于是聪明人不敢与“李白”、“杜甫”、“白居易”较劲，也不想较劲――如今，文化创意方式如糖果般五彩缤纷，没必要选择诗歌来“吊死”。

实在有不识时务者，硬要在应试时创作诗歌，也一定会有对诗歌不甚了了的语文教师当头一棒，将他打出名牌大学的门槛。如此，我们只能在“诗歌除外”之后，自豪着我们曾经的无比悠久灿烂的诗歌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