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在阐释过程中的关系

纵观“以意逆志”作为诠释方法的发展史，“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始于清朝。周裕锴先生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考证：

尽管孟子的这两个观点早在宋代就为“尚意”、“释史”的解诗者所推崇，但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下被分别引用，相互之间并没有关系。明代人更少“论世”的概念，直到王嗣]在《杜臆原始》里才首次提出“诵其诗，论其世，而逆其意”，而这时已是清初顺治二年了。从此之后，“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便有了一种理论的自觉，几乎成为清人解诗不言而喻的通则。

并且同时指出：

声称“以意逆志”者，多主张以“知人论世”为前提，……，而号称“知人论世”者，多标举以“以意逆志”为目的。

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也持同样看法：

在《孟子》书中，“以意逆志”和“论世知人”是在不同的地方讲的，孟子并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后世有人指出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不得也。……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孟子正义》引顾镇《虞东学诗》语)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不论世知人，不了解诗的作者的时代和思想、生平，所谓“以意逆志”容易陷入主观臆断。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两命题这种结合和统一是清代论者自己理解观念的产物，是从自己的观念出发，对孟子原有命题重新组合、改造的结果。

李畅然先生在《清人以“知人论世”解“以意逆志”说评议》一文中认为，“‘知人论世’在本质上具有同‘以意逆志’一致的共相性的方法论取向”。“知人论世”以及要达到“知人论世”所需要的手段，如考据等，尽管它们都对理解文本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还是区别于作为阐释对象的文本的。只有文本才是“历史”的真实代表。

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结合的方法来正确理解作品，评论作品的理论和实例都比较多，如吕华明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考论》一文中通过对一些诗歌作品重新理解，向我们展示了这两种方法的积极作用。本文对这一方面就不赘述了。

但一方面，对于某一些作者和作品，“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两种方法在理解和评论作品时却会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具体的说来，是“以意逆志”得出的“作者之志”与“知人论世”所表现的“作者之人”的矛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潘岳和他的《闲居赋》。

《晋书・潘岳传》所论:“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谗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后人常根据这段话来评判潘岳的人品，认为潘岳是一个轻躁趋利，全无气骨的文人。而其所著《闲居赋》，被认为是“高情千古”。由“知人论世”得出的结论与《闲居赋》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知人论世”并不能帮助强化我们对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理解，相反有时还会消解文本所表达出来的意味。

周裕锴先生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考察孟子有关书面文本的阐释学理论时，提出了一个“理解的循环”的理论：

（知文）知辞知志知人（知世）知人知志知辞（知文）。

由“知辞”而体会到作者之志即“知志”，由“知志”而了解作者的人品即“知人”，这是一个“以意逆志”的过程。由“知人”到“知志”再到“知辞”，这是一个“知人论世”的过程。

结合上述“理解的循环”的理论，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当文本所表达出的作者之志与作者本人的人品不相符时所产生的矛盾。再看潘岳的例子，如果我们固执于潘安的人品不高，从而否定《闲居赋》的文学价值，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阐释的努力就失去了意义。笔者的观点是，当“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突出“以意逆志”作为独立的阐释方法的地位。

“知人论世”得出的结论相对于作品文本来说是外部的、辅的，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有些情况下却阻碍着我们理解作品。从另一方面来说，“知人论世”所依据的材料有一部分也来自书面文本。对特定作品，“知人论世”先在的结论也许会和作品的内容产生矛盾，但反过来，这特定作品也补充了“知人论世”的材料，从而使“知人论世”的结论更全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综合利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阐释文学作品时，在重视“知人论世”方法的同时，应该坚持“以意逆志”方法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吕华明:《“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考论》，文学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

[5]（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6]（元）元好问：（清）施国祁注，麦朝枢校，《元遗山诗集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