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省循化厅歇家研究

摘 要：清代循化厅歇家是雍正年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后，为加强对藏边地区的控制，将原来河州厅治下以通事出身为主的番歇家，转由官办发展起来的粮赋型歇家。循化厅歇家具有就家接歇与散役的特点。他们是沟通地方政府与番民不可或缺的中介，不仅包揽番粮，还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稽查户口、通语词讼、调查案件、调节社会纠纷、查禁贸易等职能。这表明明清时期歇家并非完全具有客店的性质，也不可能具备代表政府管理基层社会。

关键词：循化厅；粮赋型歇家；社会职能；清代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151-08

收稿日期：2013-09-24

作者简介： 杨红伟（1975-），男，河南泌阳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西北区域史、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社会研究。

Study about Xiejia in Xunhua Office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 Qing Dynasty

YANG Hong-wei OU Mai-gao

Abstract： Xiejia of Xunhua office was a grain tax one that was set up by government after Yongzheng Emperor suppressed the riot caused by Luobozangdanjin. For the purpose to reinforce the control on border areas， it was changed from informing vassal Xiejia governed by Hezhou office to grain tax one. Xiejia of Xunhua office had features of resting and being runners . They were the medium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vassal people， and their duty included taking grain tax ， checking residence registration， investigating cases ，mediating disputes， prohibiting trades and so on . All these showed that Xiejia of Xunhua office was not a real inn， and it also couldn't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to govern the local society .

Key words： Xunhua Office； Grain Tax Xiejia； Social Function；Qing Dynasty

欧麦高（Max Oidtmann），男，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人，乔治顿大学历史系博士，主要从事清史、中国西北区域史研究。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界研究视角的逐渐下移，中国明清歇家因广泛涉及赋税[1]、漕粮[2]、诉讼①、商贸[3]等诸多领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研究者普遍认同歇家的基本性质为客店的同时，又强调其因兼营各种业务而与客店存在差别。②但也有人强调在贸易领域中，“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都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都具有“开肆”的功能，实际上是名异实同，可将其统称为“歇家牙行”模式。[4]由此可见，研究者在对歇家基本性质的界定上，尚存内在的逻辑困境。

在明清时期的歇家群体中，藏边歇家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不仅因为存续时间之长，于内地歇家消失之后，犹然为观察歇家现象的活化石③；亦因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经营方式与组织类型的特殊性与多样性，而在歇家研究领域中倍受关注。不过，对藏边歇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贸领域，并强调歇家的客店性质。④甚至有人认为藏边歇家最初由山陕商人创办，类似于在内地各处设立的“会馆”。[5]这显然是将歇家误读成了同乡组织。在藏边歇家产生的时间上，早期的研究认为出现于清朝道光年间，近期研究认为至迟在明朝弘治时期已经出现。⑤然而对藏边歇家早期的历史尚无专门的探讨，因而尚未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藏边歇家的构成及其来源上，研究者强调多由回民担任[6]，并指出清代循化厅歇家，“是由茶马互市时的通译演变来的。他们熟悉几个民族的语言，谙于贸易知识，担任民族间贸易的中介人，成为甘青一带一种特殊职业”[7]。这种说法接近了藏边歇家的真实起源，但并未能给出直接的证据，且将歇家误认为是甘青特有的职业类型。关于藏边歇家的功能，研究者普遍强调了官歇家作为官民中间代办机构的性质，但也有夸大其社会功能的倾向，如胡铁球强调官歇家“集贸易、办案、征税于一身， 说明青海地区的基层社会实际上是由商人代表政府管理”[8]，难以令人信服。

由此可见，在明清歇家，特别是在藏边歇家的研究中，尚有诸多基本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厘定。如清代甘肃省西宁府循化厅歇家，无疑为“粮赋型歇家”，并具有明显的衙役色彩。然而，胡铁球却将循化厅歇家所具有的征收赋役、通语词讼、办理案件、稽查走私等职能看作是清政府为了控制“沿边贸易”，在“官歇家”取代“茶马司”贸易垄断职能的过程中，赋予“官歇家”的新职能。[9]这显然抹杀了藏边歇家的区域差别，并将多种歇家的角色功能叠加在了一起。王致中先生看到了藏边歇家的区域差别，并强调循化厅歇家“同牙侩而变为居间通商者，亦应有较大区别”[10]。但因史料的缺乏，他并未对循化厅歇家的做全面的梳理。有鉴于此，本文乃试对清代循化厅歇家的历史流变与角色功能做长时段的勾勒，以展示其全貌。

一、从光绪九年边都沟粮赋之争

看循化厅歇家

发端于光绪四年循化厅西番部落双朋与岗察间的草山纠纷，至光绪九年演化为边都部落内部的粮赋之争，使循化厅歇家卷入其间，成为此次社会冲突的当事者之一。因而，这次在部落冲突频仍的循化厅境内看似平常不过的番案，却在藏边歇家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典型案例意义，提供了解读循化厅歇家历史渊源与角色功能的重要线索。

光绪四年，循化厅西番双朋与岗察两个毗邻部落为争夺草山，发生械斗。[11]此后冲突逐渐升级，至光绪七年，岗察部落邀集尕楞、边都三沟番众，帮同打仗。[12]并由边都寺活佛拉乙仓出头，将双朋以强占草山为名，禀控于循化厅衙门。[13]循化厅受理案件后，断令双方，将所争夺之草山，“岭南归双朋，岭北归冈拭”[14]。拉乙仓不服，接连向循化厅申诉，循化厅坚决维持原判。

循化厅的判决引起拉乙仓的强烈不满，越级上诉至西宁办事大臣衙门。然而在四月至六月的禀控中，拉乙仓的话锋逐渐转向，在暗指循化厅不作为的同时，将矛头直指差役与歇家：“厅署总役率众散役包揽词讼，抵庄任竟酷虐受贿卖法……并有本方歇家酷虐胜役，每至收粮之时，不肯依昔之旧例，私造大斗，任意收取，但原昔番民七族之众共纳粮数六石，目今直上十石之数，尚不足恶等之意，是以民等俱受其陷，因而贫民流离他方者。”请求西宁办事大臣：“并赐告文示谕衙役歇家莫令侵凌良弱之民，恳放七族头目，使立原昔之规模，减免烧柴兼定粮章。倘有词讼小者令番目评议，大者番目呈明官长训究，勿使衙役歇家擅专横行侵凌良弱之民。”[15]

至此，案情发生了变化，也反映出拉乙仓为岗察出头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主持正义，实际上是为了利用宗教影响，实现对边都部落的控制，并借机向岗察、尕楞等部落渗透。边都沟分上中下三沟，居住番众分为七部，各有头目，故又称为边都沟七寨，或七头，初由百户一名总管。[16]至迟光绪初年，边都沟七寨晋升为千户部落，统领各部头目如故。拉乙仓请求西宁办事大臣委任七族头目，目的是在原有头目之外另立新人，使之脱离边都沟千户而直接隶属于自己。西宁办事大臣不查其情，竟然应允，封银巴等六人为百户，并迭令循化厅彻查。[17]这不仅为边都部落的粮赋之争埋下了隐患，还直接将其歇家推向了此次社会冲突的漩涡中心。

循化厅无意纠缠，仍以双朋、岗察冲突为名，传集双方于六月五日到案审查。拉乙仓并不到案，竟于六月七日再次于西宁办事大臣衙门，状告歇家、衙役等非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挟嫌报复。西宁办事大臣鉴于案件已经涉及循化厅，六月十四日转令西宁府受理此案，并委派差役赴循化厅解提原被告及受牵连之歇家与差役。[18]

西宁府对案件的重审同样未使胜诉的天平偏向拉乙仓。是年十一月，西宁府裁定，双朋、岗察争山案维持循化厅原判；拉乙仓所控歇家马来迟，并无私收派费之事，因于光绪七年已革，故仍不准充任歇家。[19]这对拉乙仓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但也在意料之中。或许当边都千户才仁加指认“小的边都六头、中库一头，共七头，共上贡粮七十一石六斗，每年交给歇家自行完纳”[20]，并无冒收苛掠时，拉乙仓已经预见到了结局。不过，边都千户的证词，却将两者隐藏已久的矛盾推向了前台，让拉乙仓倍感有失颜面；被革歇家马来迟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惩罚，让拉乙仓犹感不甘。

于是，一股针对边都千户与歇家的暗流开始涌动起来。十一月十五日，循化厅新同知莅任，开仓收赋。十七日，边都沟千户七庄纳粮，二十四日其余六头则在拉乙仓属下僧人银巴的带领下自行赴仓纳粮。此举不仅宣告了拉乙仓与千户的公然决裂，也表明他们不再通过歇家纳粮。街子工撒回遂在循化厅禀控边都沟六头，“实欲开新路，居心难测”，“今边都歇家历有年所，且无过可指，不料番子仅有一二坏人，煽惑番愚，谣言上宪斥革歇家，他们私自完纳粮石等语。况小的等备知西南二番歇家亦有五六十人，倘边都得行其诈，势必效尤成风，地方上亦难保无他虞”[21]。

与此同时，拉乙仓再次越级上控歇家马来迟与总役杨玉，西宁府命令将二人提案。十二月十八日，马来迟被带至西宁，接受审理。在辩护词中，马来迟称：

歇家马来迟、马八十，系街子工回民，情缘小的祖先原籍河州人，充当本州厅主案下歇家，催办番粮，业已历有年所。后至雍正八年，建设循化城池，小的祖先奉拨来循，始入街子籍贯，以收边都七族番粮。向有粮开一把，从来边都千户、法台喇嘛并各族头目人等，自古公众造就，若到二三十年破坏之时，千户、喇嘛等聚集寺院，从新较换，仍用番字印章为记。小的祖先自当歇家以来，至今一百五十年，并无拖欠粮石，诈索百姓等弊。及至小的来迟于咸丰年间充当此役，总以小心当差，罔敢或懈为念。殆后又值克复，仍令小的与侄八十充当差遣。[22]

然而，尚在西宁府提调马来迟等人之际，边都沟内部的龃龉已经演化为暴力冲突。银巴声称：“循化官员潘丞被伊控撤，衙役被伊控革，旧日千户已经革除，专由百户管领地方。又谓西宁上控多费银钱，摊派三沟众番每户节节钱五百文、粮一升。”[23]千户七庄不服。银巴率领六头持械，于十二月十二日夜攻打千户七庄。至光绪十年正月初六，共打死千户七庄7人，打伤17人，粮食、财物、衣服等抢掠一空。[24]边都沟番案震动甘肃省，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布政使高度关注，饬令河州镇、循化营、循化厅会审。银巴等人见事情闹大，就在西宁办事大臣衙门诡称此案因千户庄头目杨玉浮收粮石，银巴等人不服所致。对此，循化厅当即予以喝破：

查千户庄头目名才仁加，实非杨玉。该头目素无催粮之责，多年以来从未签派，及之厅属西南番粮全系歇家催收。歇家者，番民来往歇宿于回民之家，回民能番语相与熟习，故名。世继充，外人不与焉。边都三沟系歇家二名，回民马来迟、马八十也。……杨玉系厅总役，亦非千户庄之头人，与歇家同案责革。卑职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十七日即奉此文，遵即签票拘提有案，何至冒昧如此，仍派催粮？[25]

至此，无论边都沟粮赋之争如何结局，循化厅歇家的历史轮廓却已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一是歇家即行人往来歇宿之家，循化厅歇家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境内西、南乡番民，属于典型的番歇家；二是循化厅歇家承担着催办番粮的职责，与衙役不同，但具有散役的性质，属于官歇家中的粮赋型歇家；三是循化厅歇家因具有地方政府与番民中间代办机构的性质，使其职业角色必须具备兼通番语的能力，并与之互相熟悉；四是循化厅歇家多由回民充任，固定服务某个部落，且具有世代相承的特点；五是充任歇家的回民，随河州同知由河州迁徙至循化厅境内，并择催办番粮部落相近之地居住。由此可见，循化厅粮赋型歇家除具有一般歇家会番语，与番相互熟悉，歇住其家的特点外，尚需官办与以催办粮赋为主的职能要求。上述认识虽仍显粗疏，却为进一步考证循化厅歇家的渊源及其职能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二、从河州同知设置看循化厅歇家的渊源

循化厅粮赋型歇家本为河州同知之办事机构河州厅治下催办番粮的歇家，后迁移至循化厅境内，催收番粮。循化厅正式建制，始于乾隆二十七年。是年，吏部议准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兰州同知，驻扎河州城内，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计一万四千余户，俱散处边外之循化、保安、起台三营地方，距城菛远，难于控制。查该丞，从前兼管河司茶务，嗣裁，应请移驻三营适中之循化营城内。”[26]所谓“兰州同知”，应为“兰州府同知”。兰州府为乾隆三年，清政府应甘肃巡抚元展成之请，迁临洮府而改置。[27]因而，兰州府同知即应由临洮府同知顺延而来。清初，临洮府同知有三，驻临洮者称临洮同知，驻河州者称河州同知；驻兰州者称兰州同知。[28]由其驻扎河州城内可知，所谓“兰州同知”并非兰州同知，实为兰州府河州同知。府同知的办公机构为“厅”，河州同知在河州时，其办公机构即为河州厅；迁往循化营城后，则称循化厅，既指办公机构，也指政区。故史载：“循化厅之名始此，而今厅关防之文犹曰河州监收钱粮兼管水利，盖沿旧未及更正也。兼管水利始于乾隆二十四年巡抚明之奏，换给关防，增此四字。然监收钱粮，犹沿明之旧名。明时卫所皆有监收厅，以司出纳。河州厅在明初河营，贵、保、起粮饷数万，皆仰给焉。至国初而专司茶马，已无其实矣，然河州卫犹在所辖也。”[29]由此可见：一是河州同知的设置及其职官功能的演变，即为考察循化厅官办粮赋型歇家的关键所在；二是河州同知的设置，乃清承明制；三是河州同知具有监收钱粮、招商中马与管理水利三大职能。惟兼管水利已迟至乾隆二十四年，彼时河州厅官办粮赋型歇家已经迁至循化境内，故循化厅官办粮赋型歇家的源头当在其监收钱粮与招商中马两职能中追寻。

明代河州同知的设置较晚，其基本职能是由临洮府监收通判发展而来的。史载：“明初设通判，河营、贵、保、起台粮饷数万皆仰给，辖三十六族、二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明万历三十二年，改设同知，然钱粮归布政，纠核属本府，惟茶马专司。”[30]通判品级略低于同知，同为知府之佐贰官，“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31]，往往根据其职掌而称其职衔，有时职专其一，有时则兼司多责。监收通判，即为管粮之府佐贰官，负责粮食收储与粮饷的发放。

明初粮食管理，因地方政权组织分属于府州县系统与都卫系统而有别。前者根据所辖民户的多寡，或由正印官主管，或由佐贰官专责，主要负责田赋的收储与出纳；后者则在卫所之内，由经历司负责征收屯粮与军粮的收储与发放[32]。不过明代河州卫作为边地实土卫所的情况又略有不同。河州卫设立于洪武四年，一度于洪武六年“河州卫请设州县，专掌钱粮，诏从其请，置河州各府州县”[33]，至洪武十二年“改河州右卫指挥使司为河州军民指挥使司，革河州府”[34]。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河州卫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使其经历司在河州府革除后，不仅经管屯粮、军粮，还要负责向本地居民征收粮赋。

明代以卫经历司经管卫仓粮储收支的体制，维持了60余年，即因岁久弊滋，不得不进行改革。宣德十年，明政府因“税粮于军卫收受，奸弊百出”，“通行天下司府州县，原有仓分者，以卫所仓并属之，原无仓分者就以卫所仓改易，其名隶之。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仍旧卫所”[35]。正统元年，巡抚陕西为事官罗汝敬即奏准“宁夏等六卫并洮、河、岷三卫仓无附近州县，欲如行都司例，改隶陕西布政司管辖”[36]。次年明政府又“令各府仓收粮四十万石以上者，添设同知或通判一员，专一提督收放”[37]。此时是否已经在河州设置“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说明河州卫仓储应已归临洮府监收。至成化九年，巡抚都御史马文升奏准：“土达人户，实被军职扰害，且地相隔远，赋役不便。乞复河州，仍隶临洮府，除知州、同知、吏目各一员，专除判官一员，监收河州卫仓粮。”[38]此后，河州开始进入以卫负责征收屯粮、河州判官负责征收民粮并监收河州卫仓粮的阶段。

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正式设立，应始于嘉靖六年。是年，边备副使翟鹏“因边储浩大，判官职专催督，不便收放，奏添本府通判一员，驻州监收”[39]。但通判初设，并未成为定制。嘉靖三十九年，“复设兰州督饷郎中、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各一员”[40]。可见，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曾一度罢设。但迟至隆庆六年，明政府方始“铸给陕西兰州、河州监收钱粮关防”[41]。至此，由临洮府通判监收钱粮，河州卫负责征收本卫屯粮，河州判官负责征收本州税粮的管理体制正式确立。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监收的钱粮，除本卫本州的屯粮、税粮以外，还因河州边卫的性质，掌管着大量的外调军粮。如洪武年间曾规定：“兰州、凉州、河州、岷州、洮州、宁夏、庄浪、西宁、临洮、甘肃、山丹、永昌等卫军粮，每岁令西安等府，送纳大路官军，转运边卫。二十四年令、岷州、临洮、宁夏四卫官军，以平凉、巩昌等府民纳米麦对拨供给，其洮州、凉州、河州、西宁、庄浪、甘肃、山丹、永昌八卫以各府见在仓粮，陆续儧运供给。”[42]万历二十六年，巡抚陕西兵部右侍郎贾待问又条议，将西、漳二县盐课银“改解临巩道，转发河州监收官收贮，预买刍粮，专备客兵支用”[43]。

河州大仓作为明代地方的重要仓场，应该为歇家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明代河州外运军粮，除军运外，尚有民运与开中盐引[44]，大量民夫转运军粮，至河州必有歇宿之处。不过，即使产生了仓场型歇家，因其服务对象均为外来人口，与番民无涉，故与循化厅歇家应无渊源关系。河州税粮征收同样不具备产生循化厅歇家前身的必要条件。明代河州卫疆域：“东西相距八百六十里，南北相距四百五十里。至狄道县三渡水界，东百八十里；至守御归德千户所生番界，西七百里；至洮州卫界，南二百八十里；至西宁卫界，北百七十里。”[45]由此可知，清循化厅几尽在明河州卫辖内。洪武十六年，敕谕：“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46]纳马部落，不编户，不纳粮科，纳马领茶。故河州所征田赋“旧制额分三十一里，每里设有里长、书手等役，一切钱粮俱归掌握”[47]。可见，明政府不仅对所谓“西番”各族不起粮科，即对河州征收粮科之责也掌握在里长、书手的手中，并不存在粮赋型歇家。

监收钱粮职能与循化厅歇家产生无关的另一重要证据，即在万历三十二年由通判改设同知后，虽在万历三十八年仍有朝廷铸给“河州监收钱粮关防各一颗”[48]，但实际上已无监收钱粮之实，故史载“河州厅自明以来专司茶马”[49]。清初相沿，即河州卫茶马由“河州监督同知经管，每岁奉部颁引目，散给商人赴湖广产茶地方采买，每引给茶拾蓖，重壹百斤。每引外给附茶拾肆斤，为本商脚运费，纳茶司一半入库易马，一半给商货卖”[50]。又雍正四年，清政府始令“西宁都统达、西宁镇总兵周出口安插降番、清理田土，并令旧管各族将所种中马香田田地造册定赋……皆于雍正四年起课”[51]，并使之遥隶于河州同知。那么最早在雍正四年出现的河州厅粮赋型歇家，若非募民充任，则催办番粮必有赖于河州厅招商中马之人员。

河州通判兼理招商中马起于何时，已难考证，但至少不会晚于万历三年。史载，河州茶马司“自御史李润更修至今，积久颓坏，不堪积贮。万历三年监收府通判脱镐议允，除官价外，捐俸金数十两，委州判赵应魁重修”[52]。由此可知，在此之前，河州通判已经接手对河州茶马司的管理，成为招商中马的实际管理者。

明代为推行茶马贸易，在藏边各地设置茶马司，河州茶马司即设置于洪武七年。[53]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茶马司并不负有对番直接交易的权限，实际上更类似于设置在藏边地区的茶叶国家仓库。正德二年何孟春奏称：“访得洮州、河州、西宁三卫各茶马司茶斤……三年一次差京官选调各卫大势官军，深入番境，札营调集夷众，比对金牌信符，将前茶斤给与各族，征纳差发马匹。……后因地方多事……或差堂上官，或止差行人廵视整理，续改御史廵禁私茶，一年一次招番易马。……臣愚，乞勅该部行移本官再加审处，合无今年暂免差官赍领金牌，且于陕西三司行委才干官员，各赴洮河等处，会同守备官，各差该卫谙晓夷情的当指挥、千百户各带通事、军马，分投境外，抚调番族，或国师、禅师、番官、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头目、番人各赶马匹，前来上纳。”[54]

由此可见明代中前期官营茶马贸易演变之脉络。首先，明初或委堂上官，或差行人，或改御史，无论职衔高低，均有代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茶马贸易的味道。正德二年“于陕西三司行委才干官员”，实际上已经表明随着弘治年间招商中茶制的推行，茶法遭到破坏，开始出现了管理权的下移趋势。这应是明中后期茶法进一步破坏后由通判监管茶马贸易的前奏。其次，随着“深入番境，札营调集夷众”向“分投境外，抚调番族”转变，茶马贸易的军政体制开始向民政体制转变，并最终随着嘉靖三十年“以勘合与之，每岁以是为验”勘合制的确立[55]，为河州通判取代河州卫管理境内纳马番族铺平了道路。最后，对番歇家的产生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即通事成为茶马贸易中沟通政府与番族不可或缺及最熟悉双方情形的纽带。

与官营茶马贸易相伴，明政府“许令各该番人，四时前来各边，交易买卖，委官管领”[56]。大量番民进入沿边各城贸易，纷纷投宿于相熟之家，故史载“自建茶马司以来，诸番悉假居民舍”[57]。不论这些番民歇脚之家是否在当时已经被称为歇家，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歇家之实。在这些歇家中，通事人等无疑是番众在沿边各城的“陌生世界”中，可以投靠并代办相关业务之熟人，是以通事为名兼营歇家者。民间贸易增进了族流，但也造成了明政府管理上的困境：“西宁河州、洮州地方，土民切邻番族，多会番语，各省军民流聚巨万，通番买马，雇请土民传译导引，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住不出。……如今之贩者横行恣肆，略不知惮，沿边镇店集聚如丘，外境人方载行如蚁。”[58]面对大规模的贸易走私，明政府一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今后但有将私茶潜往边境，兴贩交易，及在腹里贩卖与进贡回还边人者，不拘斤数，事发并知情歇家、牙保俱问发南方烟瘴地方卫分，永远充军”[59]；一方面则尽可能实行族群隔离政策，“至嘉靖己酉创建番厂，番汉截然，交通遂绝”[60]。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事就成为早期歇家中唯一仍然可以合法地与番众保持交流者。

随着河州通判对茶马贸易管理职能的增强，特别是在万历三十二年改设同知专司茶马后，河州同知几乎就成为了河州卫纳马番族的实际管理者。这种情况延续至清初，时“甘肃向分西宁、庄浪、甘州、河州、洮岷为五司，每年榷茶中马，各厅员实掌其事”[61]，“每年西宁、庄浪、河州、洮岷四司于茶院到任行文之后，各厅催令土司、头目牵中马匹”[62]。由此，河州厅虽为临洮府的派出机构，但已渐俱实土政区的格局。王全臣曾称康熙年间河州中马番族19族，“惟撒剌住居积石关外，余尽杂处二十四关之内，去州治或四五十里、百余里不等。其珍珠、洪化、灵藏、癿藏、杀马等族承袭国师、禅师、土司等职事，由河州卫。余族头目，俱由监督府评委，仍俱听河协辖制”[63]。河州同知对中马番族，不仅要通过茶马贸易的形式征收作为土赋的差发马，还具有考评、委任部族头领的权力。这就要求河州厅的衙役应具备一定的番语能力，或者通事越来越多地具备衙役的色彩。

河州厅所辖中马番族，前引王全臣言“辖三十六族、二十四关土司”，不知所据为何，同书又载“现在中马番族”19族，今已俱无之“古族”36族，则明代河州厅应辖中马番族55族。⑥清康熙年间，河州厅所辖已经萎缩至19族。这与杨应琚所言“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似乎矛盾，实则不然。杨言“十五族”实际上就是王言“现在中马番族”19族中在河州厅缴纳粮赋者；对比36古族与“番民七十一寨”，也可发现番语音译的部族名称中的某些相似之处，如令咂族即郎家寨，火尔藏族即火力藏寨，龙瓦尔族即隆哇部落，等等。所谓已经消失的36古族，大部分应该是当时青海蒙古控制的河州西南番，故在河州厅辖区之内无从发现。

这些部族虽不在纳马番族之内，仍可前往河州城进行贸易，“积石以西……沸唇之属，同其妻子，驱其马、牛、羊，挈其缨皮之类而来市者，悉寓民房，称一家人”[64]。这些受茶马贸易吸引而来的番众，习惯性地居住在茶马司附近。史载：“国朝初，诸番往来，尽居沙塄歇家”[65]。而河州“茶马司，河州在监收厅治内”[66]。河州厅即在后来循化厅同知行署之东，而“同知行署在河州城中钟楼西街”[67]。沙塄作为番歇家聚集之地，恰在旧河州厅南邻之地。这说明河州番歇家与河州同知必然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故，虽不能排除河州其他职业类型的社会角色充当番歇家，但通事出身的番歇家显然无论是在历史悠久，还是在与河州厅隶属关系上，均具有其他番歇家所不能比拟的优势。由此，可以推测，至少是以通事出身为主的河州沙塄番歇家，构成了循化厅官办粮赋型歇家的前身。他们在政府主导下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转变，相继迁往循化厅境内，表明循化厅粮赋型歇家的出现实际上是清政府在罗卜藏丹津事件后强化对藏边地区控制的重要结果与手段。

三、循化厅粮赋型歇家的多重角色职能

明清之际河州同知的基本职能从监收钱粮转向监督茶马，进而迁移至循化营城转向抚番，其办公之“厅”也由派出机构，转变为实土性的政区及其治理机构；相应地，对该区域番族的治理，也随着从中马转变为纳粮起科，由单纯的羁縻发展为正式行政区划下的政治治理。区域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变，不仅使循化厅歇家与番族的主要关系从征马转向了征粮，还使其成为政府对番族治理过程中不得不依赖的重要社会角色。换言之，这种粮赋型歇家不仅要催征番粮，还要承担地方政府所赋予的多种职能。如在乾隆年间，循化厅歇家“以内地汉回民充之，如内地之里书、图差，雇纳粮赋，征调徭役，皆歇家主之，词讼亦以歇家通语”[68]。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对循化厅粮赋型歇家而言，无论其职能如何变化，内涵如何扩大，催收番粮始终是其最基本的职能，其他职能只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

自雍正年间创设循化厅歇家，承揽包纳番粮，即成为区域社会粮赋管理的定制。这一传统在循化厅得到了较好的保持，如嘉庆道光之际，循化厅奉令清查歇家，称：“查歇家王秀、沈木洒等，系循化厅官歇家，即系衙役、经催各番族钱粮之人……此外尚有西番歇家八名，现赴各路催收番粮。”[69]光绪年间亦然，“西南各番贡粮向来均由歇家粮差名下承揽包纳，档房并无花名粮册。”[70]每年开仓收粮之时，即由循化厅差传歇家，齐集厅内，发给粮票，赴各番族催办。如光绪七年，循化厅差传各歇家称：“为差传事，照得西、南番歇家承催各族、寨番民应纳本年番贡粮石，本府定于八月初一日开仓征收，合行差传，为此仰役前去，即照后开各歇家姓名限日内逐一传案，以便给发粮票。”[71]可见，粮赋型歇家自始至终是循化厅赖以征收西南番粮赋的惟一合法途径。

循化厅歇家与包纳番粮部族之间形成了世代相继的对应关系。循化厅创办粮赋型歇家之时，即根据旧歇家接歇番族的情况，使其各负其责，成为世代相承的职业。一般而言，这些歇家除非因事被革，或者出现了绝嗣的情形，否则他们与包纳番粮部族的关系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即便是在经历了同治陕甘回变事件之后，循化厅歇家与绝大多数番族的对应关系仍得以保存。其中在南番歇家中，仅有火力藏寨因其旧歇家被“被逆匪裹去叛乱”[72]，乃差衙役罗新福代为催办。见循化厅南番各族歇家概况表。[73]

世代相承的征粮、接歇关系，使歇家成为对应部族了解最为详实之人，即：“一个番歇家或藏歇家对于他所从属部落的习惯、语言与人物的知识，了解的最为广泛和精确。”[74]

循化厅粮赋型歇家所具备的通番语、熟番情、睦番谊等特点，使循化厅在处理民政司法事务时，不得不赋予他们更多的职责；而番族入城公干、贸易，同样需要依赖他们作为通译。由此，循化厅歇家的职能就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第一，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具有稽查户口的职能。清代自雍正年间开始实施“摊丁入亩”，以土地面积作为征收田赋的标准，循化厅也不例外。然而，农业生产则是土地与劳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影响田赋的征收。因此，对应部族户口的变化，将会引起歇家灵敏的反应。如光绪十五年，上拉不拉歇家禀称：“小的承催上拉不拉额粮内有哇的帐房二十余家，该庄粮户你卡加父子等帐房三家，于光绪十三年被拉布塄他哇十三庄番民一百余人前来，搬往桑禾和住坐。前有应纳三年贡粮无差，以致小的赔垫承纳，为此具禀。”[75]又如光绪二十九年，南番众歇家禀控：“今有南番火力臧仓佛之捏力哇罗臧尖错呈其豪势，将甘家川三寨番民威逼服从……一同越界，移居甘家川地方……似此越界强霸草山……必致粮户溃散，而且所纳额粮无从征服。”[76]

第二，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具有词讼通语的职能。循化厅西南番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故仅有的教育即为以藏语进行的寺院教育，懂汉语识汉字者寥寥无几。同样，那些接受儒家教育的循化厅同知，基本上也不懂藏语。由此，歇家就不得不介入司法领域，成为番民与政府在词讼中的媒介。此种情形，即如拉乙仓在上西宁办事大臣禀中所言：“惟上司不通番语，僧等不知汉话，下情不能上达，一任双舌播弄，两相欺哄。”[77]青海省档案馆馆藏“清代循化厅档案”中保留的大量以方言所译案卷，即是歇家们通语词讼的结果。

第三，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协助调查案件的职能。通语词讼只是完成了歇家介入司法领域的第一步。其后，传唤原被告、人证及案件调查，都少不了歇家的身影。如光绪六年，官受、贺尔与多哇发生械斗，循化厅委派西番加咱族歇役马瑞前往，查明“因何起衅，有无伤人，多哇一族究有帐房若干顶，能打仗者实有若干人，火器多少，居住地方是山是川，距偱若干里，是否与别族番子狼狈为奸”[78]。光绪九年，崖慢工牲畜被抢，循化厅即遣“歇役前赴西番、南番各族、各寨，协同千百户番目人等，挨庄顺户，逐细严密确查”[79]。诸如此类歇家协助政府调查案件的案例，比比皆是。

第四，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具有调解社会纠纷的职能。清代循化厅对少数族群政策的特殊性，在司法领域即表现为各种案件的处理依据并非《大清律》，而是《番例番规》，即当事双方在中间人的调解下，互相顶抵损失，罚服了事。正因如此，循化厅粮赋型歇家不可避免地要在各种案件中充当中间人，调解社会纠纷。如光绪元年，循化厅得知西番加咱等4族欲过河抢劫滋事，即委“歇役前赴加咱等四族会同隆务寺昂锁、加咱等族千户红布人等上紧开导弹压该族番子，务须安静住坐，不许过河行抢为非滋事”[80]。光绪二十七年起台番众杀毙立加八乙案，同样有歇家参与其中，“军功等询悉前情，随即协同歇役、原差、番目人等，邀集两造，仍照番规在下开导理处”[81]。

第五，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具有协助稽查贸易的职能。循化厅歇家趁接歇番民之机，涉足商贸领域，是非常方便的。不过循化厅歇家兼营商业的规模并不大，各歇家“俱系与本城及附近四屯十庄熟番、屯民，坐卖生理零星货物”[82]。这大概与清政府对藏边粮茶贸易的控制有关，而循化厅歇家同样负有协助稽查贸易的职责。如循化厅同知曾令“差役马美，歇家马良伏等前往该处晓谕加杂族番目什噶洛，带领本族番众在于噶布古渡口防堵，以防河南番子偷渡河北，并阻河南番子、汉奸私贩粮、茶叶、违禁等物”[83]。

四、小结

藏边番歇家是明清时期，在各族群间因地域自然分工、物质交流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为满足各番族入城贸易而产生的为其提供食宿的处所。这些歇家，无论是在河州，还是在循化，大多就“家”接歇番众，并未成为专业经营歇家者，故而较少发展成为“客店”的形式。这或许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明清歇家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另外，他们与接待的番族之间世代相交，维持着良好的关系，“称一家人”。这就使得河州厅在逐渐向实土政区转变的过程中，不得不依赖这些歇家。向粮赋型歇家转型后，受路径依赖定律的作用，循化厅歇家在地方政府对西南番的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循化厅歇家以催办粮赋为基本职能，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出众多职能。但应该看到，除稽查户口为催办粮赋职能的直接延伸与必然结果外，其他职能不过是附加在循化厅粮赋型歇家通番语、熟番情、睦番谊之上的，甚至某些职能只不过是提供相应的翻译功能而已。同时，还应看到，循化厅粮赋型歇家所承揽的粮赋仅限于西南番，明代与西南番同为中马番族的关内洪化等族，则由政府委派的乡约“催纳粮石，稽查奸尻”[84]。即便是在西南番，在管理市场，稽查走私方面，乡约、行头也远较歇家更有权力。如循化厅在拉卜楞设置了行约与行头，负责市场的管理与秩序维护[85]；在隆务寺则设立了乡约“经管贸易商旅，稽查奸细私贩粮茶”[86]。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循化厅西南番浓厚的部落社会、宗教社会色彩，无论是部落头人，还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都拥有歇家无法望其项背的权力与权威性。因而，即便是催办番粮，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歇家也往往无可奈何。如循化厅曾谕，“本府前将南番各寨番民应纳本年额粮票差粮差歇役前往催办，迄今数月之久。今据粮差回称，阿木掇合各庄推抗不交本年粮石”，仰拉卜楞香错、阿木掇合工拭卜、干布等“帮同粮差歇役，催令阿木掇合各庄番民速将应纳本年额粮，限日内一律照数清交粮差，转纳上仓”[87]。这就说明，循化厅歇家虽然是地方政府实施对西南番政治治理所能依赖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还远远未达到代表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程度。

注释：

①胡铁球：《“歇家”介入司法领域的原因和方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74～183页；太田出，〈明清時代「歇家-訴訟との關わり中心に〉，《東洋史研究》2008年第67卷第1期，第68～102页。

②西村元照，〈清初の包攬-私徵体制の確？、解禁から鍒钃徵茞制へ-〉，《東洋史研究》1976年第35卷第3期，第116页；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96～397页；许文继：《歇家与明清社会》，《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486页；胡铁球、霍维洮：《“歇家”概况》，《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2～26页；许文继：《明清小说中的“歇家”》，《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页。

③古伯察：《鞑靼旅行记》，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349页；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6页；高良佐：《西北随轺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4页；刘如虎：《青海西康两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5页；黄奋生：《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79页。

④朱世奎主编《青海风俗简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杜常顺：《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66～67页；阎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和座地户及刁郎子》，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湟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湟源文史资料》第2辑，1996年，第70页；Bianca Horlemann， Tibetan Nomadic， the Chinese ‘Xiejia System and the Sino-Tibetan Border Market in STong ‘Khor/Dan’Gaaer’ in 19th/20th Century A Mdo， i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 Edited by Robreto Vitali， Kathmandu： Vajra Pubications， 2012，109-142.

⑤蒲涵文：《湟源的“歇家”和“刁郎子”》，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页；王致中：《“歇家”考》，《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78～79页；马明忠、何佩龙：《青海地区的“歇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26页；马安君：《近代青海歇家与洋行关系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3期，第81页；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00页。

⑥明代河州番族数量，史籍记载不尽相同，见郝相松.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25.对此，笔者将另文专论，这里仅依据康熙《河州志》所列部族数量对本论加以说明.

参考文献：

[1]胡铁球.明及清初“歇家”参与赋役领域的原因和方式[J]，史林，2007，（3）.

[2]谷口鈳矩雄，明代の歇家について〉[A]//明代史研究会创三十五周年纪念论集[C].东京：汲古书院，2003：241～254.

[3][4]胡铁球.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J].社会科学，2010，（9）.

[5]李刚，卫红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探微[J].青海民族研究，2004，（2）.

[6]田澍，何玉红主编.西北边疆社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38.

[7]芈一之.撒拉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116.

[8][9]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演变[J].历史研究，2007，（3）.

[10]王致中.“歇家”考[J].青海社会科学，1987，（2）.

[11]刚拭寺寺主佛僧塞尕仓等为恶番串通恶役坑害事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3.

[12]循化厅为不准私相械斗给双朋、刚拭的谕[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14.

[13]保安营都府为双朋、刚查争夺草山给循化厅的移[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1.

[14]循化厅为押令拉乙仓回籍而息双朋、刚拭番案给宪台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5.

[15]青海大臣为边都寺他乙佛僧的禀札循化厅[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3.

[16][51][67][68][82][83]龚景瀚.循化志[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173～174.135.31.171.

[17]边杜寺七族番民控差役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3.

[18]西宁府为移提事给循化厅的关[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4.

[19]西宁府为处理双朋、刚拭番案给宪台的详[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5.

[20]边都千户为拉乙仓诬告厅役、歇家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4.

[21]街子工老人为边都诬告歇家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4.

[22]歇家马来迟等为被诬告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4.

[23]会办边都沟番案委员上陕甘总督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36.

[24]千户沟老人等状告边都抢杀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4754.

[25]循化厅为边都沟抢杀事上陕甘总督等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4754.

[26]清实录（第17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342.

[27]陈士桢修，涂鸿仪纂.兰州府志，卷1[Z].道光十三年刊本，9.

[28]高锡爵修，郭巍纂.临洮府志，卷11[Z].康熙二十六年刻本：1～4.

[29]龚景瀚.循化志[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31.

[30][47][63][65]王全臣.河州志，卷2[Z].康熙四十六年木刻本：74.8.39.79.

[31]张廷玉等撰.明史[Z].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50.

[32]张金奎.明代卫所经历司制度浅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2）.

[33]明太祖实录，卷78[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1422.

[34]明太祖实录，卷125[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2004.

[35]明英宗实录，卷7[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135.

[36]明英宗实录，卷22[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450.

[37]徐溥等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40[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66.

[38]明宪宗实录，卷123[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2363.

[39][52][57][60]吴祯.河州志，卷2[Z].仕优堂刊本：2.2～4.4～5.4～5.

[40]明世宗实录，卷485[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8092.

[41]明穆宗实录，卷67[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1616.

[42]徐溥等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25[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C].287.

[43]明神宗实录，卷320[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5954～5955.

[44]米小强.明代河、洮、岷州三卫军粮补给考[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6）.

[45]吴祯.河州志，卷1[Z].仕优堂刊本：4.

[46]明太祖实录，卷151[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2379.

[48]明神宗实录，卷478[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9017.

[49][61]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甘肃全省新通志，卷22[Z].宣统元年木刻本：2～3.1.

[50]高锡爵修，郭巍纂.临洮府志，卷10[Z].康熙二十六年刻本，2.

[53]明太祖实录，卷93[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1628.

[54]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2[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9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45～46.

[55]明世宗实录，卷369[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6606.

[56]马文升.马端肃奏议[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721.

[58]杨一清.关中奏议[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68.

[59]杨一清.关中奏议[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69.

[62]汪元絅修，田而穟纂.岷州志，卷9[Z].康熙四十一年刻本，10～11.

[64]王全臣.河州志，卷6[Z].康熙四十六年木刻本：14.

[66]高锡爵修，郭巍纂.临洮府志，卷6[Z].康熙四十六年刻本：18.

[69]循化营参将胡超、循化同知林倬奎、保安营都司高勇臣禀[A]//那彦成.那彦成青海奏议[C].宋挺生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251.251.253.

[70]奉查南番粮赋案[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531.

[71]循化厅为催粮传各歇家事[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1634.

[72]为南番甘家川各番民依限完纳额粮事饬拉卜楞嘉木样呼图克图[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1697.

[73]呈开南番各歇役名单[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4722.

[74]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1：（51）.

[75]歇家为哇的帐房搬往他处，额粮无着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531.

[76]南番甘家川歇役马元顺等为强番互串越界占牧上循化厅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3045.

[77]青海大臣为查办双朋与刚拭寺冲突给循化厅的札[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2.

[78]西番加咱族歇役马瑞为奉查官受、贺尔与多哇械斗情形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694.

[79]为差缉抢夺崖慢工撒回牲畜之强番事[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6-永久-233.

[80]循化厅为不准隆务四族渡河抢劫的谕[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663.

[81]拟议起台番众杀毙立加八乙案的处理方案[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4752.

[82]循化厅为勤心用事给鸿化族等乡约的谕[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53.

[83]为发售官茶获银交来差持回事饬拉卜楞寺贸易行约等[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3069.

[84]委任全福禄为隆务寺乡约[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6-永久-122.

[85]为协差将应纳本年额粮照数清交事饬拉卜楞寺香措等[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1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