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琼x 翟斌:找到生命中的“真北”

如何衡量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值？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亿康先达国际（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某位顾问的邀请喝杯咖啡，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所在行业职业经理人的第一阵营。

高管寻访或者猎头, 应该是最神秘也最令人好奇的行业之一。在国外, 这一行业总是和著名企业、商界明星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猎头行业, 至少在高管寻访这一层面, 依然比较神秘。

由瑞士人Egon Zehnder 1964年创立的亿康先达国际，在全球的猎头行业是个“另类”, 迄今为止保持着近乎“偏执”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比如，它从不招收有“经验”的员工—如果您在其他公司做过猎头，对不起，您失格了。在这个“业绩至上”的世界里，它坚决拒绝与绩效挂钩的薪酬体系，却以“大锅饭”、“论资排辈”和“终身制”“为傲”。作为全世界“门槛”最高的公司，要加入它需要经过全球三四十轮的面试，却依然让跨国公司的高管和麦肯锡的高级顾问们趋之若鹜；它从未在任何媒体上做过广告，却在同行中享有令人羡慕的口碑……

由于一个好朋友的“出卖”，某天接到了翟斌的一个电话。在约定的地方，44岁的他就像邻家兄弟那样出现在你面前，低调、务实。你还没有来得及措辞，他已经很直率地告诉你他所了解的关于你的情况。而当你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思路，他已经开始询问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他对行业以及行业内高管的了解，使你很快决定，只能以最实在和直接的方式与他交流。而这一切，都在他犹如唠家常般的语气和语调中完成。

许多做到一定层面的职业经理人，可以很职业地与你交流，也很职业地把握着交流的尺度——以礼貌保持距离，以距离保持礼貌。翟斌则不同，他可以丝毫不隐讳地告诉你他的个人观点和生活状态。这使你必须调整自己的社交习惯，要么选择继续“装”，在他的坦诚面前“自惭形秽”；要么同样地坦诚，“惊喜”地获得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后来，当我邀约他进行《职场》杂志的访谈，他笑了：“本来是我天天interview别人，现在变成你来interview我了！”我说：“你的公司和你本人都很神奇。”他说：“我很平凡，但我的公司非常伟大。”

“职场”所要做的，不外是探寻每个个体与他们理想的职业殿堂之间的通路。翟斌和亿康先达的故事，就是这条无形通路的交会——人当如何准备自己，才能得以进入一家心弛神往的公司；一家机构当如何塑造自己，才会吸引那些最优秀的人。

下面，是翟斌的故事。

“草根的我”

翟斌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是著名的东北第四野战军的“老革命”。排行老五的他，从小就跟着父母“走遍祖国大好河山”。出生在四川，随部队辗转到了云南，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开始上学。“那时候在农村，我的小学校舍就是羊圈和牛棚改造的。我跟农村的孩子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在学校讲当地土话，在家里讲普通话。”

虽如此，天资聪慧的他，五岁上学，小学四年级时，就已经把五年级的考题做到八九十分。结果，翟斌从四年级跳级直升初中。

“跳级以后，我感觉是永远比别人小、比别人矮，所以遇到喜爱的女孩儿我得使劲儿挺直腰板，呵呵。”

1988年，20岁的翟斌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学生会秘书长，学校照顾学生干部把我分配到了一个大学当老师，算是很好的分配。可我当时‘左’得很，觉得年轻人应该去‘基层’锻炼，就跟学校提出放弃大学，而选择了工厂。结果大学的机会交换给了另一个被分到工厂的同学，结果现在人家已成了武汉大学的教授。”

翟斌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国家一级企业“洛阳浮法玻璃厂”。为了抹去年轻、不成熟的印象，他填表时虚报了两岁，冒充22岁，进入了厂里的信息科。

当时正值国有大企业实施管理信息化的浪潮，翟斌学以致用，很快被提升为信息科科长，成为厂里史上最年轻的“正科级”。而他的实际年龄，其实更年轻。

1992年，外企纷纷进入中国。24岁的翟斌，开始不满足于国企按步就班的工作模式。“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一则招聘广告，说美国独资的某某公司招聘员工。我就找了个下午溜出去面试。人家一看我的简历，马上就把总经理叫出来了。当时外企都想卖设备卖系统给国有大企业。他们对我的背景特别感兴趣。总经理当晚跟我谈了四五个小时，当场就承诺，只要我过去，就由我组建市场部。我的激情被他点燃，结果，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跟我们处长提出了辞职。”

那个时候，从大型国营企业辞职，是很少见的事，更何况是个“正科级干部”。翟斌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组织部很“震惊”， 回复两个字：“不放”。翟斌执意要走，而且带走了两个科里的骨干。这下惹恼了领导，最终被党委组织部通报“除名”。

“到了美通，名为‘市场部经理’，可我天天的工作，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各大厂矿上门推销。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邮件，刚有了大哥大，就是像砖头那么大的那种。我有一个大哥大，每天很得意地放在自行车前筐里，边骑车边打大哥大时，那回头率！”

翟斌的“营销体验”，始于一家家敲门。他业绩很好，“不到一年就提成了副总经理，交下一帮朋友。工资从国营企业一个月一百多块钱，涨到了每月近2000块。这在当时绝对是高薪。”

“生存的压力”

1994年，26岁的翟斌，决定移民澳大利亚。“作为第一批的职业移民，我办得很顺。我去买了一身自己认为很时髦的衣服，带上了家人帮忙凑的400澳元，登上了飞往大洋另一端的飞机。”

到了澳洲，在读英文的时候，翟斌从同学那里听说了澳洲国立大学的一个MBA课程。“大学时，我曾看过《中国青年报》上一篇关于MBA的文章，说MBA是如何热门的专业，国内多么需要却没有善用MBA人才，云云。我当时就想，我有一天一定要去读个MBA！”

“下海”的那段经历使翟斌相信，自己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Engineer，但可以是一个优秀的Businessman。

“很幸运，我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了。学费是25000澳元。这笔钱对一个新移民来说，是个天价。我却不顾家人的劝告，很自信地向英联邦银行申请了贷款。”

翟斌去了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报到，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MBA的学习，可事情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

“开学一周后，我收到了银行的通知，我的贷款申请被拒了，理由是‘作为一个没有本地工作经验的新移民，我们认为你未来能够找到稳定的工作并在短期内还清贷款的可能性不大’。”

拿着银行的贷款拒绝信，翟斌去找了商学院院长，希望能得到一些宽限。“我可以先借一笔钱交一部分学费，我会每天打工，我会在三个月之内把欠下的学费还清……” 而院长认为，在那么大的学业压力下，翟斌不可能既完成学习，又坚持打工，给了他一周的最后通牒。

“学费无望，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我姐姐那时在读PhD，听到这个消息，她向朋友借了钱，连同自己辛辛苦苦存下的奖学金全给了我，交了第一笔学费，我才算勉强没有被马上开除。”

到达堪培拉的第一天，翟斌就在“工人俱乐部”找到一份Kitchen Hand的工作， 而他的女朋友则在中餐馆端盘子。“Kitchen Hand就是厨房里的杂工，洗碗，刷锅，拖地，清理厨房，工资一小时10个澳币。我每周工作四天，从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我们厨房里的Kitchen Hand全是中国人，有博士、访问学者和公派留学生。”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生存’。那时候，我会和女朋友因为她花了一块钱买笔记本而大吵，会在中秋节只买一个月饼，会一天只吃一根香肠来充饥。我特别感激那段经历，它让我从一个衣食无忧，被宠坏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不再惧怕任何生活磨难的人。我在30岁前扛过去了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刻，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即使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我也会坦然面对。”

“失败要趁早！”

两年后，经过“生存洗礼”的翟斌再次成为一个幸运儿。学业优秀的他成为班上第一个拿到Offer并且年薪最高的毕业生！他被原美国通用汽车的子公司EDS管理咨询部聘为咨询顾问。

“我进EDS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为通用汽车当时在澳洲的霍顿（Holden）品牌提供进入中国的战略咨询。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就是靠拼时间、拼体力、拼命学习和工作！没过多久，EDS管理咨询部与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科尔尼（A. T.省略，想自己创业。我特别兴奋地找到首席代表聊我的想法，想看看亿康先达是否有好的机会。结果她跟我聊了两个小时后说：恕我直言，你还没有准备好，因为你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当时我有些尴尬，但觉得她说得挺对，感到这个公司的人挺特别的。到2001年夏天，我已经是科尔尼北京的董事总经理了，又接到她的电话：我们跟踪你很多年了，现在你也许应该准备好了……How about us？（来给我们干怎么样？）

任剑琼：人家没给你介绍CEO的工作，而是直接想挖你去他们公司？

翟斌：对！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结果却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任剑琼：听说亿康先达是“史上最难进的公司”，他们特别挑剔?

翟斌：亿康先达要找的人都属于“珍稀物种”，他们的标准特别严格和特殊。平均每个顾问在加入前都要经过将近40轮的面试。我花了一年时间去了7个国家，10个不同的Office，一共经过了42轮面试。上海、香港、新加坡、墨尔本、悉尼、伦敦、巴黎、苏黎世、波士顿、硅谷。见了董事长，CEO，最后是创始人Egon Zehnder老先生。

任剑琼：这一年里你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翟斌：一开始是抱着好奇和试试看的心态与他们的顾问进行接触的。后来见得人越多，越感到这个公司的Special。我觉得我见的每个顾问都比我优秀得多。这么多优秀的人愿意加入这个公司，而且一待就是一辈子，好像还蛮Enjoy的，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奥秘。如果这样的公司愿意给我机会，如果我能跟这么多优秀的人共事，我会感到特别幸运。

任剑琼：亿康先达的用人机制和文化很独特，我觉得有点像个“世外桃源”。

翟斌：你跟我们公司任何一个人谈到关于亿康先达的特点，他们都会眼睛一亮，可能我们都被洗脑了吧（笑）。我们的理念和价值观最初都来自于我们的创始人Egon。他是瑞士人，我觉得他几乎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和行为上的圣人。他是用一种最理想主义的理念创办了这家企业，又用最现实的组织和薪酬方式固化了那些理念，使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能够落地生根。

任剑琼：我很好奇，那你们的顾问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翟斌：我们公司的顾问在加入之前可能是某个顶级咨询公司的合伙人或某个跨国公司的总裁等。之所以锁定这些人作为我们的顾问，是因为需要他们能够“平视”我们的CEO客户和候选人。但光有一个头衔还不够，他们必须有识人、知人、任人的慧根，还要欣赏和接受我们的理念和价值观。我们所有顾问的名片上都没有职衔，而且不管你有多优秀，多资深，你都得进来5～6年后才有资格成为合伙人，我说的是“有资格”。所以我们的顾问都是“珍稀物种”。

任剑琼：听说你们的用人体系是“大锅饭”、“论资排辈”和“终身制”？

翟斌：可以这么讲。我们的薪酬制度是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比如我们全球的合伙人基本工资大致相同，而利润60%平均分配，40%根据在公司的合伙人年限“论资排辈”来分。而我们的其他猎头同行们则会采取“Eat what you kill”（猎到什么吃什么）的方式。

我们的分配方式，可能听起来很落伍，但它是和我们崇尚合作、着眼长远、稳定队伍的理念是一致。如果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或欧洲进入经济萧条，我们那里员工的收入不应该受到影响。风水是轮流转的，经济总会有起伏，但优秀的人“一将难求”。我们拥有最优秀的员工，他们本身，足以让我们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加盟。而这些人，才是一家公司百年基业不倒的根本。

任剑琼：这样的文化和价值观有没有受到过挑战？

翟斌：有。在市场非常动荡、游戏规则本身不清晰、投机短视行为盛行的时期，我们的理念也会受到怀疑和冲击。但是这么多年来，尤其是经过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我们越来越坚信，we can only do well in a longer term by doing good（善行得善果）。

任剑琼：这些理念对你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有影响吗？

翟斌：当然。我们每个人很可能会在亿康先达退休，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打一枪就跑”的短视行为。我每见一个客户，或是一个候选人，都会想一想， 我现在给他的建议或者意见，若干年之后，他会因此感激我还是埋怨我？我有没有真正从他的角度去考虑？

关于成长“尽早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真北”

任剑琼：现在谈谈你的行业。你每年约谈的高管有多少？

翟斌：项目本身的候选人加上客户，300多人吧。每年要写相关的候选人报告和建议书100份左右。

任剑琼：你在看高管的简历时有什么侧重？

翟斌：除了例行的行业经验、岗位职责、教育背景，我还着重看三点。第一，你在同一家公司的时间是否够长。年轻时可以多转换一些，但职业进入成熟期后，最好能在同一家公司比较稳定地贡献5年左右。第二，你在同一家公司里，是否有至少两次的提升。我们更看中内部实现的升职，而不是通过跳槽实现的升职。第三，对于CEO候选人，你是不是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能够有一定的跨职能、跨产品、跨行业或跨文化的经验。过于单一的职业生涯未必是好事。

任剑琼：当年亿康先达的顾问告诉你，你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现在你对高管候选人也会这么直接吗？

翟斌：会。我对谈的原则，是Reasonably Disturbing（适度侵扰），就是让对方有“咯噔”一下的感觉，这样才会能够比较深地介入对方的内心。我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对他的感觉。某些时候即使他可能不太舒服，甚至不愿承认，但总有一天他会感激我。如果我观察得有失偏颇，我也可以从对方的反应中了解更多他的为人和性格。

任剑琼：现在CEO这个层面跳槽的概率也很高，为什么？

翟斌：我们对董事总经理和VP（副总裁）这个层面进行的分析显示，在中国，这个级别的平均在职时间是2.9年！

任剑琼：这么短。那他用一年熟悉情况，一年干事，剩下不到一年又在找工作面试了，基本谈不到什么文化建设和团队建设了？

翟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高端商务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严重脱节。由于中国市场的快速成长，加上“”造成的整整一代人的人才断层，在高端人才方面形成了巨大的“人才赤字”。另外，这些年，资本市场的活跃，新经济的兴起，很多跨国和本土企业不断兼并重组，高级职业经理人面临的机会、诱惑和压力都在不断增加。结果就是，企业找不到忠诚的团队，经理人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平台，陷入了一个怪圈。

任剑琼：你身处一个价值观和定力都很与众不同的公司，是不是感到很幸运？

翟斌：是！许多公司的墙上都贴着愿景、使命，但你会发现它们非常同质化。真正关键的，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衔接。我所在的公司有自己的道德高地，但在用人、结构设置、对利润的认识等方面有明确的“落地”原则。说白了，挖到最好的人不是最难的，难的是留住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在你这里贡献和成长。一个高管决定加入往往是因为某个公司，而决定离开往往是因为人，上边的人，下边的人，周边的人。所以，吸引优秀人才最好的方法是你已经拥有优秀的人才。其实商业世界里的终极话题就是如何吸引优秀的人并留住他们。

任剑琼：很多职场中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目标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商业领袖。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翟斌：第一，不要怕失败。越早失败越好。成功能让你学到很多东西，但成功都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你的每一次失败都有其必然性。越早触及你职业的谷底，越早发现你的短板和欠缺，越有利于你将来走得更远更高。第二，要敢于尝试不同的东西，在领域的转换中发现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你的综合竞争力往往是由职业跑道交叉融汇而成。举我自己的例子，我第一份工作是国企，然后是台湾人开的外企，然后是美国公司，最后是欧洲企业。今天，我的客户里，有国有的，有私企的，有合资的，我和他们顺畅交流得益于我自己的那些经历，那些不同领域的浸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早找到自己人生中的“True North”（真北）。“真北”是我在哈佛学习时的领导力教授Bill George推荐给我们的他的著作。Bill曾是一个制药公司的全球CEO。他针对全球125个商业领袖进行了调研，归纳出他们成功的原动力，是对内心真实声音的跟从。找到了你的“真北”，你会觉得你曾经那么在乎的一些物质和虚荣的东西已经不能左右你的行为。一个商业领袖未必是快乐的，但一个有“真北”的人肯定是从容的。无论你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环保主义者，还是成功改变了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你都可以是一个成功的人。

任剑琼：你找到自己的“真北”了吗？我知道你连续5年经营一项公益事业，那是你心中的“真北”吗？

翟斌：我还在找。我有两个心底的愿望，一个是在亿康先达，我希望我所服务的某个中国企业能够真正成为全球最令人羡慕的公司；另一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草根公益活动“雨亭行动”，能够至少改变某个孩子的命运。

任剑琼：能简单谈谈“雨亭行动”吗？

翟斌：我的外公叫鲁雨亭，是个抗日民族英雄。1940年，他牺牲后，和彭雪枫将军把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雨亭集”。当地还有两所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不是个慈善家，更不是个富翁，但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公益。物质层面的东西虽然重要，但你的经历、视野，你与什么人在一起，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命运。我的财富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结识的那么多优秀的各行各业的人士。这些年我们带农村的孩子们参观奥运会、世博会，与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CEO交流，参观了世界级的工厂，也去了孤儿院、农民工子弟学校。让他们见识、体验外面世界的同时，从小也学会给予和奉献。虽然每次只有10多天时间，但给孩子们的触动很大。现在参与的自愿者越来越多，我自己的孩子，那些国际学校的孩子参与以后，也都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我在跟一些高校和公司联系，希望更好地丰富“雨亭行动”的内容。我的力量有限，但哪怕只能给一个或几个孩子带来命运的改变，我都感到很有意义。

任剑琼：和职业观相比，你的婚姻观是怎样的，婚姻在你的人生中有多重要？

翟斌：和我的职业相比，在婚姻方面我成熟得比较晚。我成长在一个军人家庭，受的是很正统的理想主义教育。关于婚姻、如何处理两性关系，没有人指导过我。所以我原来的婚姻观也是幼稚的理想主义：我会比较“贪婪”—既想成为一个好的社会人，又想成为幸福的丈夫和父亲，但我却忽略了许多对方的需求。比如，我曾认为我努力工作、顾家、养家就够了，你还要什么啊？在婚姻里我想找的是Partner，不是Boss。

任剑琼：职业女性回家后有时候角色转换不回来是吗？（笑）

翟斌：现在的职场充满的都是雄性荷尔蒙，你要决断、坚强、有领导力，这些都不是通常意义上描述女性的。所以很多女性管理者回到家里还带有一些“领导”的惯性。我觉得在婚姻中和在事业上是一样的，就是要寻找一些平衡。职业女性回到家里，要能变回女人。如果是找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主妇，我就希望她仍能有内心的坚强。

任剑琼：你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翟斌：我是金牛座。不浪漫。999朵玫瑰和做一碗炸酱面，我认为后者更浪漫。

任剑琼：你太太也这么认为？翟斌：希望如此（笑）。

任剑琼：你如何看待死亡？

翟斌：我经历过很多低谷，对我来说，和那些低谷一样，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我没什么恐惧。我觉得我比较在乎的一件事是，真到了那个时候，我问自己：S**t! What did I do in my life （我这辈子到底干了些什么）？我该怎么回答?（沉默）我想，如果这辈子做过一些有价值的事，或者坚持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然后，那些有价值的事还有人继续干下去，就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