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文化对翻译选择的影响

【摘要】文章通过对比分析林语堂《孔子的智慧》编译本和阿瑟・韦利《论语》译本中的一个语段，讨论他们在具体语段单位的翻译处理方法上的差异，分析不同的母语文化背景对两者在解读原文和翻译表达过程中选择的影响

【关键词】母语文化 林语堂 阿瑟・韦利 《论语》翻译 对比研究

一、引言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记载了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外译《论语》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华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也成为中华典籍外译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

十六世纪末至今，众多中外译者都对《论语》的外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国外译者有早期的意大利人利玛窦，英国传教士马歇曼，其后理雅各、翟林奈、韦利、庞德、利斯、斯林格伦德等外国译者也对《论语》进行过翻译；中国译者主要有：辜鸿铭、林语堂、刘殿爵、许渊冲、丁往道、黄继忠等。翻译大师们运用直译、意译、节译、编译、创译等各具特色的翻译策略和方式，将这一经典引入西方文化。在传扬中华古典文化精髓的同时，留下多种译本，他们的翻译方式受到了译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翻译史上，数个译本并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各种译本皆具特色、争奇斗艳。后世研究对这种现象，从翻译目的、策略、方法、过程、译者能动性、读者反应论等角度都做过深入的研究。

然而，“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不同母语文化背景对他们翻译活动中的理解和表达选择必然存在影响。本研究以《论语》中孔子晚年对自己思想历程的总结中的一个语段为切入点，对比分析林语堂编译文本和阿瑟・韦利译文，探讨两位译者的母语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他们翻译活动中的理解和表达，为汉英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本文中的母语文化背景专指个体在童少时代接受的母语文化教养和熏陶，不包括成年后接触的异域文化元素。

二、关于译者及译者的母语文化背景

林语堂（1895-1976），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早年留学国外，后回国任教，晚年定居台湾，一生著作颇丰。林语堂虽信基督，并留学旅居西方多年，但骨子里的精髓依然是中华文化。华夏文明印记在林语堂著译的内容、创作风格、社会家庭生活、对故土乡音的迷恋中都得以显著反映。

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英国著名汉学家，早年师从著名剑桥大学教授迪金森和摩尔，深受两位学者影响，仰慕东方古典思想。阿瑟・韦利作为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从小在英国文化生态的熏陶下成长，世界观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虽成年之后多与中华文化深入接触，但毕竟是“从未到过中国的中国通”，所以，根深蒂固的烙印总是会在不知觉地在翻译著作中流露出来。

林语堂和阿瑟・韦利在中国经典英译中都翻译过《论语》，两个译本在整体风格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在概念意义选择上存在着一些显著不同。差异原因或多种多样，其中，但源于各自母语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

三、对比分析中发现的母语文化背景影响力

《论语》第二篇《为政》中的有一段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概括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的精要，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是说：我十五岁时立下志向，刻苦学习。三十岁时，经过历练，在社会上立稳了脚跟。四十岁，历经沧桑，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已不再有疑惑。到了五十岁，经过大半生的努力奋斗，终于弄明白了自己终极命数。六十岁，阅历丰富，能立辨是非，待人待事心平气和。而活到七十，早已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哪怕举止言行随心所欲，也不会逾越礼仪的规范。

以下为两位译者的译本：

林译：Confucius said， “At fifteen I began to be seriously interested in study. At thirty I had formed my character. At forty I had no more perplexities. At fifty I knew the will of heaven. At sixty nothing that I heard disturbed me. At seventy I could let my thought wander without trespassing the moral law.

f译：The Master said， “At fifteen I set my heart upon learning. At thirty， I had planted my feet firm upon the ground. At forty， I no longer suffered from perplexities. At fifty， I knew what were the biddings of Heaven. At sixty， I heard them with docile ear. At seventy， I could follow the dictates of my own heart for what I desired no longer overstepped the boundaries of right.

总体来看，两个译本相似之处表现在文体风格的运用上，都采取了接近原文古朴语体的朴实风格；两者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对原文中某些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表达的选择。

经过逐词研读对比，可以看出，两个译文主要有以下几处不同值得详加考察：

1.对称谓语“子”的翻译。林译本选用“Confucius”，而韦译本则选用“the Master”。

“Confucius”一词最早由意大利人利玛窦首先使用，来源于“孔夫子”的音译，之后这个词在英文中一直沿用作为对“孔子”的专称。其中，音素“Con”是孔姓的音译。古今汉语“夫”都有指成年男子之意；“子”在古代汉语中的一个意思是则专门用来称呼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论语》中专指孔子。“夫”、“ 子”合一在汉语中的一个意思是对学者和老师的尊称，而音素“-fucius”就是“夫子”一词的音译。

英词master的语义用法很多，作称谓词的，牛津和朗文英语词典对该词都有两个相同的基本释义：（1）someone who is very skilled at something（技艺高超之人）；（2）religious teacher or leader（大师或师傅――对宗教大师或领袖的尊称）。

身为中英语言文化翻译大家，林语堂和阿瑟・韦利都不可能对以上差异不加详查，但他们依然做出了各自的选择。唯一可解释的是：林语堂认为，“Confucius”――中国文人心目中“大成至圣”的崇高风范和地位――更能代表中华儒学文化价值体系；而阿瑟・韦利更看重“master”，因为在他看来，该词在英文语境中，更强调的宣扬传播和深化传承，较合乎西方实用主义文化价值判断。

巧合的是，他们的前辈，辜鸿铭《论语》译本中孔子译为“Confucius”；而理雅各的《论语》、《大学》和《中庸》译本中，但凡是孔子，都无一例外地用the Master。不知这能否算得上是同族文化翻译大师之间的相互传承或心有灵犀。

2.关于“十有五而志于学”中“学”的翻译。“十有五而志于学”中的“学”，林译本为“study”；韦译本为“learning”。

在不同的语境下，汉字“学”可分别对应英语“study”和“learning”，前者强调学习研究的过程（学习），后者强调学习研究的结果（学会、学问）。从上下文语境上看，两种处理都非常合乎逻辑。

但不同的选择，却反映出两位译者对“学”字不同解读和表达的侧重（林语堂重过程，韦利重结果），并由此折射不同文化背景对他们翻译思维潜在的左右。

3.关于“三十而立”中的“立”的翻译。林译本为“formed my character”；韦译本为“planted my feet firm upon the ground”。

这句的翻译，两位译者对原文的意义有着不同的阐释。

韦译本反映出的“立”是：脚踏实地在社会上解决温饱、确保生存、确立地位，即成家立业，与原文字面语义贴近，也符合普遍性的话语语境。

而林译本的“立”则立意高远：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和高尚品格，进而立足社会，显得比较高大上。

究其缘由，依然是两位译者不同母语文化导致的人生观差异使然。

在英国文化滋养下长大的阿瑟・韦利，童少年代一定没有诵读过唐初诗人虞世南的《蝉》。而从小浸泡在中华传统知识氛围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无人不知“垂q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所表达的出对内在高贵品格的热情赞美、对高度自信和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的追求。

因此，韦译本显得质朴平实，更接近普通人世俗生活的状态，也比较形象化，通俗易懂。此外，这与前面提到过的韦利的翻译思想“译诗中再现原始的意象，服务于普通读者”也不无关系。

而林语堂心目中圣化了的孔子显然不属于普通百姓一族，他绝不会仅仅满足于衣食无忧的小康，他必须崇尚德学、人格伟大、志存高远、身体力行，诚如《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所有一切均出自于格物、知至、诚意、正心、修身，即人品性情修养，也就是林语堂刻意拔高的“立”（formed my character）。

4.关于“矩”的翻译。林译本为“moral law”；韦译本为“boundaries of right”。

林译“law”更多强调约束限制人们日常行为的标准、规则、规矩、法则、法度、法规之类的概念。韦译“right”突出的是人们被赋予或享有权利或者对其他人或事物的控制力。

从上下文语境上分析，两位译者的译文都吻合原文的逻辑语义，但林、韦不同的表达也反映出两种母语文化环境的差异的作用。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作为其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一直广泛地影响着中国文人的精神、物质生活，因而也就形成了崇尚中庸规矩的心理。在这种文化国度度过儿童少年时代的林Z堂，价值观念必然深受影响，精神深处必然留有无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循规蹈矩”、“景进退应矩”之类的刻痕。因而，林语堂以“law”译“矩”，怕也出自本能的选择。而且，以“law”译“矩”无论从字面上讲，还是文化上看，都更加贴近原文，更加符合源语言的思维方式。

在当时早已实现典型民主文化的西方社会，公权力相对分散、平均。政治上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独立人格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具体的表现；“天赋人权”深入人心；生命、财产、自由、平等被视为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阿瑟・韦利解读、阐释“矩”为“boundaries of right”，无疑是以西方民利的意识为出发点，将“不逾矩”引申为“不会跨出个人权利的界限”也就成为了他的不二之选。韦利站在译入语读者的角度去理解原文再加以翻译，所以译文更加贴近西方思维方式。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论语》的翻译中，两位翻译大师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对他们的作品翻译都具有深厚的影响。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以强调协调和秩序为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则偏重于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同的价值视角必然导致林、韦译文的明显差异。

林语堂是以母语为汉语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而阿瑟・韦利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汉学家。虽然成年之后都深入接触异域文化，但依然各自带有母语文化中养成的特定的气质个性、心理倾向、文化修养、审美情趣、道德观念。作为原作的读者，都会本能地、更多地从母语文化的视角参悟原文。作为文化经典的传译者，在根据特定的翻译语境和读者对象使原文意义具象化的过程中，更会不由自主地带着母语化的倾向诠释原文，从而，在具体核心概念单位的翻译处理上采取不同的选择，创造出不尽相同的译文。无论是林语堂的译本，还是阿瑟・韦利的译文，都是质量上乘的佳作，既为异域读者洞开了中华文化宝库之门，又以不同的视角引导了读者欣赏中华文化的瑰宝。

参考文献：

[1]杨平.20世纪《论语的英译与诠释》 [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10）：21- 32.

*本文为2014年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立项HNKY2014-28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