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正当性基础的主客观因素整合

时间:2022-09-04 11:41:33

法律正当性基础的主客观因素整合

【内容摘要】随着实然与应然、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的二分日益成为文化上的建制,法律正当性的客观面向逐渐耗尽了所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韦伯眼中,任何秩序在这个“除魅”的世界都试图建立培养人们对其的正当性信念,换言之,法律正当性的落脚点只可能是个体的信念或者态度。这一观点招来了各方学者的批评。殊不知韦伯追本溯源把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一种隐形的共识之上,已经潜移默化地实现了正当性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结合。

【关 键 词】法律正当性 共识 自然法

启蒙初期,正当性的客观面向由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来保证,稍后则以先验主体所具有的普遍理性的面目出现。但随着实然与应然、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的二分日益成为文化上的建制,法律正当性的客观面向逐渐耗尽了所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韦伯眼中,任何秩序在这个“除魅”的世界都试图建立培养人们对其的正当性信念,换言之,法律正当性的落脚点只可能是个体的信念或者态度。这一观点招来了各方学者的批评。哈贝马斯认为:“如果合法性信念被视为一种同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现象,那么,它的外在基础也就只有心理学意义。”[1]法律正当性一旦彻底丧失客观面向的限制只剩下心理学的基础,就可能沦为各种政治制度为粉饰太平而任意涂抹的道德口红,因为人民对于法律秩序之正当性的肯认,极可能建立在被支配者的真实信念上,也可能“建立在对间接制裁的恐惧和服从,同时也建立在对个体无力感的体认和别无选择(即受到束缚的个人想象力)而造成的唯命是从上”。[1]殊不知,韦伯的法律正当性也是基于共识之上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

一、法律的正当性资源

(一)自然法:实定法的规范性基准

自然法具有特殊的正当性,并且其直接的约束力“绝不会因实定法所强加的指令而遭受破坏”。[2]自然法独立于并且超越于一切实定法的,因为它并不是由人定法来授予权威,而是人定法是因为自然法才被正当化。而自然法之所以是正当的,不是由于正当的立法者,而是其内在固有的性质。因此,“自然法是当宗教启示或传统及其担纲者的权威神圣性失去运作力时,仍然留存下来的、法正当性的特殊且唯一首尾一贯的形式”。[2]

如果考虑自然法对实定法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实质理性化是形式理性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而且即使实定法实现了相当高程度的形式理性化后,实质理性化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背影。韦伯认为作为形式理性法核心的抽象的法理制度结构,正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然法不仅是实定法的规范标准,更重要的是,自然法构成了实定法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动力。与许多非理性的公理相比,只有自然法公理中的法律理性主义,可以创造形式性质的规则。因此,作为“价值理性正当性的最纯粹类型”[3]的自然法,也就成了具有最高形式理性的实定法的前提。

(二)宗教对法律正当性的支撑

西方的法律与其宗教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所以研究现代西方法律的时候,宗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虽然是一种世俗的法律,但这种法律的基础却是宗教。“社会中存在一些先于个人、也外在于个人的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是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也可能是社会中的权威机构人为制定、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执行的法律。韦伯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4]

在几大文明古国的早期法律中,除了中国的法律只带有很少的宗教色彩外,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的法典都同时又是一种宗教经典,这种法典除了规范人的行为,还试图约束人的内心。即便如此,传统中国的法律与宗教仍有紧密联系,传统中国法律的反形式主义性质,便得到了儒教伦理的理论支持。孔子言行所体现的伦理思想、礼仪和实践化,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永远保持克己的觉醒,在生活中做到中庸的适度,以便追求现世的道德自我完善和人格完满的终极价值,这是一种信念伦理。它对法律正当性支撑的落实,便是伦理规范的法典化或法律的伦理性。它不是形式主义法律,而是实质的伦理法,是追求道德上的正义而非规范的法律。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由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分离,宗教与法律从一开始就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和教会组织所维持的社会秩序与世俗国家的法律秩序向来是互为补充的。基督教通过其信仰体系为世俗国家的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持。基督教要求人们过一种理性的、节制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也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时,西方的世俗法律(特别是在近代早期)也常常借助上帝的名义和神学自然法中的正义、理性等原则来作为支持自身正当性的资源。

(三)法律的形式合法性

伴随着世界“除魅”的历史进程,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凸现出来。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以学术为职业的》讲演,提出了“为世界除魅”的著名说法。“除魅”在自然科学中表现为逐渐去除超自然精神实体,如“神明”、“精灵”等;在社会科学中表现为对抽象的道德、正义等概念的拒斥。原有的正当性根基被彻底瓦解,“除魅”之后人类社会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建构的正当性基础何在。

“除魅”的社会中,法律的正当性就变成了法律的形式合法性。法律变成了一种由系统性的规则支配的无缺陷的体系,并将这一点视为真正的形式理性的标准。从这种概念法学的视角来看,法律“正像自动贩卖机,从下面投入事实,在其中适用预先决定的所谓法律规定,然后从下面自动出来结论”。[3]这一形式理性的“技术装置”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前提是法律能够与伦理等实质理性分离,构成自我指涉的法律秩序。至此,法律形式赋予正当性的力量就不是从法律与道德的亲缘关系中得来的,换言之也就是,现代法律能够仅仅依据其自身的形式特征而为以法律形式行使的支配提供正当性。

二、法律正当性中的隐性共识

“除魅”之后,正当性只可能来自于合法性,但正当性又必须与客观因素而不是与纯粹的立法程序或者心理学意义上的信念存在联系。韦伯把这一客观因素定格在共识上。其实在韦伯提出正当性理论时,认为正当性不可能纯粹建立在主观基础上,而是主客观之间的妥当性。

(一)规则演进中的共识

首先,关于法律的形成机制,韦伯曾经多次明确地表明,它是经由习俗、常规、法律这一演进路径而渐次形成的。即“最初是习性上纯粹事实的习惯,经由心理对此习俗拟向,而让人感到是具有拘束性的;由于得知此习俗已广布于众人之中继而形成一种共识,令人在有意无意之中越来越赋予期待他人也做出意义上相对应的行为;以此,共识行为遂被赋予法规范的特征,亦即获得强制机构的保障,而不再只是习律而已”。[2]而韦伯又多次强调,从单纯的习俗转变成习律,而从习律转变成法律的过程,显然是流动不居的,行为只是在事实的规则性上造就出具有相应内容的伦理信念和法律信念,同样,物理和心理的强制手段号令着一定的行为这件事,也造就出行为事实上的习惯和因此而来的行为的规则性。而根据韦伯的论述,这种由行为在事实上的规则性向行为的规则的演进,必须要通过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行动这一中介而达成,由此就为各类价值理念或者道德观念的渗入提供了机会。也因此,韦伯认为社会学上重要的伦理命令往往就是法律命令。

(二)心理强制中的共识

韦伯在界定法秩序的正当性以及法律强制机制时,并没有从法律自身的结构里着手进行,反而是极为强调它的心理机制。在支配社会学中,韦伯说:对支配体系之正当性的社会学讨论,只将其视为受支配者的某种心理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某种实际行为。因此,秩序正当性的产生,至少是部分地操在行动者自己定义的行为模式或将自己局限在律法中,而这自然大幅增加了行动在实际上顺应秩序的机会。而对于法律的强制机制,韦伯认为,客观的受保障的法律在暴力手段之外,还有非暴力的强制手段存在,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比暴力手段更为强大的影响力。这种非暴力的法律强制机制就是心理的强制机制,这种心理的强制可能是出于功利的、伦理的或者习惯性的考量。然而韦伯如上所强调的法律秩序的正当性以及法律的强制中的心理机制的形成,在实践上必须得通过行为者的交往共识——道德——实践理性的方式才能达成。因为,共同体的成员之所以认可一种秩序的正当性,进而会产生心理上强制必然是因为这规范性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蕴涵并表达了普遍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也因此,这种对心理机制的强调必然为自然法的引入提供契机。

毫无疑问,韦伯的法社会学思想为法律的正当性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领域,但其中的问题有些也无法回避。韦伯的法制型支配中,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特点的法律使暴力以文明和理性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全面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法治原则使经过正当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无须再为自己的正当性寻求外在的支持,而且,它还成为评价政治正当性的依据。在法治国中,“合法”与“正当”成了一对同义词。这样一来,“正当性信念就萎缩成合法性信念”,[1]从而丧失了超验的或者道德的维度。韦伯的正当性信念中蕴含的共识是无力把人们从合法性所构建的“铁笼”[5]中解放出来,所以韦伯是怀着悲观的情绪去展望正当性的未来的。

参考文献:

[1]周廉著,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等译[M].法律社会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0

[3]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A].见李猛编,思想与社会:第一辑[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52

[4]郑戈,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A].见李猛编,思想与社会:第一辑[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实际上韦伯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既有“保护”又有“禁闭”的意思。有学者指出译为“铁屋”可能更合适。

上一篇:在创业发展中如何实现企业文化的融合 下一篇:马克思的职业理想及其对当代中国青年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