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石夫:传承京派大写意

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西沐曾如此评价大写意花鸟画家郭石夫，“进入新的世纪，当文化自觉成为更多人的关注点时，郭石夫的学术地位也被更多人关注，日显其隆。从他的绘画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对传统的继承，更看到了他在中国文化根脉的基础上，依循自我悟性的创造与生发。写意绘画作为中国文化艺术思想中最精微的形式与体验，应不断参与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照与创建中，这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更是一种文化勃然兴起的自信力，是提升文化品位、拓展写意艺术的重要契机。” 郭石夫，1945 年生于北京。以大写意花鸟画享誉画坛，并兼擅山水、书法、篆刻、诗词及西洋绘画等，于戏曲上造诣尤深。郭石夫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百多年来，不断有人用西方美术观念来革中国画的命，中国画因此迭遭厄难、命途坎坷。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刚走上复苏、繁荣之路的中国画，却又遭遇了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艺思潮汹涌而入的冲击。20年风云，转瞬即逝。当中国画界在多元激荡和东碰西撞一段时期后，愈益多的中国画理论和实践者重提贴近文脉、弘扬民族绘画精神，当年被谤为传统守旧的郭石夫却又成为如今的正途大道。 以荣宝斋、故宫为师

郭石夫习画，既没有拜于某个名家门下，也不是科班出身，虽有家教渊源，但那也只是一个启蒙。他的绘画成长历程主要是靠自己的研习与体悟。如果一定要为郭石夫的绘画成长经历寻找一位合适的老师，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是荣宝斋，一个是故宫”。

郭石夫幼时，京派风韵犹盛，齐白石、陈半丁等一大批京派大师尚在世，荣宝斋等地常常能见到他们的作品。尤其是荣宝斋，在他的眼中更像一座“免费的博物馆”，其中陈列着众多近现代名家的精品之作。而故宫又有系统的古代书画陈列。青少年时，荣宝斋、故宫竟成为他常去观画的“课堂”。他年少无师，仅得家父指导，但却得到张大千、胡佩衡、陈半丁等大师的真迹让他临摹。在这种没有门户之见的条件下，郭石夫完全靠着自己的自学精神，尊重自己的兴趣与价值取舍，博采百家之长，兼收并蓄，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是为海”。 /郭石夫绘画作品《墨兰》/郭石夫绘画作品《海棠》/郭石夫绘画作品《浓香》 /郭石夫绘画作品《莲塘清夏》

/郭石夫绘画作品《富贵长春》

数十年来，他甘于寂寞，刻苦研究历代花鸟画大师的作品，尤对徐渭、山人、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深所服膺。多年来，他将他所崇拜的大师们放在一个文化链上做系统思考，细心揣摩，研究诸家之长，又各个“击破”似地解析每位的得失，将其一一融入自己的艺术之中。他深深地陶醉在这些笔精墨妙的艺术品中，以致后来经历的许多坎坷和生活磨难，都不能动摇他对中国画的热爱和追索。因为只有一进入这个领域，他才会有醇净空疏之心，才能陶然忘忧。中国画的这种“内向性”和追求自由精神的传统，不仅淡于欲求，也相对疏离于社会的繁闹。在郭石夫看来，他所钟爱的中国画之所以对他有无穷的诱惑力，正在于此。 坚持传承“京派”绘画

《中国画苑》杂志主编傅京生曾这样评价郭石夫：“在艺术创作上，郭石夫是当代画坛具有独到造诣的佼佼者。在20世纪中国画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的艺术风格显示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传统绘画语境日渐稀薄的情况下，他的艺术实践乃是通过对‘京派传统’的继承为津梁，不仅衔接了中国古典绘画传统的‘文化基因’，而且还通过他具有独到造诣的艺术创造，把这个‘文化基因’根植在了现当代人的审美心田。”

在“八五”美术新潮时期，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画，一时各种否定、改造中国画的理论和实践行为纷繁迭起，遂成一股潮流。郭石夫坚持承传他多年研习的“京派”绘画艺术，成了当时美术界被奚落的对象。所谓“京派”实为近百年中国画坛的主流。自明永乐帝移都北京这几百年以来，北京愈益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五四”前后，文化精英尽集京城，中国画领域一改几百年来数代大师出江南的格局。

但郭石夫对传统的认识，源于他对历史的宏观眼光。他认为许多“风”也好，“潮”也好，只是暂时的。而中国画学精神，依东方文化之源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虽千曲百折，终是向前。如范迪安先生所指：“中国画家传统的价值，曾经被文化上急切‘思变’的心理所遮蔽。”但他并非不关注西方艺术，他认为，“艺术有别于自然科学等领域，不能以‘西’衡‘中’，更不能以‘西’代‘中’。中国画经千数百年流布，早已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可谓根深干壮，纵遭一时风雨，摧落的不过是枝叶。”

虽然他以承传“京派”大写意风貌为主，但他之眼界早已上溯扩展至千年来花鸟画的历代大师。不光近现代的李苦禅、齐白石、潘天寿、吴昌硕在他的研习范围，再远的朱耷、徐渭，以至文同、黄荃也是他探研的目标。由于他自觉到传统的意义，并且努力集研深究，如前人所言，“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故其作品，每于旧物事中出新意，虽则题材常为梅兰竹菊、草木禽卉，但沉雄恣肆的用笔，旷达舒展的构图，率意苍浑之气象构成意趣盎然、气息鲜活、韵致爽雅之画面，全无泥古不化之气。中国绘画题材的固化和经久不变是令人惊讶的，凡长期流传不衰的都是象征性强、寄托深厚的，以便画家“托物寄情、托物言志”。千年来，代有名家写梅竹，题材未变，但画家却为之注入新的人生感喟和新的美学精神。郭石夫亦好写梅竹，他不仅在画梅竹时，贯注自己的情怀意绪，也还在水墨语言形式的拓展上着力探究。他笔下气局宏大，于豪放中不逾法矩，实为几十年潜心修炼之结果。 对画外功十分重视

作为一个承传延续型画家，郭石夫在书法和印章上都有极深的修为。郭石夫并不以文人画家自我标榜，但他对画外功却十分重视，如他把书法的练习作为功课深入画中，作为绘画语言的泉流。由于书法在画面上不承担对物象的描绘，但扩大了线条写性的美感，丰富了空间的分割，其意象或抽象性能导引画家获得一种高度的自由，使其贯注于其形式、韵律和结构。而这些正是中国画最需要的美的内质。

在篆刻上，郭石夫也是深入堂奥的好手，印章入画，除形式上给绘画以生气外，印语的内容也是画家个人精神志趣和审美追求的反映。特别是篆刻的闲章，记录着他在不同时期的境遇和艺术见解以及偶触杂感。显然，这些并无二致的近缘艺术无不使他的画熠熠生辉。

由于郭石夫理性地意识到传统的丰厚构成与经典名家的风范是取用不尽的创造动力，所以他较早就给自己拟定了“潜沉传统，扩展学养，依性情禀赋，梳理可能延展的艺术空间”这样的创作路子。1997年，在《郭石夫画集》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自序中他讲道：“这本画集正当我五十岁的时候得以编辑出版，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自己的画集。几年来，对于传统花鸟画如何创造出新的形式，如何加强它的视觉效果，同时又不失去它的审美内蕴，既保持民族传统，又强化它的时代精神，始终是我思考的问题。艺术的变革实非一日之功，所以这本集子里收入的作品都应算是过去的东西。如果说有一点可取之处，那也应看作我在前人的基础上，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而取得的成绩。就这一点而言，也用去了我几十年的时间，艺术之旅的艰辛真如大海行舟……” 这段表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继承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家的艰辛求索过程，也体会到了一位艺术家面对民族传统、面对时代精神、面对艺术变革的真诚与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