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区研究现况与经验借鉴

网络社区在西方学术界更普遍地被称为“虚拟社区”。作为概念，网络社区很大程度上是与因特网的出现密不可分的。从早期的BBS和电子邮件，到后来的网络游戏、网络聊天以及博客，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网络进行彼此的互动。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有关网络社区的研究在西方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尤其突出表现在对于网络社区社会属性的探讨上。不过，相较于西方，我国相关网络社区研究尽管开展得并不算太晚，但与西方学界有关网络社区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与反差。为此，梳理与总结西方有关网络社区社会属性研究成果便显得非常必要。这将一方面有助于拓宽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缩小乃至弥补中西方网络社区的社会属性研究方面业已形成的学术鸿沟，为提出我国网络社区社会属性方面的研究问题提供启发；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中西学者在网络社区社会属性这一话题上的交流，以及尽可能地在同一个学术平台上进行对话乃至合作。毕竟，在今天这样一个日趋融合的全球化社会里，过于自我封闭和光顾着自说自话的传播学研究大约注定是没有出路和前途的。

基于上述，本文将对西方传播学界有关网络社区社会属性方面的研究进行较为详细与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在网络社区研究方面的具体缺陷所在，以及西方网络社区社会属性方面的研究对我国这一方面研究所可能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胜境”抑或“迷思”

有关网络社区的第一个争论是有关网络社区的性质。简言之，网络社区到底是一个全新而不同于现实社区的存在，还是与现实社区无异？

总体来说，持前者的学者们大体都认为，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是两个无论在条件上还是文化上都完全不同的两个社区。例如，斯蒂芬•琼斯认为，网络社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空间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的矩阵”[1]（P15），并且承载着人们对于业已逝去的传统社区的怀旧梦。帕伊琶•诺瑞斯认为，这种新型社区承担了“粘合”和“桥接”两种社会功能：一方面，数字世界将志同道合者带到了一起（“粘合”）；另一方面，网络促进了不同价值观和信念的人们之间的融合（“桥接”）[2]。时下走红的曼纽尔•卡斯泰尔指出，网络社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平台，网络社区正在使得我们整个社会网络化[3]（P388）。

不过，怀疑论者则质疑这种有关网络社区的种种“乐观版本”。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在网下现实和网上现实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正如弗兰克•外博斯特所言，至少目前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所谓的信息社会业已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带来了多少实质性的变化[4]。而且，纵然在网络中，“日常政治大抵总是会胜出的”[5]（P97）。乐观版的网络社区学说遇到的最激烈的抨击来自于文森特•莫斯可。莫斯可尖锐地指出，所谓的网络社区不过一个“建构的迷思”而已[6]。依照他的观点，通过对于所谓的超越时间、空间和经济的路径的承诺，这些乐观派们一手打造起另一个以数字化胜境为特征的现实。不过，本质上，所有什么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之类的乐观言论，都不过是人造的神话罢了。而且，莫斯可进一步分析了网络社区作为一种迷思的原因所在，那就是，日常生活的索然无味，以及网络社区所体现的电子民主以及电子安全的价值，这种价值正好吻合了今天的人们内心对于民主与安全的深切需要。

二、E民主

除了上述的是否存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社区的争论外，另一个与网络社区有关的热议话题是，E民主，即，电子民主。借助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一些学者将网络社区视作一个依托于创新性的直接互动从而有利于公共辩论的、电子化的意见市场。通过网上公共领域的建立，网络社区被确信将为民主话语的发展做出贡献。例如，萨热•奔提外戈吶坚持认为，“在过去的世纪里，对互联网内在潜力的开发促使波及整个社会系统的巨大变化。基于此，网络空间的政治正试图来重新界定它自身”，一个有利于民主的网上公共领域正在形成[7]（P51）。不过，与这些论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修•黑恩德曼所做的实证研究呈现一个截然相反的画面。黑恩德曼的研究明确显示了利用网络社区来促进网上民主是个天方夜谭。按照他的说法，“网上公共领域已经是个事实上的贵族政治舞台，被那些稔熟于高超辩论艺术的人士把持着”[8]（P139）。同时，“民主的分化”、“信息贫困”和“虚拟的不平等”等议题也被广泛讨论着，以抗衡于有关E民主的理想化论述。

有关E民主的争论仍在继续，这也便不奇怪，学者们在网络社区的民主潜力方面几乎无法达成什么共识。但是，当论及网络社区为弱势群体所提供的新的表达机会时，绝大多数的学者们似乎都认同于网络社区的民主潜能。例如，阿楠达•迷特通过对于散居世界的印度人和女性等边缘人群在网络空间的自我表达的探讨，证明了网络社区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去中心化。在她看来，网络社区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为边缘声音挑战权威话语提供了大量的机会[9]。阿莱科斯•坎普贝尔近距离跟踪调查了一个名为“平头派”的网络新闻群体的身份构筑过程后，比较令人信服地认为，网络社区的文化更为杂交化，这正好为那些被遮蔽或者被边缘化的声音提供了新的与既有权力结构谈判和抗争的能力[10]。

三、网络社区的非单面向属性

随着互联网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日趋认识到，网络社区要远比单纯的迷思化或者去迷思化的争论复杂得多。为此，一些学者似乎开始有意避开上述多少有些狭隘和极化的学术路子，转而努力展示网上社区与网下社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像杰姆斯•斯莱温，他就通过自己的研究来试图显示人们如何将网下世界的规范和实践带入网上行为之中，从而不亦乐乎地忙于“商议真实和虚拟世界时空之间的边界”[11]（P7）。他的一个风趣观点是，当人们在网络社区中时，“他们（实际上）在两个世界各插了一只脚”[14]（P7）。冯应谦则在研究香港年轻人的网络游戏生活，指出了网络社区和真实社区之间的相似性和相互依存性。他认为，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可拆分的[12]。冯的观点也被卡薇瑞•萨卜茹蔓燕姆和帕垂斯厄•格林菲尔德的相关研究所证实。萨卜茹蔓燕姆和格林菲尔德发现，人们在网络世界中的经验确实被他们当作融入网下世界的工具[13]。另外，丹尼尔•米勒和砀•斯雷特的民俗学研究和深度访谈则从别一角度凸显了网络社区的两个规定性特点：一个是扩大了的实现，另一个是扩大了的潜力。所谓“扩大了的实现”，指的是通过网络社区，个人能够变成他自认为的真实样子，也就是，自我的“实现版”；“扩大了的潜力”则指的是，得益于网络虚拟联系的激发，现在的人们能够为自己的未来构筑一个全新的愿景[14]（P11）。

四、对我国网络社区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于西方网络社区社会属性相关研究的爬梳可见，其学术争论主要集中于3点，即，网络社区到底是一个全新而不同于现实社区的存在，还是与现实社区无异？网络社区是否会带来一个电子型的公共领域，从而使得我们实现电子民主（E民主）？网上社区与网下社区之间呈现为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以此来反观我国网络社区研究，则一方面可以烛照出我国网络社区研究的不足所在，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我国传播学者在网络社区方面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具体而言，我国现有网络社区研究的不足有：

第一，在“量”上，尚不足以形成一定的学术规模。通过在“篇名”中输入“网络社区”，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1990-2010)中得到297篇相关文章，而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年———2010年）中仅发现21篇。在前者297篇文章中，多数是有关网络技术或者商业模式的，从传播学角度来探讨网络社区的文章非常少。这也便难怪10年的中文社科索引只有21篇有关网络社区的论文了。而且，即便在这21篇文章中，仅仅只有两篇来自于传播学界刊物中较为得到公认的四大名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现代传播》）。一篇为孙晖的《网络社区还是网络殖民地：网络报纸的境况》（见《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另一篇为王仕勇的《网络社区“人肉搜索”：自组织的生产与道德自律》（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第二，对于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之间的关系，我国学界进行这方面探讨的论文不多。研究现有网络社区的论文，笔者发现，网络社区作为一个全新并迥异于现实社区的空间被当作了几乎所有相关论文的当然前提。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跳过西方学者热衷的有关网络社区与现实社区关系的讨论，直接进入对于网络社区基本属性的探讨。至于网络社区社会属性尤其是与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研究，则几乎付诸阙如。笔者目力所及，仅存王君平的《虚拟的网络社区现实的公共领域———浅谈强国论坛对公共领域的重构或转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6期）一文着力探讨网络社区与公共领域关系。不过，该文凭借孙志刚案一个单一事件来将强国论坛定性为公共领域是否妥当值得商榷。

第三，我国学者热衷于对单个网络事件进行剖析，有“就事论事”的急就章和短平快之嫌。这往往导致评述式论文的盛行，以及对于研究方法的漠视。事实上，单个新闻事件所具有的理论上的普适意义是十分让人怀疑的。而且，正是由于习惯于对单个网络事件进行一窝蜂式的鼓噪，而部分地让我们忽视了对于网络社区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的冷静分析与把握，也使得论文本应具有的对于现实的理论解释力变得尤为薄弱和昙花一现。

第四，研究问题较为分散，难以形成热点与较为集中的关注点。这使得相关研究基本上成了学者们的各自陈述，研究者之间的碰撞、交流、对话与交锋不够，使得国内该方面研究缺乏应有的学术脉络与学术积淀。

西方网络社区研究的现有成果对于我国有如下启示：

从研究主题上来讲，不宜局限于网络事件本身，而应由此漾开去，进一步探讨网络社区所带来的新的传播环境，以及这种传播环境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属性及其社会意义。简言之，我们不宜在研究上采纳过度的事件取向，既而忽略对于网络社区本身的理论探讨。像西方网络社区研究中有关网络社区与公共领域、现实社区之间的关系，都为我国传播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其次，网络社区所带来的话语权力、交流方式、互动性等方面的变化，以及社会身份的重构等论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另外，结合我国社会分层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网络社区中的次级网络社区，比如，记者群体、大学生、打工者群体、聋哑人群体等，同样是网络社区研究中很有意义的话题。

从研究路径上来讲，就西方有关网络社区研究的现有文献来看，大致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既有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应用到网络社区的研究中去，以探寻既有概念和理论对于网络社区现象与属性的解释力度、适应程度，以及概念和理论可能的发展方向与趋势；另一类则以“网络社区乃迥然不同于现实社区”的观点为前提，从实证研究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和理论。相对于我国网络社区研究基础尚很薄弱的现实来说，这两种研究路径都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

当然，由于中国现实国情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在网络社区中的反映与体现，我们对于网络社区的研究大可不必也不可能做到与西方研究一模一样，但是，在概念化和理论化方面，西方学者们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更莫论方法论上的严谨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