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更为开放自信的中国

G20首尔峰会结束,各方暂时避免货币战争的努力得到广泛肯定,尽管国际社会对《首尔行动计划》评价不一。

有人认为本次峰会将在促进“共识转化为行动计划”有其历史性意义,尤其体现在再平衡与汇率、IMF改革与金融安全机制、金融监管以及贸易发展等方面;也有人认为峰会更多体现在原则和框架性的共识建立,而缺乏实质性成果,G20未来合作发展道路曲折而漫长;更有人担忧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新兴经济体发挥作用的环境下,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各国国内政策效应向海外扩散,由此导致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国际冲突。

究其根本,主要分歧并不在于各国是否要携手促进经济增长、对抗金融危机、缩小南北差距和反对贸易保护,避免货币战争,而在于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在哪些议题上携手。对全球来说,其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将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的发展轨迹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而对中国而言,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如何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扮演一个大国角色,并利用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和形式为我所用,是对中国未来的一个大考验。

毋庸置疑,中美在经济利益上的分歧集中在货币汇率和贸易问题上。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在危机后的复苏表现低于预期,尽管从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往美国经济中大举注资,以求刺激美国经济。但迄今,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6%,待业率为17%,按其标准统计的贫困人口跃升至15%,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最直接反映出美国民众认为经济刺激计划并不成功。

奥巴马政府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同样饱受质疑。把中国作为一个借口,似乎是转移国内选民情绪的一种方便做法。不过这并非主流的声音,如同中国有部分将美国当成假想敌的声音一样,民族主义情绪在真实经济困境面前,多少显得疲软无力。美国大批的选民不满,主要是集中在政府使用资金的低效率以及长期经济刺激计划未能创造足够就业上。

而中国经济从整体数据上看,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确在短期内起了作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20%,从购买力平价标准来看则为全球的25%。

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要么依赖于贸易顺差,例如10月贸易顺差达271亿美元;要么依赖于政府投资,这又会导致两种倾向,一种是多发货币,例如10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9.3%,而人民币贷款增加5877亿元,这也被认为是导致近期CPI涨幅超过3%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是增加财政税收和开支,10月国家财政收入累计增长 21.50%,财政支出累计增长 22.3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依旧是在出口和政府投资上左右开弓,而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到依靠内需上来。

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容易导致两国在汇率和贸易上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美国希望保持弱势美元以平衡经济,并渡过难关,这就促使其施压人民币升值。而中国则希望避免过快升值带来的出口压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失业影响。

实际上,美国的出路在于减少财政赤字, 提升高附加值行业蓝领工人的实际薪酬,鼓励进一步投资;而中国的解决方案在于减少储蓄外流,将储蓄转变为国内投资,增加国内消费,改变简单依赖出口的传统做法。这需要两个大国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的不景气。

如若寻求在贸易领域增加壁垒,则会损害双方福利。美国通过二次量化宽松开闸放水来压低美元以刺激出口,与中国维持低利率来维持出口,有手段上的差异,无本质上的区别。市场担心人为压低汇率之后,对国外产品和服务增收高额税收,会将各国拖入贸易战,从而损害全球消费者的福利。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最终会反噬自身。

对于美国而言,应该进一步开放市场,允许中国对美进行直接投资,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且扩大其他高新技术对中国的出口。而对于中国而言,也应该进一步开放市场,适度稳步升值人民币,增加并鼓励进口,减少贸易顺差,并且放松汇率管制,转到以市场为基础形成汇率的机制上来。

当然,仔细审视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包括结构失衡、贫富和城乡差距拉大等,恐怕无法仅仅通过经济政策来加以纠正,而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才能得到解决。

鉴于此,中国要赢得国际社会尊敬,除了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之外,更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尽快成为多边自由贸易机制谈判的积极参与者,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级强国, 这要求中国增加成本投入,也需要国内相应的配套改革和进一步的开放措施,当然更需要中国以一个开放自信的大国姿态来面对未来世界的期待。